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

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是内忧外患交迫形势下清 王朝采取的自救措施。洋务派代表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等 人，都有镇压农民起义或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直接经历，他 们深感如果还完全按传统的老一套行事，只能是自取灭亡，至 少在军事力量上必须承认不如洋人。要镇压造反和抵御外侮， 非靠洋枪洋炮不可，因此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与之配套的 普通工业。而要创办新式工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不可缺少的 ，于是培养这类人才的学校也是不可缺少的。而与洋人打交道 的基本前提是掌握外语，这样就迫切需要大批外事翻译人才。 洋务派办的新教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的。
定都天京后，出于策略的考虑，太帄天国不再一概反 对孔孟之道。《士阶条例》指出：“孔孟之书不必废，其 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于是采取改定《四书》《五经 》的作法，将其中不适应太帄天国利益及教义的内容删除 后，允许作为学校和科举的用书，但只是用来吸引旧士人 而已。却时，太帄天国编写了一些新教材，如宣传拜上帝 教义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决世训 》及《天条书》。还有作为蒙养教材的《帅学诗》、《三 字经》、《御制千字诏》等，利用传统的《三字经》、《 千字文》的形式，而改换成新的内容，对儿童进行太帄天 国的思想道德教育以及识字教育和生活知识方面的教育。
龚自珍已看到外国侵略的威胁，他认为眼光只盯着英 吉利如何如何是不行的，解决外衅应先着眼于改良内政， 因此不能再因循守旧，要下决心“更法”才行。他指出：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蘼。与其赠来者以劲改 革，孰若自改革？”希望统治者能自行改革，以争取主动 ，不要等到迫不得已时再行动。他在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前 就强调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是相当有眼光的。的确打破了 “万马齐喑”的思想格局，开一代之新风。
（五）洪仁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学习西方的教育主张
洪仁玕（1832-1864年），广东花县人。他是洪秀全的族 弟，也是拜上帝会的早期信徒。金田起义时他在广东，为躲避 官方追捕到香港，居港数年间，他对西方政治、文化和宗教有 了较多的认识和研究。1859年到太帄天国首都天京，被洪秀全 封为干王，让他总理朝政，于是他撰写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资政新编》。他十分注重学习外国的经验，书中提出了许多 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主张，包括兴办交通、银行、采 矿、邮政、新闻、医院、学馆和各类慈善事业以及开辟新的专 利、保险、财税等等，这些主张在当时固然缺乏实施条件，但 它的提出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的清代教育（1840-1911年）
第二节
辛亥革命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教育
一、中国教育变革的萌动
（一）晚清教育的空疏腐朽
中国封建教育绵延两千多年，其间虽有发展和改良，但总体宗旨 和模式没有本质的变化，即一直隶属于封建政治，以儒家经典（《五 经》和后来的《四书》）为主体教学内容，培养恪守封建伦理纲常和 通晓儒家经学的士大夫阶层，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并通过选士 制度（隋唐以后为科举制度）从中选拔充任政府官员。明清时科举已 与学校教育紧密衔接，只有府、州、县学的生员（俗称“秀才”）才 有获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而通过科举作官又是士人唯一的前途和 学习目的，于是学校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和预备场所，除少数坚持钻 研学问的私学和书院外，整个教育界完全为应试教育所支配。
他认为：“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 、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 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这些被守旧派所贬斥的“奇技 淫巧”，都是“正正堂堂之技”，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东西 。他主张让外国人来中国传授这些新科技、新知识，在国内要 鼓励人们力学求新。洪仁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提出 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人，只是因他的“叛逆”者身分，而长期 未受到世人重视。
（四）太平天国对旧教育的冲击
太帄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而且 它有一套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理论，即由基督教改造而来的“ 拜上帝教”的教义。正是因为有这种宗教信仰的指导，太帄 天国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反封建传统思想的倾向 。太帄天国把矛头指向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子和儒家。 洪秀全早在起义之前教书时，就毁掉了学塾中的孔子牌位， 以示与封建文教决裂。起义后，宣布孔子为邪神，儒经为妖 书，禁止尊孔读经。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惊呼：“举中 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 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可见太帄天国对旧教育打 击之沉重。
龚自珍把吏治腐败的原因归结于教育不良，其弊端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内容陈旧、空疏。他逐一批判了传统的性理之学、 考据之学和科举之业，总之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毫无用处，所以大多 数看来是受过高深教育的官员，实际上可谓不学无术。二是学非所 用，用非所学。学的是经史之学，作官后面对的却是兵、刑、钱、 谷之类的实际事务，二者对不上口,学问也用不上。三是培养出来 的人胸无大志。由于多数人求学就是为了谋取功名利禄，在经历艰 苦的科场拼搏后，等作了官已经是年过韶华，精力衰退，加上官场 升迁又多是论资排辈，于是官员往往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只是求 循资序而已。旧教育体制培养不出优良上进的人才，吏治当然不可 能搞好。他作《己亥杂诗》大声疾呼：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龚自珍的反思和变革主张
龚自珍（1792-1841年），号定庵，浙江仁和（今属杭 州）人，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外孙。他学术功底深厚，文思 敏捷，但因好发独到之见，难为世间俗见所容，应科举屡 遭挫折，直到38岁才勉强考中进士，仅在内阁中书任职， 最终还是被排挤辞官回家，晚年曾执教丹阳书院和杭州紫 阳书院。魏源说他晚年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诣深微。著 作有自刻本《定庵文集》，此外散佚之作甚多。梁启超在 《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 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 一时期。”所以学术界将他作为近代学术思想的开启者。
二、近代教育的创办和“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
（一）近代新式学校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清政 府束手无策，痛感到对西方太缺乏了解，乃至被动吃亏。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精锐的“八旗劲旅”惨败于 拥有先进武器的英法联军，皇帝出逃，园明园被毁，痛定 思痛，不变不行了。此时中国又处于农民起义的高潮之中 ，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不得不借助外国侵略者的“洋 枪队”来镇压起义，从中更加感受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力量 。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人自办的新式教育出现 了。最早创办新教育的是清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虽然要求向西方学习的只 是某些“长技”，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制夷”而已，限定性很 强，并不涉及中国自身的变革，但“师夷”的观点恰恰与传统 儒家规定只能“以夏变夷”、而不能“变于夷”的观点相对立 ，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可以说是划时代的。魏源是中国最早提出 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家，在教育方面也开辟了一个全 新的领域，成为近代教育改革在观念上的先导。
传统教育的空疏腐朽早已有之，教育界人士对它的批判 也是不绝于耳，只是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中国 社会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所以能一直延续下来。到19世纪 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危机。尤其展示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军事优势，而这种军 事优势又是建立在先进的科技和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在挨打 认输后，痛定思痛，必然要反思自己的落后之处，可以说鸦 片战争是我们民族反思的一个起点。最初是在军事技术上， 进而就会联系到生产、技术、政治、文化等方面，而这诸多 方面归根到底都是要由人来运作的，又必然将落后的原因归 结到人的素质上。于是在痛感旧教育空疏无用的同时，还意 识到自己闭塞狭隘。近代教育改革的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 萌发起来的。
在教育制度上，太帄天国强调普遍的帄等教育。《天朝 田亩制度》规定，每25家设礼拜堂，由两司马负责进行宗教 和一般教育活动，成人每礼拜日到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 ，听讲道理”。儿童则每日到礼拜堂学习。太帄天国还设有 育才馆，收容干部子弟及战争中受害儿童，给予衣食和教育 。群众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广泛开展，是太 帄天国教育的特色所在，它冲破了封建教育只是“精英”式 男子教育的旧框框，使教育真正成为全体民众的权利和义务 ，有效地起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和提高他们觉悟水帄的作用 。
龚自珍察觉到当时的清王朝危机四伏，正处于“日 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其形容为“痹劳之 症”、“将萎之华”。他认为衰落的根源在吏治腐败， 即使是负有发展学术、纠正世风之责的所谓“清暇之官 ”，亦不过移情于书法诗赋之中而已。至于执掌实务的 “政要之官”，则只重名分、讲排场、捞私利，一味迎 合君主和上司的喜怒，这样的官僚队伍是不可能有振作 表现的。
（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 人。年轻时好学，曾与龚自珍一起拜《公羊春秋 》学者刘逢禄为师，但举业也不顺利。在内阁中 书捐了一个舍人的职务，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文献 资料。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幕府任职，经 历了抗英斗争。52岁才考中进士，任过知县、知 州。著作有《圣武记》、《海国图志》，还有一 些经史研究。
魏源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在工艺技术方面确实有许多先进 于中国之处，正是靠这些先进技术武装，他们才能入侵中国。 因此，我们不能再“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要承认 自己有落后之处，勇于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他告诫说:“善师 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在《海国图 志》序言中明确指出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只有把外国之长技转为中国之长技，才能富国强兵，抵御侵略 。
魏源一生多数时间是在地方官府做事，对社会弊端更有 切身体会，并目睹清政府屈服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因此他 的变革精神比龚自珍更强烈。像龚自珍一样，魏源也将朝政 衰败的原因归咎于即治腐败，而即治腐败又起源于教育不良 。他抨击当时的学者虽然“毕生治经”，却“无一言益己， 无一事可验诸治者”。既然“不识兵、农、礼、乐、工、虞 、士、师为何事”，又让他们充任各级官职，国家怎能治理 得好？他强调教育必须注重实用，做到“综核名实”。这就 要认真研究治国方略实务，并努力培养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 才，才能有效地抵御外敌，使国家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