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的真伪虚实和是非曲直

《辨奸论》的真伪虚实和是非曲直
——第十卷第十一篇《辨奸论》
提要：在历史上一提及苏洵，总要涉及王安石！《辨奸论》就是他们恩怨的标识。

但自清代以来对该文的真伪虚实，又存在不少争议。

其实在清代以前，学界认识并无分歧，即《辨奸论》出自苏洵，其原因在于，一，苏洵作为保守派，的确货真价实。

他和司马光一样，疯狂地推崇二程兄弟的理学，为此甚至不惜和欧阳修反目，那么与王安石对垒则更不在话下。

二是《辨奸论》用词尖刻，充满了人身攻击，有人怀疑这并非文士的道德取向，不应该是苏洵这样的宿儒所为。

但他们忘记了苏洵和王安石，虽然只同僚两年，关系却已形同水火。

王激进的政治取向、崛峭挺拔的简约文风，又有元老欧阳修的赏识，苏洵早就如鲠在喉。

王安石的母亲病故，满朝文武都去吊唁，唯有苏洵，连基于人之常情的敷衍样子也没有，为此受到很多人的指责！这是正史的记载，相对于此《辨奸论》还能算个什么？何况也没有指名道姓！三是这怨恨的渊源，很可能就来自王安石的那份万言书。

这份奏折，对人才的选拔，建议重在实际考核。

他并不知道这正是苏洵的痛处！苏洵金榜题名较早，但就是未能通过“茂才、异等”的测试，才又回家读书，及至经举荐任职，宋仁宗想提拔他，召他参加甄选考试，苏洵仍然心有余悸，推托有病是一直不肯应诏。

此时正值王安石奉调来京，上疏那部万言书！宋仁宗召见苏洵，也不能排除受此影响，苏王要是不结怨那才是怪事。

但是必须明确，要说苏洵反对变法，就文不对题了。

他和王安石共事的时间很短，随后王一直离京在外未被任用，直至苏洵过世。

至于本文的是非曲直，从王安石的万言书所倡导的健全法制、建立实用、稳定的培训甄选任职的人事制度、反腐倡廉等，都是切中时弊且简明实用，则一切不言自明。

在历史上一提及苏洵，总要涉及王安石！《辨奸论》就是他们恩怨的标识。

但自清代以来对该
文的真伪虚实，又存在不少争议。

其实关于《辨奸论》，在当初和后来很长时期，对作者的认定从无争论，为此苏洵还受到很多
批评，这中也包括苏轼、苏辙！我在本卷前言中就讲过：“其实他们（指苏轼、苏辙）对于苏
洵的态度很不以为然，而对王安石的才能却非常赞赏。

以至后来，在司马光抵制变法、尤其是
进行反攻倒算的‘元祐更化’时，他们都表示反对，并为此不惜在政治上和司马光决裂！”但是到
了清朝，反而出来几位名家，认定本篇是托伪之作，对此说倒真得认真地探讨一番，原因是：
自从译释《古文观止》的文潮在网上逐步看涨以来，这一说法的附和者也日渐增多。

其实这部
散文集的选辑者二吴叔侄，态度应该是很明朗的，就如同选那篇《李陵答苏武书》一样。

讨论《辨奸论》的真伪，只要是厘清历史事实、苏洵的政治态度，尤其是某些事件和苏洵利益的关系，我认为就不难认定，苏洵确是此文的作者！本卷前言中有一些介绍，这里再强调、澄清几点。

一是在“宋六家”中，苏洵作为保守派的确货真价实！但如果说他反对变法，就文不对题了。

他
和王安石共事只两年，随后王离开汴京一直未被启用，直至1066年苏洵去世时王安石还在外地，就更谈不上拜相。

也就是说，苏洵和王安石变法是毫不相干！可是，苏洵的保守派立场，
倾向于二程理学的守旧思想，以及和欧阳修、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也是朝中人所皆知的。

嘉佑年间他和二子进京，是经欧阳修荐举菜入朝任职的，苏轼、苏辙也是经欧阳修录取的进士。

但他入朝后就和欧阳修产生了严重分歧，也发生了几次激烈的争论。

在此后，王安石奉召进京
任职，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法制和吏治，但未被宋仁宗所采纳，应该说这和司马光、苏洵的反对
不无相关。

不过，一年后王安石母丧丁忧，在整个宋英宗的时代，他均未被朝廷启用，他们之
间也就再无正面的冲突。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濮议之争”中，苏洵又和司马光一起，站在欧阳修
的对立面展开了论战。

其实欧阳修当时的奏议，还很是贴乎人之常情的，而司马光所坚持的，
则完全是二程创刊的、理学儒家的“新版”，此中苏洵更声嘶力竭、不遗余力！这些均有史籍的
记载。

所以，现今的一些评论家为苏洵评功摆好，说他力主“政治革新”、“加强吏治”，我觉得
很像是说梦话，不知其根据何在。

第二，关于《辨奸论》，一些清代学者，也包括现今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样语言尖刻、人身攻
击的文章，其行止的卑劣，和文士的道德取向相距甚远，不可能是苏洵这样的宿儒所为。

后来
还真有人考证出来了，是南宋初年理学家邵博温，为了攻击王安石，托苏洵之名所作。

我却不
以为然：
苏洵对王安石人身攻击，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其实他本来就和司马光一样，是二程理学的同道！和欧阳修基于人性的儒学，早已是“不相为谋”了。

至于和王安石，他们虽然只同僚两年，但关
系已形同水火。

主要是王激进的政治取向、崛峭挺拔的简约文风，又有政坛和文坛元老欧阳修
赏识，苏洵早就如鲠在喉。

他从来就没看得起这个小十二岁的青年人，何况王安石的生活习惯，确属文人中的另类，他不拘小节、我行我素，很受学究们尤其是理学家攻讦。

但须注意，这种
不拘泥也绝非文中所说的、经添油加醋、刻意夸张的诽谤！此文的出处，大多数人们都认为非
苏洵莫属！苏轼、苏辙也曾觉得言语太过，表明了不赞同的态度。

实际上苏洵和王安石关系既然完全破裂，按俗话说就是撕破了脸皮，他也就无所谓了。

例如王安石母亲病故，满朝文武都去吊唁，就是没什么交谊基于人之常情，尤其是文人，总也要敷衍一回做个样子，但从正史的记载，唯有苏洵没去，为此他受到很多人指责！相对于这种表演，《辨奸论》言辞虽说有些激烈，可还能算得了什么？何况全文也没有指名道姓！
至于理学家邵博温，从思想基础上，虽说必然仇视改革派，但他和王安石根本谈不上利害冲突。

即使他确实是想这样做，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成果记在苏洵的功劳簿上。

在南宋时，程朱理
学已经处于正统地位，攻讦王安石，完全可以指名道姓，当年司马光就多次写信，和王安石大
谈孔孟，那时候王还以大谈财政反驳。

到了南宋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环境，则是二程朱熹司
马光的一统天下了，邵博温写此文，还好像是做地下工作，让人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