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

《论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
李寅生
第一章
引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

早在中国的史书《汉书》中，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

而在日本的史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

就地理形势而言，在古代社会中，中国一直是距离日本最近的且各方面都较为先进的大国，因而日本吧中国看成是自己民族学习的榜眼。

古代的日本劳动人民以他们高度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

同时，他们也虚心地向已具有高度农耕文明的中国学习。

早在秦始皇时代，虽然航海等交通条件还很不发达，但古老的中华文化却已开始传入日本了。

古代的中国劳动人民以惊人的智慧和非凡的胆略开辟了中日交通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秦汉时代的铜器、兵器等物品也经朝鲜横渡对马海峡传入了日本北九州等地区。

两汉三国时，中国与日本北九州一带地区的交往逐渐增多。

《汉书》中首次记载的“倭国”、“倭人”，即是指北九州一带的居民。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也载，三世纪时中国的养殖业已传入日本北九州。

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是随着《论语》传到日本的儒家传统的诗教思想。

四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南朝”开始了与日本的正式通聘，《宋书》中所记载的“倭国”范围已由北九州扩展到整个日本。

五世纪时，日本人民在假名发明之前已开始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叙的工具，并借用汉字作日语标音，即“万叶假名”。

“万叶假名”的产生，为中日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此以后，日本的知识界开始学习汉文典籍，日本社会一般的文教和礼俗也深受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

七八世纪时，中国唐朝最盛期先开了中华文化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盛唐之时，国势强盛，声威远震，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贞观、开元
时期，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兄弟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与邻国的友好关系，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盛况。

唐太宗在他的诗中所谈到的“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

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

”（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唐太宗全集》第2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

”（李世民：《正日临朝》，《唐太宗全集》第1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便是当时中外团结友好状况的反映。

而当时的邻近诸国，对唐朝也莫不仰慕，其中尤为突出者为日本。

当时的日本政府向唐朝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其知识界更是直接来唐探取中华文化的源泉。

日本政府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是两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由是揭开了日本历史一千余年学习中国的序幕。

在这一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尤其是盛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这种影响使得日本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带有即为身后的唐代文化色彩。

直到今天，这种影响在日本依然存在着。

由于中华文化的直接影响，孤悬在海上的日本列岛的先民并未被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所排斥，而是非常幸运地在灿烂光辉的古代中华文明的哺育下成长。

与西方“黑暗的中世纪”相比，中华文明至少领先一千年，其思想雨露滋润着整个东亚。

如果谈起日本的历史与文化，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中华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渊源关系都是无法否定的。

当中国的历史进入到宋元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也进入了与唐代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在《宋史》之前的官修史书中，中国历朝正史对日本的记载均将其列入四夷之部，所记多为奇风异俗、朝贡封赐等内容，这些内容尚谈不上是对日本的研究。

宋元之际的中日关系与在此之前的中日关系相比，变得曲折复杂起来，不仅有和平友好的一面，也有兵戎相见不愉快的一面；既有中国文化往日本的输出，也有日本文化反过来影响中国文化的内容，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章
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概述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

经过十多年的统一战争，到了太平与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匡胤又消灭了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割据历史。

北宋末期，由于奸臣当道和统治者的昏庸腐朽，从而使政治日趋腐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而位于北宋北部地区、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权却不断地崛起，最终在靖康二年（1127）灭掉北宋。

同年，康王赵构即位，并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南宋时，由于国家的综合国力并不强大，因而其统治范围只能局限于江南一隅，与雄踞于淮河秦岭以北的金朝构成对峙局面。

在当时的中国，除了金朝之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有辽和西夏。

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先后不断地侵扰宋朝，使得宋朝的民族矛盾变得异常尖锐。

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同时，宋朝统治者还把防范、镇压农民的反抗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面对强敌的入侵，统治者只能不断地割地赔款，一味的妥协退让。

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宋王朝的国力日趋衰弱。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王朝只维持了三百二十年的统治，最终为元朝所灭。

宋王朝的建立，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由于宋朝统治者采取了“守内虚外”的政策，特别是宋太祖实行的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集兵权于皇帝一身等政策，较为有效地维持了内部统治局面的长期稳定，使社会经济处于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行业的发展水平大大地超过了唐朝时期的水准，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

南宋政权迁都临安之后，封建经济的中心同时南移。

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引起物产丰富、经济条件较好而成为了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宋朝在世界上最早发行了纸币，同时又是海上贸易的大国之一，输出品大多是原料。

以手工业制品为主的商品输出，反映了宋朝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宋朝在于辽、西夏、金进行军事攻伐对抗的同时，在经济上也与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

不仅有官方许可的贸易，也有存在于民间的走私。

经济上的互通有无以及相互补充，沟通了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推动了各个政权的经济发展，为我国多民族的融合统一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在文化方面，北宋统治者在其政权建立之后，立即下令恢复、完善各级学校及典章制度，为封建统治大力培养人才。

书院制度也在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院，成为了学术发
展的一个有利因素。

书院的发展，也堪称是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此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都较前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中，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得到开发应用的。

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奠定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卓越地位，是宋代文化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象征。

第一节宋代文化发展概况
宋代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从唐朝末年出现了一个大的流转，从唐型文化转向为宋型文化，亦即从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转向为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宋代的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璀璨的一章。

宋代的诗歌虽不像唐代的诗歌那样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文学，但却思虑深沉，注重理性，在艺术上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

宋词是宋代文学的代表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虽然宋词的风格表现有所不同，但仍以婉约幽隽，细腻雍容为主。

宋代的散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各体兼备，独具风采，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宋代的话本，是中国文学史上开辟的一个新的纪元，它比过去的文学作品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宋代杂剧、南戏的出现和繁荣，标志着中国古典戏曲臻于成熟。

宋代的理学，集前人思想的精华，彙(hui)经、玄、佛、老于一体，着意于知性反省，造薇于仙性之间，以孔孟儒学为主干，形成一个包罗万象、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

宋代的建筑崇尚的是白墙黑瓦，槛（kan,jian)枋（fang,bing)梁栋不设颜色，专用土木之本色，表现了宋人一种淡雅平和的心态。

其他如宋代的瓷器、书法、绘画等，已脱略繁丽丰腴的外部形势，而更加注重意态，表现了简朴清秀的典雅格调。

宋代的文化，在文化发展史上已由内省、精致趋向于市井文化勃与的发展阶段，其在文化史上承先启后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一、文学上的承先与启后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中国古代士人的地位有了一个显著的改变。

以封建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明确昭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

”（《续资治通长篇》卷二二一）在这一方针
的指导下，宋代文官多、俸禄高、赏赐重的现象超过了以前各朝。

宋太祖赵匡胤还“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以至于“终怂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王大夫之：《宋论》卷一）。

在这种时代文化氛围下，所培育形成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士大夫阶层。

与前代文人相比，他们的文人意识更为自觉，其文艺创造活动也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质。

中国的诗歌发展到晚唐时期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这边是文人词登上了文坛，并成为了一代文学的主要样式。

虽然如此，是在宋代仍有相当的地位和自己的特色，正如明人陈子龙所说：“言理而不言情。

”（《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引陈子龙语。

）由于理学盛行，文以载道，“以议论为诗”、“以用事为博”的风气盛行一时，使宋诗出现了一些背离形象思维、走向抽象思维的倾向。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主意主理的宋诗自有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它像一个思虑精微的宇宙，以意索理，冷静地对外在物象展开概念化思考，进而从凝思中省悟到人生和宇宙的真谛。

宋诗与书、画的结合，格调高雅，体现了文人士大夫外在的理想品格。

宋诗独特的文化性格，对明代前后七子及以后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词是宋代一领风骚的文学样式，它虽然起源与民间，但仍与诗一样，以抒情为职志。

宋词由俗到雅，其柔美钟秀、香艳婉媚、细腻精致的一面，开创了一个“阴柔美”的世界。

宋词中虽有豪放一派，但最能反映宋代文人士大夫心境和意绪的依然是居于词坛主导地位的“婉约”，“阴柔”词风。

尤其是柳永等人的词作，语言通俗流畅，音调谐婉，善用铺叙，深受市民大众的欢迎，对后来的词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宋代的散文创作较为繁荣，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宋代又相继出现了欧阳修、曾鞏、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澈）等杰出散文家。

他们师承韩愈的“文道合一”、“文以载道”创作主导思想，在作品内容方面，大都指陈时弊，反映社会现实；在创作形式上，他们的散文各体兼备，独具风采，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宋代的文学，除了上述的诗、词、散文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形式。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文学继承了唐代文学中一些文学形式和体裁，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进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由于独具时代特色，它又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就此而言，宋代文学在中国文
学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二、儒学的复兴
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及其后的社会动乱，在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结构造成动摇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界的空前活跃。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久已消沉的儒家学说也逐渐复苏，并日益强大。

经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以及啖助、赵匡所发动的新经学运动交相推引，一个强劲的儒学复兴运动出现在中晚唐后的思想界。

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认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宋初三朝，虽然实行了儒、道、佛三教相融的方针，但特别注重扶持儒家的思想地位。

宋太祖执政之初，便下诏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亚圣、十哲、七十二贤等人的像，他还亲自撰写孔子、孟子赞（马瑞临：《文献通考》卷四四十三《学校·四》。

）。

此外，还大兴礼乐，重建儒学，修缮孔庙，印刷儒经，收集儒教书籍，改进考试制度，整顿和重建某些祭祀制度等等。

过去在战争中被废弃和忽略的礼仪，也逐渐得到了恢复。

真宗即位后，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他还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亲撰《文宣王赞》，称孔子为“人伦师表”，称儒学是“帝道之纲”，认为“儒術汙（wu)隆，其实应大，国家宗替，何莫由斯”（宋真宗：《崇儒術论》）。

由于朝廷做出了榜样，各地的学校和文庙也都先后恢复和重建起来。

正是由于有了皇帝的扶持，儒学才在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北宋中期以后，儒学既吸收了佛老的一些积极思想因素，又能适应宋代的政治需要，积极地为政治服务，因而成为了宋代思想学术的主流。

宋代儒学是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的积极问答。

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佛学、道学，形成了特殊的理论命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征。

不仅有北宋的王安石新学、周敦颐濂学、二程洛学、三苏蜀学等，还有南宋的朱熹闽学、吕祖谦婺学、陆九渊心学等，自庆历之后，这些代表宋代儒学观点的学派，陆续登上了思想舞台。

宋代儒学是吧汉代经学、唐代佛学的精髓吸收过来，扬弃经学专事注疏的僵化和佛学追求虚汗的消极而发展起来的。

它把佛学养神修行、涅槃寂静和祈求来世的出世，引入到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又把儒学简单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存天理，去人欲”的伦理高度，最后完成
了以儒学为主干，包容佛、老及诸子的理论创造。

宋代儒学不仅对佛教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文学创作也有不小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宋代科技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不仅有火药、指南针等重大技术发明，而且也有被看成是中国科技史坐标的科技著作——沈括的《梦溪笔谈》。

在这部代表宋代科技最高水平的著作中，包括了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内容和文学、史学、音乐、艺术等社会科学内容。

而这些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具有明显的宋代儒学特征，如沈括以“气”解释“物”的本质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参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七。

》。

宋代儒学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座高峰，其学术成就不仅高于宋以前的汉、唐两代，而且也为宋以后的元、明两代所不及。

宋代儒学堪称是儒家传统思想的一次大总结，它的复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理学的形成
中、晚唐以后，以日益壮大的儒学文化复兴为前导，以韩愈、李翱开启的由外向内转化，由斥佛、排佛到“援佛入儒”为契机，北宋诸子思想家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创建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宋代理学。

理学，因为是在汉唐儒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也称为“新儒学”，又称为“道学”或“宋学”。

之所以称之为理学，是因为两宋诸子所创建的思想体系以“理”为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

理学虽有众多名称，但究其实质，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佛、道哲学，在函泳三教思想精粹中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主体性的本体论。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之祖，在其所著的《太极图说》中，周敦颐建立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并从中导出了“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从而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还依据《易》与《中庸》之论，以“诚”为最高道德伦理境界。

周敦颐的理学观点借佛、道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伦理哲学的基本趋向。

邵雍依据道教的《先天图》，提出“先天象数学”，构造了一个包括自然和人类历史在内的世界图式。

他将“天下之物”所具的“理”与人的“心”、“性”沟通为一体，并增加了诸如“公而为明”的价值判断。

邵雍的理论观点为后世理学诸子的“天理”、“人欲”对立论开启了道路。

张载是为唯物论的气一元论者，他以“气”为本体，解说了宇宙万物的自然形成及其变化等方面的原因，驳斥了从鬼神的原始迷信到佛、道理论的各种唯心主义。

在宇宙论的基础上，张载深入的探讨了“天”（宇宙）“人”（伦理）合一的关系，其代表作《西铭》便体现了把人之为人的“所以然之故”，上升为宇宙（“天地”）的“所以然”的致思趋向，从而将“人性”与“天地之性”混然为一体，使伦理学获得了本体论的论证。

二程（程颢、程颐）是周敦颐的学生，是建立宋代理学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建立理论的本体论上提出了“天理”的观念。

“天理”的观念后经朱熹的一番推扬，所谓永恒、无限、普遍、必然的“理”成为不增不减、无所欠缺的本体存在。

二程在构建自身思想体系时，还十分注意吸收佛、道思想的精粹，正是在充分吸收佛、道思想观点，并融合其他宗教之说的基础上，二程纔（cai)提出了“天理”的观念，并进而构造出包括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在内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宋代理学经过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人的发展和创新，已完成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和体系构架。

到南宋朱熹时，理学更以集大成的姿态臻于成熟。

朱熹和北宋其他理学家一样，对佛、道之学十分留心。

在“集诸儒之大成”并充分汲取佛、道哲理的基础上，朱熹对理学展开了一次系统的、创造性的总结，从而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理论体系的最高范畴是“理”（“太极”），“理”借“气”而存在，并在逻辑上先于、高于、超越于万事万物的现象世界，同时又高于万事万物的本体而存在。

正如朱熹所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现有此理。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此理。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十）。

朱子所构建的理学体系，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

为了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突出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人生奋斗轨。

正是由于朱熹的构造，一个庞大的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儒学体系才得以建立。

孔孟的一系列思想在这一体系中被加以新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佛、道两教关于个体修炼与宇宙论、认识论的思想精粹亦被广为摄取。

自汉代以来的多元发展思想意识形态越过“正”——“反”阶段而进入“合”的集大成境地，宋代理学至此便形成了。

宋代理学的产生，在当代和以后都产生了广泛而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将中国文化重伦理、重道德的传统精神
推到极致，被视为影响中华文明七百年的正宗道统之学，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伦理道德发展产生了极为复杂的文化效应。

四、其他文学形式的形成与发展
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之一。

主要文学形式有诗、词、散文、话本小说、戏曲等，它们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绘了宋代三百多年历史变迁的风貌。

由于宋代分为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两个历史时期，并且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始终尖锐地交织在一起，因此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也是一直伴随两宋时期而相始终的。

与统治者为加强专制统治和思想统治相适应，理学也应运而生。

这种特殊的历史局面，对两宋时期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终宋一代，其文学并未出现“盛唐气象”的景观，即使偶尔赶上过盛唐文学繁荣，但也缺乏盛唐文学开阔恢弘的气象。

宋代的文学，除了诗、词、散文之外，其他一些文学形式也开始形成并得到了很大发展。

宋代的杂剧、南戏，特别是宋杂剧，不仅是瓦舍勾栏中演出的最重要的项目，也是封建社会文化范围内对应市民审美心理结构的物态形式。

这些杂剧、南戏现在虽然大都失传，但他们的出现和繁荣，表明中国古典戏曲已趋于成熟，并为后世的戏剧，尤其是元代戏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产生于北宋的诗话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以严羽的《沧浪诗话》最为著名，影响最大。

它以对诗歌内在审美特质的精辟揭示，继司空图之后吧中国的古典诗歌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影响到后世的文学理论。

此外，宋代的文论、词论与前代相比，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的话本，是中国早期的通俗白话小说，它上承魏晋志怪和唐传奇，但题材更为广泛；下启明清小说，内容更趋于现实。

在宋代众多瓦舍技艺中，最能体现市民口味和意趣的是“说话”。

他是宋代民间文学中最为重要、影响也最为巨大的一种技艺，由于贴近百姓生活，所以很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尤其是其新颖别致的文学语言，更是小说艺术的一个重大发展。

宋代话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对后世的小说及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整个宋代，文学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样性的，正是由于其文学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于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