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李今庸和中医考据学

国医大师李今庸和中医考据学
王玲;汪文杰;张茂林
【摘要】目的研究国医大师李今庸中医考据学大师的成才因素.方法亲自探访李
老本人、查阅相关资料.结果家学渊源、名师指导、矢志不渝是三个决定性因素.结论李今庸教授是迄今湖北省唯一的国医大师,他为人师表,学验俱丰.先生从一位临
床医生和医学院教师进而而成为一位中医考据学大师,家学渊源、名师指导、矢志
不渝是先生钻研中医考据学而又硕果累累的三个决定性因素.本人不揣愚昧,将之梳
理成文,以启后学.
【期刊名称】《光明中医》
【年(卷),期】2016(031)012
【总页数】3页(P1700-1702)
【关键词】国医大师;中医考据学;成才因素
【作者】王玲;汪文杰;张茂林
【作者单位】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武汉 430065;湖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武汉 430065;湖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武汉 430065
【正文语种】中文
【薪火传承】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

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等主张“通经致用”﹐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开创了考据学之先河。

清阎若璩﹑胡渭等用考据方法治经﹐皆有
所创获。

至乾隆﹑嘉庆时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考据之学极盛。

人尊之为“汉学”﹐以示与“宋学”有别。

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谨遵“实事求是”“无证不信”。

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

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称。

李今庸先生将清乾嘉学派所兴的治经学之法，引入到古医籍的整理研究之中。

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古医籍者，首推近代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章太炎。

然炳麟先生终非医者。

当代中医界，以治经学法研究中医古籍，并且临床与理论能互参者，当首推李今庸先生。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则经学可信，由小学入史学者则史学可信。

”按照这种观点，就医学来说，何尝不是由小学入医学者则医学可信呢！先生以治经法研究和整理古典医学著作，综合运用“校勘学”“训诂学”“方言学”“古文字学”“历史学”以及避讳知识等，对中医药古籍中一些悬而未决，聚讼未已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千百年之疑窦涣然冰释。

在学界被誉为“经典王”“《内经》王”“活字典”。

先生为何会从一位临床医生和医学院教师而成为一位中医考据学大师？个中的缘由和大致经过时如何？笔者经过亲自探访李老本人而找到答案，进而梳理成文，以启发后学。

1.1 家学渊源1925年农历九月初五日，先生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今改为枣阳市)唐家店镇一世医之家。

七岁时，先生在枣阳县唐家店家乡入私塾读书，开始接
受启蒙教育。

老师为前清秀才，国学底韵深厚。

先生的老师初授以《三字经》《国文》，继而授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著作。

在熟读四书原著之后，老师又命先生读“四书引端”等书，使其对四书的内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在重点阅读这些儒家经典著作的同时，先生还阅读了《左传快读》《纲鉴易知录》《幼学故事琼林》等，从中获得了丰富的历史学知识，从而扩大了
视野。

这些书籍对先生一生影响颇深，尤其为他后来学习中医药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

1.2 名师引导1961年，时任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的蒋笠庵先生，将一本《江
汉论谈》杂志给了先生，他认真阅读后，敏锐地意识到蒋老是希望他掌握校勘训诂学的知识，以便有效地研究整理古典医籍。

蒋树人，字笠庵(1890—1963)，湖北天门人氏。

系湖北近代著名的中医学家和中
医教育学家，湖北中医学院主要创始人之一。

蒋先生前期主要是从事文史方面的
教学，兼而行医。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先后在中华大学图书馆、国立师范学院、中华中学、湖北省教育学院、武昌中华大学、江汉纺织专科学校执教。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专心致力于中医和中医教学事业，曾在中央国医馆、湖北国医专科学校任教多年。

他注重钻研经史，擅长训诂、考据和校勘。

其中对《易经》《礼记》颇有研究，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亦有研究心得。

解放以后，蒋
先生任湖北省参事室参事，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为了发展中医事业，1956年他被任命为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1958年改任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专门从事中医教学工作。

为提高教学质量，蒋先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临证经验，先后编写了《伤寒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方剂学讲义》等多种教材。

他曾先后被选为省人民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

[2]
受蒋树人先生的影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李今庸先生先后阅读了大量训诂和校勘方面的书籍。

治小学，“许学”(即许慎之学)是基础，因此，他首先阅读了《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解字义证》《说文解字注笺》。

其次，先生还阅读了“雅学”，如《尔雅》《广雅》《小尔雅》，以及《通雅》《骈雅》。

其三为“韵书”，如《广韵》《集韵》《玉篇》等。

同时还阅读了其他与小学有关的书籍，如《仓颉篇》《急就篇》《方言疏证》《释名疏证》《经典释文》《经传释词》《群经音辨》《中山王器文字编》《玄应一切经音义》、廿
四史、《贞观正要》《风俗通义》《舒艺室续笔》《自然辨证法》……涉及经史子集，从经典的校勘、训诂学专书，到文字学、方言学、历史学等等，其学识真可谓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及人事[3]。

正是由于先生掌握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他才能在中医古籍的广阔天地中自由驰骋，左右采拮。

先生幼年时期的儒学功底深厚，萌发了整理古籍之心后，更是广泛涉猎训诂、校勘书籍。

经常为确切了解经文中的某一个字的含义或者读音，先生要翻阅大量的文献。

眼睛视力不太好时，先生就借助放大镜来看书。

如今，虽然已是耄耋老人，先生仍旧每天到办公室上班，到收发室亲自取阅报刊书籍。

纵观先生的治学经历，不禁使人联想起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语要》中说的一番话：“人谓我孤冷。

吾以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先生曾于八十岁时写过一首《八十述怀》：“幼承家学在乡下，厚积古训待薄发。

为求医治沉疴起，日夜奔走百姓家。

继而受命杏坛处，舌耕经典勤疏爬。

源头创新皆由此，宿根定将发新芽。

”由此可见，先生的精神世界与中医学的发展已经深深地交融在一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整理古代医籍的时代机遇使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忘我地工作着。

由于古医书年代久远、理论深邃、文义古奥，若要确切理解其涵义，没有深厚的古文字底蕴是极难做到的，而要利用古籍中的字句以古证古，信手拈来，更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

如若没有一份淡薄名利的超然和对中医药学的执着，没有对古籍的深入研究和探索，这条考据和校勘之路实在是举步维艰。

先生倍尝校勘整理古医书的艰辛。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就步入了这条漫长又崎岖的治学之路。

在这方面他着力最勤、费神最多，几乎是举毕生之力投入此项工作。

爬疏的艰辛，个中滋味，只有先生自己知晓。

先生曾说：从事这项工作，首先是要善于发现古书中的问题，并对问题深入研究考证，搜集大量的古代文献加以证明。

当写成文章时，又必须考虑所选用文献的排列先后，使层次分明，说理透彻，让人易于读懂。

如此每写
一篇文章，先生常思索数日不已，但他仍乐此不疲。

经过先生的一番整理后，古籍中的很多文字不仅义理畅达，而且医学理论也明白易晓，从而使千年疑窦涣然冰释，实有功于后学。

在《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医》一文中，先生写到：“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因此,学习中医药学各种典籍,必须与临床医疗实际紧密结合,勇于实践,反复实践,努力把古人的经验知识变为自己的东西,做到学、验俱丰,不盗名,不窃誉,不剽窃
别人成就,不占有他人果实,依靠自己辛勤劳动,掌握知识,结出硕果,使自己成为一个
名符其实的真正的中医,并在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道路上有所前进,为中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再添几块砖,再加几块瓦,进一步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4]。

从职业上来说，先生首先是一位医生，所以，他对中医古籍的考证无不是立足临床，最大限度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这也正是先生与其他很多训诂学家的区别所在。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作阵博士在其博士论文《近30年中医训诂成就研究》中总结了近30年中医训诂学所取得的成就，文中详细梳理了在中医训诂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分别为：钱超尘、陈竹友、王筑民、郭霭春、马继兴、李今庸、张纲[5]。

纵观这七位代表人物，其中除了先生一人是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之外，其他诸位有的执教于中医院校医古文教研室，有的专门从事中医文献研究，有的为医学杂志的编辑。

作为从医多年的医生，先生不知治愈的多少病人！而在行医过程中，先生也深感古代医书中记载的宝贵经验对于临床所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先生曾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莫谓故纸无新用，须向旧卷索新知。

充分表达了其对中医古籍的重视。

先生每于观书之际联想起某病某证，又或于诊病之时忆起某书某文。

鉴于研究古籍对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性，先生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以行医为主，晚年则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古医书研究方面。

正是得益于多年的临床工作，先生每每能医文互参，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和修正理论。

数十年来，先生一直致力于古医籍研究，他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有关中医学文字研究考证的著作《古医书研
究》，这是他几十年从事中医训诂研究成果的结晶。

2005年，这部《古医书研究》获得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著作)奖二等奖。

全书共收录：《素问考义》47则、《灵枢经考义》20则、《神农本草经考义》2则、《难经考义》2则、《甲乙经
考义》2则、《我国古代病症名词考》5则、《伤寒论考义》8则、《金匮要略考义》47则、《五十二病方考义》14则、《肘后备急方考义》2则、《备急千金要方考义》8则、《千金翼方考义》3则、《足臂十一脉灸经考义》4则、《淮南子考义》2则;另外，先生还收录了《黄帝内经太素考义》《新修本草注考义》《阴
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考义》《脉法考义》《导引图考义》《天下至道谈考义》《庄子考义》《尔雅考义》《荀子考义》《通俗文考义》《史记考义》各1则[6]。

先生
对24种古医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研究解释，既有对成书的年代和地点的考证，又有义考、句考、字考，还有对学习方法的研究，对一些悬而未决、众说纷纭的问题，先生也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少观点可谓发蒙振聩。

《古医书研究》一书在2003年出版之后，先生并没有停止对古典医籍的探究，在相关杂志上先生又发表了《读黄帝内经札记》《读伤寒论札记》《甲乙经析疑》《神农本草经药名新诂二则》系列论文共二十余篇。

2013年3月1日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今庸讲中医经典》一书，当中收入了先生的上述文章。

与耀眼的名老中医头衔相比，先生从事的工作，更需要一份淡薄名利的超然和执着。

文以载道，通览先生的各类著作，我们不难窥见先生的精神世界，他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医药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都溢于言表。

由此，我们不难明了先生已届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壮心不已，老而弥坚，释疑解惑的个中缘由。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生自勉自强，澄心凝思，抛却名利，一心问道的学术精神实乃“大音息声”，为后人学习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