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为何推重王通

王阳明为何推重王通
◎汪
洋*
摘要：王阳明十分推重隋末河汾大儒王通，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二人在思想上多有契合之处，这表现在：对“义利之辨”的重视
、“三经皆史”的观念、反对训诂支离、心学的学术理路。

其二，对比朱熹、王阳明对王通的不同评价，可见王阳明与王通有着相同的学术性格。

关键词：王阳明；王通
；《中说》王阳明对隋末河汾大儒王通评价甚高。

《传习录》卷上记王阳明云：“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

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
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①这是将王通与韩愈对比，认为王通在儒学上的地位远超韩愈。

《传习录》卷上又记王阳明云：“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
，惜其早死。

”②“具体而微”，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孟子认为颜渊等人已经具备孔子的圣人全体，不过未达到与圣人同等的境界。

王阳明以此评价王通，足见文中子在其心中的地位。

王阳明《书同门科举题名后录
》：“尝读《文中子》……予尝论文中子，盖后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没，而周程未兴，董韩诸子未或有先焉者。

”③王阳明将王通誉为得传孔孟道统的大儒，其地位高于董仲舒、韩愈。

由此文，我们还知道，
5
90①①②③
汪洋，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明）王守仁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7页。

（明）王守仁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
，第46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第1125页。

王阳明对王通的评价并非凭空假说，而是精研了《文中子》一书后得出的结论。

《文中子》即《中说》，是王通弟子记述与其师讲论的记录。

王阳明为何如此推重王通呢？笔者以为，是因为王通的思想与王阳明有契合之处，且二人学术性格相类。

笔者寡闻，未见学界对此问题进行详论者。

兹以《中说》为主要依据①，结合阳明文献，论述如下。

一
二王思想的契合
（一）重视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由孟子大力提倡，指出人们行事的动机有为义、为利的差别，提倡为义。

而孟子到唐代中期之后，才逐渐受到士人重视，韩愈自视为道统的传人。

宋代，孟子地位逐渐上升
，《孟子》进入“九经”，继而被朱熹列入“四书”。

②随着孟子地位的提升，“义利之辨”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议题。

其实，王通在隋末已经重新注重这一问题。

《中说》卷一《王道篇》
：“子曰：‘我未见嗜义如嗜利者也。

’”
③这里，王通模拟孔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
），慨叹好利者多，好义者少。

《中说》卷二《天地篇》：“子曰：‘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

’”④《中说》卷四《周公篇
》：“王孝逸谓子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
：‘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
”⑤王通认为，“义利之辨”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

王通对“义利之辨”的强调还体现在对行事的评价上。

《中说》卷一《王道篇》：“子曰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徳则
远。

’”⑥王通化用《中庸》，将行仁的三种情况进行比较：有人安于仁德6
9
0王学研究（第十一辑）
①
②③④⑤⑥
关于王通是否真有其人
，《中说》一书是否伪托，唐宋以来颇多争论。

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第一章“贞观之治与河汾之学”对这两个问题皆有详细、精深的考论，认为王通确有其人
，《中说》并非伪作。

关于孟子地位的变化，请参考徐洪兴《思想的转型—
——理学发生过程研究》第二章“儒学更新引出的文化变动”第二节“孟子升格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87 116页。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中华书局，2013，第36页。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49页。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110页。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17页。

而行，有人因行仁有利而行，有人因为畏惧而行。

三者都是行仁，但是有高下之判，只有安仁才是有德。

这里王通强调的还是行仁的动机问题，也就是“义利之辨”。

因注重“义利之辨”
，王通对从义出发反而获得不恰当结果的行为，予以正面的评价。

如《中说》卷三《事君篇》
：薛收问
：“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难行也。

夫废肉刑害于义，损之可也；衣弋绨伤乎礼，中焉可也。

虽然，以文、景之心为之可也，不可格于后。

”①汉文帝、汉景帝是王通认可的古代帝王。

汉文帝废除肉刑，王通认为是“害于义”
，但是他又肯定文帝的行为是出于仁心，肯定其动机。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便有重视“义利之辨”的含义在内。

《传习录》卷中：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

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
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②王阳明《答顾东桥书》的这段文字，是他论述“知行合一”的经典表述。

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
，是用于补偏救弊。

这个偏、弊就在于，知、行分作两截，即如陈来先生指出
：“人们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但并不依照这种准则去行动；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止，却仍然违背禁令去
做。

”③王阳明强调“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知是行之始”即指出：一念发动处已有不善，便是行了，便是为不善了；行为上虽然具有道德性，但也可能存在行为动机的非道德性。

从这一方面而言，王阳明的观点与“义利之辨”是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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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88页。

（明）王守仁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95页。

陈来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境界》，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9，第121页。

（二）提出三经皆史
《中说》卷一《天地篇》云：
子谓薛收曰
：“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

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
杂也，故圣人分焉。

”①王通这里提出了“三经皆史”的观点。

他认为：三经具有差异性，《书》言帝王之制，《诗》言兴衰之由，《春秋》言邪正之迹。

同时，三经根源于史，且具有史的作用：索《书》
，可以获帝王之制；究《诗》，可以得兴衰之由；考《春秋》
，可以明邪正之迹。

“三经皆史”这一观点，为王通首创。

②王阳明在王通基础上，有“五经皆史”之说
，《传习录》卷上：爱曰
：“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
：“‘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

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③王阳明“五经皆史”的观点有三层含义。

其一
，“五经”“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这是说，“五经”记事而言，属于史；而就其中蕴含的道理而言，则可谓之经。

其二
，“五经”皆是史书，不过记载的历史时期不同。

其三，经与史的作用一致，都是“明善恶、示训诫”
，是“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于将萌”（徐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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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8 9页。

邓小军
：《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第44页。

（明）王守仁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第22页。

就王通“三经皆史”与王阳明“五经皆史”的观点来说，二者的内涵固然不一致。

然而，王通是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类似观点的思想家，王阳明又对其有极高的评价，受其启发提出“五经皆史”的说法极有可能。

（三）反对训诂支离
王通身处儒学的衰微时期—
——隋末，且当时儒学侧重注疏之学。

王通讲学河汾，阐扬“六经”
，重明孔、孟之道，却不随逐当时经学潮流，解经以义理为主，不重记诵以及细枝末节之训诂。

《文中子》卷二《天地篇》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
道。

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①王通认为：学问之道，不重广博地记诵，而必须将大道贯穿其中；作文并非为辞章华美，而应该有补世用。

谢无量就曾评价道
：“文中子经纶之怀，非与缺抱训诂校文字者同矣。

”②王通这里虽然是祖述孔子之言，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前文已经言道，当时儒学的潮流是以训诂为主，不重义理。

王通这里的谈论具有孤明先发的意义，是宋明儒学重视义理之先声。

王通在与刘炫的谈论中，表明了他的为学倾向。

《文中子》卷四《周公篇》：刘炫见子，谈“六经”
，唱其端，终日不竭。

子曰：“何其多也！”曰
：“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

”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炫退，子谓门人曰
：“荣华其言，小成其道，难矣哉。

”③《文中子》卷五《问易篇》：
刘炫问《易》
，子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
：“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

”子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徳行。

”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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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45页。

谢无量
：《中国哲学史》第二编，上海中华书局，1916，第48页。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111页。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127页。

据《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
，刘炫是当时的大经学家，精通诸经。

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
，其中《毛诗注疏》《尚书正义》多本于刘炫所著《毛诗述议
》《尚书述议》。

由此可见，刘炫为学仍旧是传统的义疏之学。

由引文，刘炫与王通谈论六经，辩论先儒训诂异同，终日不竭。

王通认为，刘炫的学问之道失之于“多”
，即因注重细枝末节的训诂而过于繁复，应该学习孔子“一以贯之”。

王通还告诉弟子，刘炫为学注重文辞，获得的是小道，不是孔子的学问思路，更不是孔子所传的仁义大道。

在与刘炫谈《易》时，王通提出了“圣人于《易》
，没身而已”的说法，认为学《易》重在体会其中的大道，并非在于熟习《易》的经文、注疏。

王通还进一步指出，文字、注疏上再高明的见解，都不是最终极的学问，而大道在于个人德行的修养（“存乎德行”
）。

王阳明的为学理路不重字词训诂，只求大义的明了，而传统儒家经典只是认识道的工具。

其《五经臆说序》云：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

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

五经，圣人之学具焉。

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

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

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

求鱼于
筌，则筌与鱼远矣。

①《五经臆说》是王阳明“龙场悟道”时期所作，序中所言代表着王阳明自“悟道”之后的一贯经学思想。

王阳明认为，大道就如鱼与醪，而“五经”就如筌与糟粕，只是求道的工具，非道本身。

所以，对于经典，字词训诂明白便不是最重要的，不是为学的头脑处。

《传习录》卷上：问
：“看书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

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

他到看得多，解得去。

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

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

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
1王学研究（第十一辑）
①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3册，第965 966页。

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

此是为学头脑处。

”①弟子不能明了书本所讲，以之求教于王阳明。

王阳明认为
，“看得多”“解得去”的是“旧时学问”
，即字词训诂。

字词训诂得再明白，于大道上，也是终身无得，应在心体上用功（“体当”
）。

因为“心即理”，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自然不能外心以求理。

不能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自然不能从语言文字求理。

王阳明在《嵇山书院尊经阁记》中还提出
：“‘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

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
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书目而已。

”②这也是以“六经”
为记载“吾心”（即理）的账簿，非“吾心”本身。

与王通一样，王阳明的经学思想也是有为而发。

他所处的明代中期，因朝廷科举的提倡，朱熹对“四书”的注解成为学界的主流。

更因考中为官的绝大诱惑，多数士人将朱熹的传注当作教条，认为学问便在于斯。

王阳明对此倾向进行了严厉、持久的批评，名之为“支离”。

在《别湛甘泉序》中，阳明将这一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

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

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

……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

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

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求以自得，而
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

③王阳明认为，圣学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应该是求以自得的。

周敦颐、二程之后的儒者，将精力放在分析、训诂经典，使得大道支离。

周、程之后的儒者，自然包括朱熹。

王阳明对朱熹“支离”的批评是延续南宋陆九渊在“鹅湖之会”上对朱熹的评论。

王阳明还指出，当时学者的“大患”，在于记
1
01王阳明为何推重王通
①②③
（明）王守仁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第33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2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7页。

诵词章之习，也就是为求科举中第而将朱熹的《四书》注解认作教条，而记诵词章之习形成的根源在于“言之太详、析之太精”
，即训诂支离。

（四）心学的学术理路
王通之学，颇具心学倾向。

《中说》卷九《立命篇》：子曰
：“气为上，形为下，识都其中，而三才备矣。

气为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

”薛收曰：“敢问天神、人鬼何谓也？周公其达乎？”子曰
：“大哉，周公！远则冥诸心也，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盖尊而远之也，故以祀礼接焉。

近则求诸已也，已者非他也，尽性者也，卒归之人；推鬼于人，盖引而敬之也，故以飨礼接焉。

古者观盥而不荐，思过半矣。

”……收曰：“敢问三才之蕴。

”子曰：“至哉乎问！夫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
首方足之谓也。

乾坤之蕴，汝思之乎？”于是收退而学《易》。

①此段引文中，王通以《周易》结合《孟子》谈天、地、人三才之蕴。

分析如下：第一
，“气为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一句，按照王通天、地、人三才的逻辑结构，并结合下文“推神于天”“推鬼于人”，则“鬼”应作“神”，“神”应作“鬼”，原文或有错简。

第二，《阮逸》注“吾得之理性焉”一句云：“穷理尽性，则能行变化，通鬼神。

”谓欲通天、地、人三才之意蕴，方法在于穷理尽性。

结合王通下文，此注得王通原意。

第三，周公达乎此道，分为远、近两个层次，即讲天神、人鬼之道。

天神之道，较远，那如何明天神之道呢？王通以周公为言，认为
：“大哉，周公！远则冥诸心也，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于天。

”冥者，暗也。

这是说，天道内在（冥）是心，这个心是宇宙本心即道心，即理。

同时，这个心也是人心，人心是穷理的主体（穷理者）。

这两个心，并非二分，皆是本于天的。

第四，人鬼之道，较近。

王通认为，欲明此道，关键在于“求诸己”
，即在于“尽性”，便是复归人之本性。

阮逸注此处云：“返己复性”，亦具卓识。

第五，王通还认为，天、地、人，并非形体物质
2
1王学研究（第十一辑）
①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242 245页。

的天、地、人，形体物质之外，还蕴含着大道，即他所言的心（理）、性、天之间的一致关系。

第六，此段引文，王通与弟子谈论的主要是《周易》，“穷理尽性”本于《周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王通阐释时，引入了“心”的概念，显然又将《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尽其心
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这一理路引入。

通过王通的论说，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心即天理，穷理可知天，即天神之道；求诸己以复归本性（尽性），即人鬼之道。

由个人德行注重修心，进而至于治理天下也是如此。

《文中子》卷三《事君篇》：
房玄龄问事君之道，子曰
：“无私。

”问使人之道，曰：“无偏。

”曰
：“敢问化人之道。

”子曰：“正其心。

”问礼乐，子曰：“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非尔所及也。

”①房玄龄问如何教化百姓，王通告诉他说：“正其心”，亦即使百姓内心向善，恢复其本心。

阳明心学的学术理路与上述王通的观点是契合的。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完全确定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学术路径。

他认为
，“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者心之本体
”（《传习录》卷上），反对朱熹“外心以求理”“析心与理为二”的“格物说”。

他认为“心即理也”，“心外无理”。

王阳明所说的心，是道心、人心合一。

《传习录》卷上：爱问
：“‘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

’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
，杂以人伪谓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初非有二心也。

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

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
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②徐爱说，从阳明“精一”之训来看道心、人心，则朱熹所言“道心为
3
01王阳明为何推重王通
①②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70页。

（明）王守仁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第17页。

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
，有弊。

阳明的“精一”之训指：“‘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

”（《传习录》卷上）“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

”（《重修山阴县学记》）王阳明不同意将人心、道心分为二：杂以人伪
，“着些人的意思”，就是“人心”；“人心”得其正，就是“道心”。

王阳明的“心即理”，心既是宇宙本心，也是人心。

既然“心即理”
，心的本体就是至善，内在的至善就是道德原理的根源和基础，那么为学就是要恢复本心。

其《别黄宗贤归天台序》云：“君子之学以明其心。

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

故去蔽与害而
明复，匪自外得也。

”①《紫阳书院集序》进一步指出：“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

……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

”②“求得其心”，即是回复本心，所以王阳明在“心外无理”的基础上提出“心外无学”，或者“圣人（贤）之学，心学也”（《象山文集序》）。

王阳明后来提出“致良知”
，为学的理路也未尝改变，其《大学问》指出：大人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小人之本心也是如此，不过小人并没有“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
，恢复其心之本体。

而明德之本体，便是良知。

③仍然是一样的学术思路。

既然大人之学是恢复其本心
，“人胸中有个圣人”（《传习录》卷下）那么，化民之道也在于此。

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云：
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
而业焉，以求尽其心。

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④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皆以其所业而有益于生人之道，以尽其心。

这一方面固然是讲四民平等，另一方面正是说人人皆可“尽心”，人人皆应“尽心”。

4
1王学研究（第十一辑）
①②③④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7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67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1066 1067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第1036页。

二朱熹、王阳明对王通评价的差异
历代学者对王通其人、其思想皆有较大争议。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王通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观点集中体现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王氏续经说》一文中①，文长不具引。

兹以该文为主，结合朱熹其他的评论文字，略论如下。

第一，朱熹认为，王通有志于继承孔孟道统，研求“明德”“新民”之学，但是不得其根本，即“于大体处有所欠阙
”，“本原上功夫都不曾理会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朱熹所言的本原，自然是指“正心诚意”之学
，“天理人欲”处的分明。

而王通所得只是“窥觇想象之仿佛”，“向上处只是老、释”，即谓王通思想中论及形而上的都是佛、道二家的思想，并非儒学。

而王通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的学问“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
”，“恳恻而有条理”，意即王通的学问于道体固然未得，而于用上却是有见地的。

第二，朱熹认为，王通谒见隋文帝献策、续“六经”的行为是“不胜其好名欲速之心
”，“急急地要做孔子”（《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而王通所续“六经”
，是“不足以供儿童之一戏”。

朱熹认为，三代以后的历史皆是以“智力把持天下”
，是“霸道”而非“王道”，那么，这一时期的君王如何能比文武周公，这一时期的文献又如何可与三代文献相比？王通根据此鄙陋之文献，学孔子删述“六经”
，自然是缘木求鱼了。

第三，朱熹认为，王通《中说》仿效《论语》
，以孔子自比，是好高自大之心。

通观《中说》
，其中确有不少模仿《论语》、自比孔子的地方，甚至许多王通的事迹都有模仿孔子的地方。

王通自己也说要学孔子
：“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

”②朱熹虽然也隐微地以继承道统自命③，但不敢自比孔子，王通的言行，当然是自高自大，自然是僭越
5
01①②③
（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第3282 3283页。

（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第58页。

朱熹
：《大学章句序》：“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

……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2页。

了。

朱熹还认为，王通效法孔子删述“六经”
，是要“显得我是圣人”。

清代的李光地曾总结说：“文中子何等学问，只以拟圣人，至今诟厉。

”（《榕村续语录》卷九）
因为朱熹对宋代之后的巨大影响，所以王阳明的弟子在与他谈论时，秉承的还是朱熹的观点。

《传习录》卷上：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
：“退之文人之雄耳。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

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爱曰
：“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爱曰
：“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
：“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

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

删述‘六经’
，孔子不得已也。

……孔子述‘六经’
，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

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

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
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①徐爱与王阳明谈论王通拟（续）经的问题，徐爱的观点与朱熹一致，认为王通是为一己之名，模仿孔子的“迹”
，于道无补。

王阳明则持不同的观点。

第一，王通拟（续）经是效法孔子删述“六经”。

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为的是让社会风气“返朴还淳”。

秦汉以后，文章日盛，虚文胜实，应该效法孔子进行删述。

文中子拟经，正是惩于虚美流行，欲删述以返淳朴、去异端。

实际上，王阳明强调王通续经是为了纠正虚美流行而不重实际的风气，也有批评明代当时注重训诂虚文而不重真正的圣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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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
（明）王守仁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第17 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