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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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
最高投标限价，又称招标控制价，是招标人根据现行有关计价依据和办法，结合工程相关实际情况，并依据拟定的招标文件和工程量清单发布的对投标人投标报价进行控制的最高价格。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建筑市场资源配置日趋成熟，施工工艺日新月异，先进技术层出不穷，两极分化日益明显，由此造成了价格相去甚远。

招标人在建设工程招标中，采用最高投标限价控制工程总造价，以此维护双方合法权益。

自《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提出“招标控制价”概念表述以来，最高投标限价在十一年的时间里蓬勃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一、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的
意义
1.规范市场交易行为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6号）规定，国有资金投资的建筑工程招标的，应当设有最高投标限价。

因招标文件中招标人明确了最高投标限价或其计算方法，使其透明度得到了提高，且规避了暗箱操作等违法违规行为，铲除了滋生腐败的土壤，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同时，由于最高投标限价是在招标文件中公开发布的，使得各潜在投标人处于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下，借此引导他们通过积极的方
式来参与投标，争取自己预期的合理利益，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市场期望。

2.全过程造价控制
依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要求，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的投标报价。

因此最高投标限价的设定不仅可以减小招标过程中的成本变动幅度，还可以避免投标人采用围标、串标等方式恶意哄抬价格，有效控制工程总造价。

招标方在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的过程中，需要详细了解工程概况、施工条件、市场情况、付款节点等，促使其做到了事前对费用的组成了然于胸。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通过现场实际情况与事
□文/肖科辰
【摘要】“十三五”时期，我国仍处于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海南自贸区（港）、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激发了大量基建投资机会和基建施工需求。

同时，建筑市场发展日新月异，利益格局趋于多样化，招投标方理智对待市场、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更加强烈，招投标工作愈显重要。

合理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是保证建设工程顺利招标，实现招投标双方互利共赢的有力保障。

通过分析影响最高投标限价的因素，提出合理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的建议。

【关键词】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合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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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预测对比分析成本变动原因，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了对工程项目的成本管控。

在工程建设结束后，通过最终结算的信息反馈，总结经验并应用到下一个的建设工程中，以此达到事前预测防范、事中分析控制、事后反馈总 结的良性循环。

3.招投标人信息对称
最高投标限价不仅反映了招标人心理的最高上限价，而且为投标人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价格。

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可能会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对当地市场情况、施工条件不了解等原因作出过高或过低的报价，造成流标影响工期、低于实际成本价影响工程质量等问题，但因为最高投
标限价的存在，可以倒逼投标人认真核算成本，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项目需求决定是否参与投标，节约了社会资源，维护了双方的切实利益。

最高投标限价的可参考性，同样为招投标双方在商务谈判时提供了切入点和基准点，有助于缩短谈判周期，加快建设进程。

二、影响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的因素
1.人为因素
最高投标限价应该由具有编制能力的招标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人进行编制。

在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的过程中，编制人对于项目特征、施工条件、相关政策及规范性文件、施工工艺及常规施工方案、招标文件等的熟悉程度，以及业务水平的参差不齐和责任心强弱都对最高投标限价的合理编制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编制人是否廉洁自律也影响着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

投标人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编制人员信息，想方设法提高最高投标限价的情况时有发生。

并且，以四川省为例，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建设厅共同发布的关于《工程造价咨询
服务收费标准》，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是以工程造价作为收费基数，因此，可能会存在编制人为了获取高额收费而上浮最高投标限价。

2.客观因素
工程所在地区颁布的计价定额和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价格信息是最高投标限价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们的可靠性、及时性、完善性、准确性都会对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产生较大影响。

例如，四川省自2016年开始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川府发［2016］12号文）要求，到2020年装配率达
到30％以上的建筑要占新建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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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30％及以上，受环保政策以及市场供求状况影响，PC构件价格变化较快，变动幅度较大，且社会平均技术水平尚未满足计价定额中PC构件支撑所需费用，工程实际大多采用费用较高的全现浇支撑方式，该部分价格占工程造价比重较大，对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会产生一定影响。

三、合理编制最高投标
限价
1.编制依据
（1）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和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2）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定额和计价办法；
（3）与工程有关的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
（4）拟定的招标文件及招标工程量清单；
（5）与拟建工程相关的标准、图集以及技术资料等；
（6）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
的人材机等工程造价信息；无工程造价信息的，参照市场价；
（7）其他相关资料。

2.编制主体负责
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主体除应加强自身业务水平、责任心以及道德修养，还需注重平时积累，提高对施工现场工艺流程和
常规施工方案的熟悉程度，避免所编制的最高投标限价过高造成招标人利益受损，过低导致后期存在推诿扯皮、安全质量等问题，影响建筑市场交易秩序。

同时，编制的最高投标限价也不能仅满足社会平均水平，否则没有针对性，不仅不利于招投标双方的合作共赢，而且对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会造成影响。

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因实行设计概算审批制度，招标人还应注意设计概算编制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及时进行招标，避免因不同阶段人材机价格变化造成超概风险，影响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

以成都市某项目为例，建设单位2017年12月完成设计概算编制，2019年3月编制最高投标限价。

因初步设计阶段的设计深度与施工图设计阶段差异较大，致使仅某分项工程钢筋含量就从计划的135kg/m 3增加到了156.26kg/m 3，四川省造价站发布的人工费调增也由27％上升到35％，且各类主材信息价均有不同幅度上涨，最高投标限价经分析审查后确认超概，上述情况或者导致设计概算须重新报审，周期漫长影响工程建设进程，或者导致最高投标限价低于市场合理价，影响招投标
双方合法权益。

1103.编制过程管控
（1）编制人在编制过程
中，要综合考虑项目拟建项目的水文、地质、气候环境、征拆情况、技术难易程度、工艺复杂程度以及管理要求等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如地下暗流复杂、需要冻土开挖、冬雨季施工较多、项目位于闹市区等。

（2）考虑国家政策因素，如上海市自2019年10月1日起，外环以内一万平米及以上的房屋建筑施工项目全面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该类型脚手架有周转次数多、节省工期、节约人工的经济优势，但购置、租赁费用较高，因此，需要编制人结合自身需求对该部分费用进行合理编制。

还有如环保政策对土方工程、材料价格的影响，推广装配式建筑对PC构件及相关作业人员供求状况的影响、政府财政预算对付款条件和时间节点的影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项目整体发展的影响等。

（3）要契合招标文件中工期、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和交付标准等要求，并根据招标文件约定考虑风险因素，在综合单价中预留一定的风险费用。

同时，因招标文件中明确了甲乙双方所应承担的风险范围和超出该范围后价格的调整方法，因此编制人在
确定暂列金额时要充分考虑该部
分风险费用。

（4）编制人要熟悉施工图
纸，一些配筋信息、做法信息、
节点大样图都是在设计说明中体
现，因此要仔细研读设计说明，
否则会造成清单缺项、工程量产
生较大偏差等问题。

（5）要重视施工方案、技术
措施对最高投标限价的影响。

如
土方开挖的工作面及放坡系数、
马凳筋等措施钢筋、地基钎探及
塔吊基础等。

（6）要充分考虑定额中尚需
完善，可能会通过签证来体现费
用的签证点。

以四川省为例，如
建渣外运、沉降观测、验槽换填
以及因特殊原因需采用天泵的增
加费等。

（7）编制人要充分了解项目
拟建地市场供求状况。

如土方外
运堆土场运距，30—40公里内商
混站供应情况以及租赁站钢管供
应情况等。

（8）主材、未计价材料价格
要参考信息价，了解市场价。

对
于价格变化较快，幅度较大的可
以收集整理项目所在地近期或相同
周期价格信息，对比分析其变化趋
势，作出合理判断。

如秋冬季扬尘
治理期间，商混价格会有明显提
高。

对于价格长期波动不大，较
为稳定的材料可以参考已完工程
结算价。

对于种类繁多、价格较
低的未计价材料，建议编制人可以
收集整理自己的价格库。

结语
随着建筑行业全面深化改
革的持续推进，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的建筑市场体系正在加速构
建。

合理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是实
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
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
序、企业优胜劣汰的重要保障，
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努力完善，
坚持创新创优。

（作者单位：中交第四公路
工程局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陆兵.对施工招标中设置最
高投标限价的利弊探讨[J].化工与
医药工程,2018,39(3):55—58.
[2]曹蕾.建设工程招标中
最高限价编制的研究[J].甘肃科
技,2016,32(21):82—84＋133.
[3]童娴.招标限价的编制在全
过程造价控制中的作用[J].价值工
程,2015,(3):79—81.
（责编：梁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