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地域儒学研究的求实创新探索--以张载关学研究为中心

陕西地域儒学研究的求实创新探索--以张载关学研究为中心林乐昌
【摘要】在陕西历史上，有两大思想文化资源对于儒学的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西周周公建构的早期儒家礼乐思想；二是北宋张载创建的近世新儒学思想亦即关学思想。

从陕西省学术界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虽然对西周儒学也做过不少很有成效的研究，但毕竟是以张载关学研究为重点的，在张载关学研究领域做了多方面的求实创新探索：一是完成了《正蒙合校集释》并正在编纂“张载文献集成”；二是在对关学文献进行零散整理之后进而开始编纂《关学文库》；三是对关学思想史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

%In the history of Shaanxi,two major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play a decisive role:one is the early Western Zhou Confucian ritual thought construction,the oth⁃er is the Neo-Confucianism,i.e. Guanxue Studie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Zai created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Over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in Shaanxi Province,although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done a lot of fruitful researches have o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Confucianism,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es is Zhang Zai Guanxue Studies. They made innovations in many areas:first,they have completed Compi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Correcting Ignorance and are compiling Completed Research Documents on Zhang Zai;second,they are compiling A Series of Books on Guanxue Studies;third,they have done an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Guan school.
【期刊名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1
【总页数】7页(P5-11)
【关键词】陕西地域儒学研究;求实创新;《正蒙合校集释》;张载文献集成;《关学文库》;关学思想史
【作者】林乐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陕西西安 71006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3
儒学的求实创新研究，可以有多种向度。

笔者来自陕西，故拟从陕西地域儒学的向度概述陕西儒学研究者对这一课题的求实创新探索。

陕西的儒学思想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陕西历史上，有两大思想文化资源对于儒学的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西周周公建构的早期儒家礼乐思想；二是北宋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的近世新儒学
思想亦即关学思想。

从陕西省学术界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虽然对西周儒学也做过不少很有成效的研究，①但毕竟是以张载关学研究为重点的，在张载关学研究领域做了多方面的求实创新探索，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

因此，本文将以张载关学为中心，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概述陕西学者所做的求实创新探索：一是从《正蒙》集释到张载文献集成；二是从关学文献的零散整理到《关学文库》的编纂；三是关学思想史的深入系统研究。

一、从《正蒙》集释到张载文献集成
张载所创建的关学，是宋代理学当中独具特色、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派之一。

中国儒学史界对张载理学思想研究一直相当关注。

由于张载理学发源于陕西关中，因而张载理学思想研究尤其受到陕西学术界的重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陕西学界涌现了一批张载关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陈俊民的《张载哲学思想及其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龚杰的《张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专题论文集多种，②此外还发表了数百篇专题论文。

由于张载理学思想艰深，其著作历来号称难读，故研究当中的分歧也很严重。

为了更加有效地解决张载理学思想研究的疑难和分歧，近二十年来，陕西学界研究张载理学思想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这主要表现为：从单纯以论著的形式研究张载理学思想，逐渐转变为愈益注重整理和研究张载著述，进而发展为对张载学术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力求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对张载理学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此过程中，我们所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以传统的校释方法对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进行研究，然后进一步扩大张载学术文献的整理研究范围，着手对张载学术文献加以集成。

（一）撰著《正蒙合校集释》。

《正蒙》一书是张载晚年的代表性著作，在儒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近代以来，《正蒙》又陆续被翻译为英、德、日、韩、俄等多种文字，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

但由于《正蒙》素称精深难读，故南宋迄清注家不绝，存世的《正蒙》历代旧注近二十种。

现代学术界对《正蒙》的研究又往往歧解纷呈，最令人困扰。

谋求解决张载哲学难题和歧解的出路，除了需要反思过往经验，探寻更适用有效的研究方法或诠释框架之外，还有必要搜集《正蒙》南宋以来的历代注本，借助集注体式，为解读《正蒙》提供丰富可靠的文献参考。

为《正蒙》做集释是从上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着手准备的。

1993年，陕西师范
大学成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由赵吉惠教授任所长。

研究所成立后不久，拟定了《三秦思想文化典籍》等丛书的编撰规划，“张载《正蒙》集释”这一项目便被列
入其中，由我负责。

1996年，在诸多师友的鼓励下我以“张载《正蒙》集释”申报国家教委的社科项目，虽然未获成功，但却荣幸地得到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亲笔写的推荐信。

2002年，我以“张载《正蒙》集释及其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终于获得成功。

可以认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获批，标志着《正蒙集释》这一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最初，对如何完成该研究项目的设想比较简单，然而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文献学知识的增加，认识到必须首先对错误较多的通行本《正蒙》重新进行校勘，从而为学界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正蒙》新本。

此外，我们还在如何编排《正蒙》历代近二十种旧注的体例等方面，陆续有了新的设想。

“张载《正蒙》集释及其研究”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时八年于2010年结项，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为优秀，不久后又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以《正蒙合校集释》为题由中华书局于2012年4月出版。

《正蒙合校集释》一书，是一部汇合《正蒙》南宋、明、清等十一个不同版本加以校勘，搜辑南宋、明、清十九种《正蒙》旧注加以集释，并通过按语在校释和义理等方面加以研究的学术著作。

该书采用传统“集释”体式研究《正蒙》，力图把《正蒙》哲学思想研究置于排比和整理历代旧注资料的基础之上，尽量把文献校勘汇集与哲学思想诠释统一起来。

该书广搜博辑，除搜辑南宋至明清的十五种《正蒙》传世注本之外，还借助大量文献资料复原了三种散佚已久的《正蒙》注本，③并搜集了大量与《正蒙》研究有关的辅助资料作为全书的附录，从而使之成为完备的《正蒙》注本文献库和研究资料库。

这些，能够体现该书撰著者在张载著述及其思想研究方面的求实追求。

《正蒙合校集释》一书的创新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集释体式的传承创新。

集释体式是采用传世的多种注本对经典著作加以注释的著述形式，东汉以降被广泛使用。

然而集释体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后来历代学者都力图努力探索，
传承创新，使之趋于完善。

《正蒙合校集释》的作者在充分理解传统“集释”体式精髓的基础上，面对《正蒙》历代注本体式的复杂性，汲取其优长，弥补其缺陷，设计出能够容纳不同注例于一体的最佳编排方式。

该书的体例框架共分为六个部分：一解题，二合校，三征引，四集释，五按语，六附录。

其中，“合校”、“集释”、“按语”是全书的重点部分。

第二，《正蒙》文本的校勘创新。

《正蒙》历代注本当中，无论单注本，还是集注本，其普遍缺陷是未对《正蒙》正文加以校勘。

对于《正蒙》注本的整理研究而言，《正蒙》正文的校勘显然具有优先性和基础性。

通行本《正蒙》出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文字讹误达七十多处。

其致误原因，一是选择版本局限于清本，而未能据宋、明古本进行对校；二是其校勘方法主要依据他书改本书。

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广搜异本，精选底本（以南宋孤本《诸儒鸣道》所收《横渠正蒙书》为底本）和校本（一个宋本，三个明本，两个清本），并吸取时贤的校勘成果，以十一个源流清晰的版本进行合校，严格按科学的校勘学方法，重新校理，改误纠偏，从而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在选本和校订等方面皆堪称精善可靠的《正蒙》新本。

第三，藉由按语表达的思想研究创新。

有别于单纯的古籍整理，《集释》一书是在文本校勘和义理诠释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

《正蒙》思想艰深难解，历代注本歧解纷纭。

对此，作者有针对性地辨析各家之说，藉由按语以表达作者的见解。

总之，《正蒙合校集释》作为一部奠基性的学术成果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使研究者一帙在手便能掌握《正蒙》历代注本的精要，而且对《正蒙》的哲学思想所提出的许多见解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正蒙合校集释》一书出版两年多来，颇获学界好评，2014年3月获国际儒学联合会颁发的“纳通国际儒学优秀论著奖”（不分等），2014年9月又获岳麓书院和凤凰网联合主办的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不分等）。

（二）编纂“张载学术文献集成”。

在“张载《正蒙》集释及其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于2010年初结项后不久，同年由我负责申报了以“张载学术文献
集成与理学研究”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年底获得批准。

参与该项目的，共有十多位陕西学者。

我们之所以提出张载学术文献集成这一研究计划，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随着张载理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完成《正蒙》校释工作之后，我们认识到有必要为张载编校新的全集，进而对张载的学术文献进行超出全集范围的“集成”式整理。

第二，受日本学者为朱熹和王阳明两位理学大师编撰文献“大系”的启发。

日本学者最早为中国的理学大师编纂文献“大系”，其成果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日本明德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朱子学大系》十五卷、《阳明学大系》十二卷。

这两部“大系”开创了为宋明理学大师汇编文献的先河。

作为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遗产，中国学者更有理由在编纂宋明理学大师文献集成领域做出贡献。

张载是宋代最早的为数不多的理学大师之一，我们为其编纂文献集成是理所当然的。

正在编纂中的“张载学术文献集成”，其性质与上述的《正蒙》校释类似，但其类型则更加多样化，共分为四类：一是张载著作集；二是《正蒙》、《西铭》历代注本；三是《横渠易说》校注、《经学理窟》笺注、佚著《礼记说》辑注；四是张载生平文献及其他附载文献等。

第一类，张载著作集。

随着张载理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对通行本《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这一出版已三十多年的古籍点校本的质量，有理由提出更高的要求。

今天，针对通行本《张载集》的校勘偏误及内容尚不完备等问题，有必要编校一部新的张载著作集。

我们为新编张载著作集确定的编校宗旨是：全面订补，精编精校。

依据这一宗旨，在吸收通行本《张载集》多种优点的同时，对这部旧集做全面订补工作。

所谓“订”，是指订正《张载集》之偏误，以提高张载著述的文本质量；所谓“补”，是指补充《张载集》之未备，以扩大张载著述的文献范围。

通过对《张载集》的订补工作，除提高张载著作集的校勘品质外，
还将为张载著述辑补约二十万多字，从而使二十八万字的《张载集》在篇幅上成倍增加。

总之，通过对《张载集》的全面补订，我们将为学术界提供一部全新的经过精编精校且可靠完备的张载著作集。

第二类，《正蒙》、《西铭》历代注本。

我们从搜辑到的《正蒙》南宋至清代近二十种注本中精心选校，辑編为《正蒙历代注本精选》。

除《正蒙》传世注本之外，我们还借助大量文献资料复原了三种散佚的《正蒙》注本，包括南宋朱熹的《正蒙解说汇录》、明代吴讷的《正蒙补注》、明代余本的《正蒙集解》。

学术界对朱熹是否撰著过《正蒙注》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

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可以从南宋《近思录》、《朱子语类》、元代《朱子成书》、明代《性理大全》、明清《张子全书》、清初《宋元学案·横渠学案》等多种典籍中整理为《正蒙解说汇录》。

这既
解决了朱熹是否撰著过《正蒙注》的历史公案，也为学术界整理了珍贵的南宋《正蒙》注本。

此外，张载《西铭》作为其伦理学纲领从北宋开始便盛传于学林，脍炙人口。

有的张载著作集还特意将《西铭》从《正蒙》之《乾称篇》中抽出别行。

因而有必要精选《西铭》的历代注本，编为《西铭历代注本精选》（八种，部分含《东铭》）。

第三类，张载重要著作注解三种。

张载的主要著作除《正蒙》外，《横渠易说》和《经学理窟》也不易研读，尤其是集外佚著《礼记说》读来困难更多，故有必要对这三种著作加以注解，完成《横渠易说校注》、《经学理窟笺注》和《礼记说辑注》，以便利读者研读。

第四类，张载生平文献及其他附载文献等。

关于张载生平文献，我们除整理清代、民国《张子年谱》各一种外，还编纂了《新编张载年谱》一种，最终完成《张载年谱三种》。

这有助于研究者知人论世，对于张载生平及其时代背景、张载思想演变、张载关学学派的整体面貌等方面的研究，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此外，还将编撰其他的相关的附载文献，包括《张载门人年表》、《张载及其门人的著述目录》等。

强调张载理学研究必须以完备的文献为基础，这不仅体现了陕西学者求实精神的不断延续和扩大，而且研究实践表明，重视学术研究的文献基础必将推动张载理学思想研究创新，为解决疑难提供了新的可能。

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张载的理学纲领为例，说明我们在研究中是如何通过使用新资料使疑难问题得到解决的。

《正蒙·太
和篇》第12章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1］（P9）这四句话，自上而下，排列有序，表述严整，是张载对“天”、“道”、“性”、“心”四大基本观念的界定，是他对自己理学体系的概括，作为理学“纲领”的特点很突出，故可称为张载理学“四句纲领”。

由于它既涉及天道论，又涉及心性论，故可以视作其理学体系的总纲领。

④这“四句纲领”应当是考察张载理学思想性质的重要文本依据。

后来，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这“四句纲领”原来是有其经典依据的。

《宋史》张载本传称张载之学“以《中庸》为体”。

通过南宋卫湜《礼记集说》所辑出的张载佚著《礼记说》可清楚看出，“四句纲领”恰恰是对《中庸》首章的解说。

据此，可以还原这四句话的语境，有助于对这一章的确切理解，也有助于说明这四句话何以能成为张载理学的纲领。

如所周知，作为《中庸》纲领的首章三句话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涉及的基本概念是“天”“性”“道”“教”，除了第四个概念“教”与张载的“四句纲领”中的四个概念不一致外，其他三个概念与张载“四句纲领”的概念是一致的。

可见，张载是依据《中庸》首章的三句话提出自己的理学纲领的。

显而易见的是，《中庸》首章三句话根本就没有涉及“气”这一概念，因而张载的理学四句纲领当然也不会将“气”作为中心概念。

以往学界把“气”作为《太和篇》这四句话的诠释重点，并以此为张载思想定性，是缺乏张载理学纲领及其经典依据支持的。

［2］
二、从关学文献的零散整理到《关学文库》的编纂
陕西省儒学界除了重视对张载学术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之外，也一直关注对张载之后
关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

关学，是由北宋张载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

最早言及“关学”一词的，当推宋儒吕本中（1084—1145 年，字居仁，学者称东莱先生）。

［3］（P261）此外，南宋末年的黄仲元（1231年—1312年，字善甫，号四如）在其《四如集》中，较早言及后来广泛
流传的宋代理学四大学派“濂洛关闽”。

陕西学者对关学文献的整理，始于陈俊民。

经他点校、辑校的关学文献计有《关学编（附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关中三李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和《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等多种。

此外，近年林乐昌编校的《王徵全集》（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也属于关学文献整理成果。

但以上这些经过整理的关学文献，相对于未经整理的宋元明清各代关学文献而言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晚明关中大儒冯从吾（1556—1627年，字仲好，号少墟）在其所撰《关学编》
一书中构建了关学系谱，包括北宋张载、吕大钧等九人，金元杨天德等九人，明代吕柟、马理、韩邦奇等十五人，合计三十三人。

至清代，王心敬、李元春、贺端麟、柏景伟等先后对冯从吾所撰《关学编》加以增补，撰为《关学续编》，在原有关学学者三十三人的基础上，补入晚明及明清之际包括冯从吾、李二曲、王心敬在内的关中名儒数十人，遂使“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耳”［4］（P65）。

这些关
学先贤们留下了非常丰富而珍贵的文献资料，除了北宋张载著述之外，其弟子如蓝田“三吕”、长安李复，明代王恕、王承裕、薛敬之、吕柟、马理、杨爵、韩邦奇、冯从吾、张舜典等人，也都有著述传世。

例如，王恕撰《石渠意见》、《王端毅公集》，马理撰《谿田集》，杨爵撰《杨忠介公文集》，韩邦奇撰《性理三解》、《正蒙拾遗》、《易占经纬》等，都是对明代关学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著述。

尤其是吕柟，他著述甚丰，除了撰有《泾野子内篇》、《泾野先生五经说》、《四书因问》以外，还有卷帙浩大的《泾野先生文集》存世。

被誉为“关西夫子”的冯从吾，其
著述也很多，撰有《辨学录》、《疑思录》、《善利图》、《关学编》、《元儒考略》及《少墟集》。

明清之际关中大儒李二曲的主要著述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此外，清代关学学者的著述也颇为浩瀚，如王心敬的《丰川全集》，王建常的《复斋集》，李元春的《桐阁集》，贺瑞麟的《清麓文集》等。

清末民初的关学学者柏景伟、刘古愚、牛兆濂等人也留下了大量著述。

对于这些关学文献，除已做少量整理之外，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大量的关学著作散存于陕西、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或民间，其中有的已成孤本（如藏于陕西省图书馆的明韩邦奇撰《禹贡详略》），有的已残缺不全（如藏于重庆市图书馆的明南大吉撰《瑞泉集》残卷），有的希世罕见（如藏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清李因笃撰《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则仍有散佚之虞。

关学文献整理的滞后，严重制约了关学史研究的发展。

正是为了排解这方面的忧虑，陕西学术界便有了编纂一部大型关学文库的设想。

四年前，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发起和组织，正式开始编纂《关学文库》。

《关学文库》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同时被纳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图书计划，是一项填补陕西省历史文化研究空白的重大文化工程。

《关学文库》由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任学术顾问，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和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教授任总主编。

数十位学者参与了《关学文库》的编校工作，编校者当中也包括几位来自上海、浙江、山西等兄弟省市的学者。

《关学文库》由两大系列组成：一是文献整理系列，即对关学历史上重要文献进行搜辑和整理（标点、校勘、辑佚），其中涉及关学重要学人三十二人，关学重要文献二十七种，除《张子全书》、《蓝田吕氏文集》、《泾野先生文集》、《马理文集》、《南大吉集》、《王徵集》、《冯从吾集》、《刘古愚集》等之外，另有《关学编》、《关学续编》、《增订关学编》、《关学宗传》等；二是学术研究系
列，以“评传”和“年谱”等形式，对关学历史上重要学人的思想学说进行个案研究，主要包括《张载评传》、《张载年谱》、《三吕评传》、《吕柟评传》、《冯从吾评传》、《李二曲评传》、《刘古愚评传》等。

此外，还涉及关学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关学精神论》、《关学思想史》、《关学学术编年》等三部著作。

在这些不同系列的内容中，文献整理是其中的重点和主体。

《关学文库》的编纂，改变了以往这一领域单兵作战的零散整理方式，是学术史上对关学文献的一次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对于陕西学者来说，组织这一编纂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参与《关学文库》编校工作的学者们，力求做到使该套丛书文献质量立得住，学者研究用得上，社会影响看得见，并能长久流传。

《关学文库》的编校工作，目前已经接近尾声，将于今年陆续推出。

［5］（P37-38）
由本文第一节可知，对张载著述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经历了从单一整理阶段到集成式整理阶段的过程。

与此类似，本节关于关学文献的整理也经过了类似的转变过程。

可以认为，《关学文库》的编纂同样也是陕西儒学界求实精神的延续和拓展。

不仅如此，《关学文库》的编纂工作及其成果也不乏创新探索。

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关学文库》之第一种《张子全书》的校勘为例加以说明。

现在可见的传世张载著作集，有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徐必达刊行的《张子全书》十五卷，包括《西铭》、《东铭》一卷，《正蒙》二卷，《经学理窟》五卷，《易说》三卷，《语录抄》一卷，《文集抄》一卷，《拾遗》一卷，《附录》一卷。

稍后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由陕西凤翔知府沈自彰主持刊刻的《张子全书》十五卷，其
内容大体同于徐必达本。

清代的多种《张子全书》版本，与明本相比，并没有特别的差异。

目前，学术界通行的张载著作集是由章锡琛点校的《张载集》（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版），它是依据明清《张子全书》等文献编校的。

三十多年来，《张载集》作为被广泛使用的通行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们在长期使用中发现，
《张载集》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缺陷和偏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选择版本有局限，即仅囿限于清代版本，而未能据宋、明古本进行校勘，结果导致文字讹误比较严重，仅《正蒙》一种著作的文字讹误便达七十多处。

二是校勘方法有偏差，偏好使用“他校”方法，即依据他书（例如《周易系辞精义》等）校改本书，除用吕柟《张子抄释》对校外，几乎未用所选五种不同版本的张载著作集对校，违背了校勘先用对校的原则；而且还偏好使用“内校”方法，即依据张载不同时期著作当中的文字进行互校，无视张载不同时期著述及思想之间存在的差异，这显然不利于对张载思想的演变过程做动态研究。

针对通行本《张载集》选本和校勘方法的偏差，我们在为张载各种著作选本时都不再受明清《张子全书》的版本限制，而是对张载的每一种著作都重新选本，尽量使用古本或善本；校勘将不以“他校”和“内校”为主，而是综合运用陈垣提出的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等校勘四法，尤其注重首先使用对校，然后辅之以他校法。

此外，我们还对《张子全书》进行了补遗工作。

《关学文库》的整理细则规定，对于整理对象所缺失的内容，可以从相关文献中采辑，作为“补遗”编入全书之末，原则上不打乱原书的顺序。

据此，我们在辑编《张子全书》的“补遗”部分时，补入了三种张载佚著，包括《论语说》、《孟子说》和《礼记说》。

三、关学思想史的深入系统研究
陈俊民在其《张载哲学思想及其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的“总论一”和“总论二”中，勾勒了关学史的演变脉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是最早研究关学史的成果，具有开拓意义。

其后，由方光华主编的《关学及其著述》（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也是关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当然，这些关学史研究的成果仍有待深化和系统化。

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为新起点，陕西儒学界在编纂《关学文库》的同时，对关学思想史也开始了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这里以林乐昌主编的《关学论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