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历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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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史记》比较研究
司马迁被中国史家奉为“正始之祖”,希罗多德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
鲁迅先生在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时,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句话用来评价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是恰如其份的。
因此,对东西方这两位大史家作一番深入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国的史学的发展。
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生平有一定的相似性。
从主观来讲,他们的出身都较为富有,并且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能够获得较高的文化素养,为两部大书的写成提供了基础。
在写书期间,两人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出游寻访,这是使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史学家的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写书中途都遭受过挫折和不
幸,或是思想上、或是身心上均受到了意外的打击,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
说,也是对他们著书的刺激和促进。
从客观来讲,司马迁和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也有着十分相似的一面。
司马
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此时的大汉帝国处在鼎盛时期。
文化空间繁荣,为<史记>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
希罗多德也同样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
他著《历史》时,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而结束,民族精神空前高涨。
同时奴隶主民主
政治的建立、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也为出现这样一部著作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史记》与《历史》,看起来,两者风格迥然相异,属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然而他们同属历史著作,一东一西,相互辉映,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一、在著书目的方面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说他所以要记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司马迁著述《史记》,,目的更加明确。
司马迁虽因李陵一案而遭横祸,但是反而更坚定了他著书的意志。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º他置生死于度外,“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网”意图“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二、在内容方面将历史的空间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这是《历史》和《史记》的共同点。
希罗多德将各民族的历史,融入一部和谐统一的作品中。
他花费了大力气记述了他所知道的世界。
“只要是我们能够听得到关于这些边远地区的确实报导,我是会把它们全部传述出来的。
”《历史》的主题虽然是希波战争,但实际上希罗多德写的却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知世界范围的历史。
他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各民族的起源与风俗,城镇与边疆,宪法与政治,叙述了埃及阿拉伯、印度、徐西亚、利比亚与色雷斯的奇异。
作者视野所及,不只是古希腊人的方寸之地,而是古代社会的广阔世界。
《史记》内容异常丰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代中国通史。
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无所不备,使用纪传体的形式有条不紊地把这三千年间博大深广内容组织起来。
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性显然比希罗多德《历史》的世界性更为广阔。
于“中国”之外,匈奴、朝鲜、南越、东越、西南夷、大宛等都一一列传。
三、在历史观方面希罗多德从“保存人类的功业”的写史目的出发,从多方面观察和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种种实践活动,试图从人出发来认识人类历史。
在他的笔下,有扑朔迷离的埃及宫,有巍峨屹立的金字塔,有宏伟壮观的新巴比伦城,有宽阔巨大的莫伊利斯人工湖,在这一切一切的背后,有着为之竭尽心智的伟大人们。
他赞叹这些奇迹和赞美创造这些奇迹的人们。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应该在历史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已经不自觉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他还注意到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揭示了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的深刻矛盾和斗争。
如他详细记载了古埃及的士兵起义。
可以说,希罗多德强调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人本观念,应该说是希罗多德历史观中最本质的东西
但是,希罗多德却没有完全排除掉神权观念的干扰。
他相信神谕,相信各民族有关神抵奇迹的传说。
而且,他的著作到处充塞着神托所祭司们的预言。
譬如,他认为:“当城市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秉示某种联兆的”。
司马迁时代,“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观点十分盛行。
司马迁批判地接受了先秦诸子的进步思想,认为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
他不仅为王公大臣
作传,也为贫民百姓作传。
在司马迁眼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司马迁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认识到了国家兴亡,民心向背起最后的决定作用。
司马迁还通过对实录史事的具体论述,对天道提出了质疑。
如他通过刘邦之口直接说出了天意不能支配人谋,刘邦得天下是他善于用人的结果。
天意不能支配历史的变迁,同样不能支配个人的祸福。
司马迁的伟大,在于他生动地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发展趋向和决定因素,是人的活动推动历史走向统一,而并不是天命、神意所决定的。
四、较为平等的民族观希罗多德时代,希腊学者常常把东方人看作野蛮人,称之为天生的奴隶。
但希罗多德则不一样,、“他没有对希腊人的偏爱,也没有对野蛮人的偏见”记述异邦人的那些和希腊人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时,希罗多德都不曾表示出任何成见来。
”尽管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他从来也没有忘记他在异邦人那里看到的好的东西。
对非希腊民族的一切成就,希罗多德也持公平态度。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
而司马迁却不一样,他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
这就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地纳入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范畴。
其民族一统思想的进步性在于它视各民族皆为天子臣民,详究各族人民的历史,分别立传;赞颂民族一,并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论证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走向一统。
因为《历史》《史记》属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风土人情等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势必会产生一些差异。
一、在体裁方面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编纂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
因此,西方学者强调是“希腊人首创了史学”,“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希罗多德以事件为主题,主要叙述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此事件相关人物。
而《史记》以人物为主题,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
二、文学性方面、从整体来看,《历史》中描写的人物形象没有《史记》中描写的人物形象那样性格鲜明、更没有象《史记》那样刻画出丰富多彩的人物
形象体系。
《历史》中所描写的人物,侧重于国王、将领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上层人物,它的写人服从于叙事的要求。
而《史记》则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对社会生活中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所描写。
《历史》与《史记》在结构体系上的这一差别,是前者的文学性不如后者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情感性方面、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能够以严肃的求实精神超越个人的好恶,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书写。
但是,在每篇作品的字里行间始终倾注着浓厚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就使《史记》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
文学是人情感的反映,“情感是文学作品创作的灵魂”司马迁是一位情感丰富而且喜怒于色的作家,这在其作品中同样有体现。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
所在《史记》中一方面流露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也充满着对美好理想的追和对崇高人格的赞美。
希罗多德写《历史》的时候就不象司马迁那样怀有强烈的主观感情,他的著作中写人叙事都显得比较平静,没有明确地表露出自己的爱憎之情,因而也就没有《史记》那样生动感人,即使在描写一些惨无人道的血腥场面情节时也无动于衷。
四、在时间跨度方面希罗多德所记叙的,主要是他耳闻目睹的公元前五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他没有也不可能寻得追述遥远过去的方法。
他写的主要是自己所能倾听到的极近的近代史,以及可以建筑在目击者所述证据上的当代史。
希罗多德“有闻必录”,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全部历史里,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但这不等于说希罗多德都相信它们,“人们可以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信的一方面”。
这一点,东方的司马迁却不一样。
《史记》上起轩辕,下迄汉武,它把这三千年的人类历史,述于一编,“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不论遥远的的三皇五帝,还是近世的秦皇汉武,他们的事迹,司马迁都一一记载。
可以说,《史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长时段通史。
司马迁常常对官方记载的事情发出“异哉所闻”的叹语,并且由怀疑建立了考据标准,进行多方取证,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