对李鸿章的再认识

学术论文
对李鸿章的再认识
系 别：国际贸易与金融专业名称：金融学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董馨
完成日期 2011 年 2月 1日
对李鸿章的再认识
摘要：提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等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气和、理性的对待这一历史人物，我们可以发现李鸿章的一生，可圈可点的地方
众多，他又鲜明的性格特征并带有进步思想，但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报负。

本论文
从不同的角度对李鸿章进行重新的认识。

关键词：李鸿章近代化中国变革
履历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

安徽合肥人。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

同时，
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

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
作战。

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

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

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

旋经曾国藩推荐
任江苏巡抚。

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

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

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
平军。

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

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

同时，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

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

次年，授湖广总督。

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

1870年，继曾国藩任
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

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

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
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

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

1901年11月卒。

谥文忠，晋封一等侯。

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的困惑：理想和现实的两难
李鸿章身处中西文明激荡的晚清时代，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
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
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
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
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
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
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
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现代化之路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

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

为此，他提出
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

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

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

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
政治制度。

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
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
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鲜明的现代意识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
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

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

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

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
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

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

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他说：“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在皇权体制的压制之下，虽然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他卓越的现代意识还是为疲软的晚清社会注入一支新的活力，有效的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对李鸿章的新认识
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
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
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他们敢侵犯台湾吗？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

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

看看美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
这还算中肯。

李鸿章对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功大于过的。

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

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

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李鸿章其实不算是卖国贼，他只是腐朽体制的牺牲者，他是以为值得敬佩的历史伟人，人们对李鸿章的看法应该有所改变了。

[参考文献]
[1]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
[2] [美]刘广京的《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上海古籍出版社）
[3]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