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我们时代的经济学：诺奖90华诞纪念演讲

萨缪尔森我们时代的经济学：诺奖90华诞纪念演讲
萨缪尔森一瓣 2021-10-16 16:51
原题：我们时代的经济学：诺奖90华诞纪念演讲。

Economics in Our Time，Stockholm（斯德哥尔摩）。

(读完的感觉就是：好时代！幽默的萨翁！)
原文出处：Spee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bel Prize. Stockholm, Sweden, 6 December 1991。

转载于：J. Murray （ed.),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Vol.7.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11. pp.935—949.（#578)。

1991年10月6日于斯德哥尔摩（距今整整30年前）
我本可给这场演讲起另一个题目“天堂六十年”，用直白的言语来庆祝六十年来的经济学学术生涯给我的不胜喜悦的感受。

在这里，我不是想借名人来自抬，而是要称颂许多大学者，因为他们把20世纪的后三分之二，变成经济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借用或延伸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的说法，可称之为“我们的时代”或“我们这群人”。

这是场生日聚会。

你可以不来参加，但如果来了，那就要说些好话。

萨缪尔·约翰森博士（Dr. Samuel Johnson）曾说：在这样的场合说话，不必受誓言的约束。

如果我犯错，我也错在积极的一面。

撒克雷（Thackeray）写《名利场》时，他称之为没女主角的小说。

今天这场较感性的演讲，是一场没有反面角色的概述。

我只讲真相，而且只有真相,但请注意，这不是全部的真相。

我要学佳吉列夫（Diaghilev）把芭蕾舞复活的做法。

他让巴克斯特（Bakst）的舞台布景，比原先的更加绚丽，“使之与人们记忆中的一样鲜艳”。

这就好像前些时候，有家报社只想发布好消息。

让报道战争、强奸和太空探险失利的任务，交给别的报社去做吧。

这项做法在商业上不成功，不久就消失了。

有人说，社会对好消息没有强烈需求。

对识别问题更老练的研究者指出，报刊消亡的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对愉悦性内容的供应不足。

伟大经济学家和顶级科学研研突破的供给不足，不是我的问题。

1932—1991年经济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证明此事的方法之一，是找出不久前发表的经典性文章，然后与今日文献中同样议题的标准处理方式来进行对照。

我刚刚给自己定下规则，说今天只谈好事，所以我就无法做这种考证工作。

听众请自行阅读马歇尔、维克塞尔和庇
古（Pigou）的伟大著述，以确认凯恩斯所说的“我们伦理科学中最令人愉悦的分支”指经济学。

——译者注取得的非凡进步。

他们是巨人，我们就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我们的祖先在黑斯廷斯战役拉满了长弓，但此后每代人都站在学科累积的更高点上。

今天的萨达姆·侯赛因拥有的火力，比过去历史上任何一位成吉思汗所能召集的火力更强。

现代经济的周期愈来愈长，科学的进展也一样。

艾萨克·牛顿本人，就是一场实至名归的科学革命。

随着英国进入困难时期，科学家只好走向欧陆，向莱布尼茨之后的学术明星例如伯努利家族、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以及那位无与伦比的高斯学习。

在经济学界，我们有休谟、重农学派和斯密的时代。

接着是间歇期，直到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密尔父子脱颖而出。

出完火警后，回程路上的消防车，其实是行驶在去下一场火灾的路上。

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埃奇沃思、马歇尔、维克塞尔和帕累托，这些英雄都翱翔于凡夫俗子望尘莫及的境界。

我想委婉表达的是，1850—1875年这个时段，对即将出生的经济学家来说，可谓生不逢时。

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对经济科学来说，还不是收获季节，当然也非不毛之地。

怎么可以对孕育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阿林·扬(Allyn Young)和庇古的土地，说这种话？不过这一代人其实并非可遥不可及。

1932年1月2日初次接触经济学，那是我的造化。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正处于最糟糕阶段。

凯恩斯正忙着蜕变，年轻的希克斯正在寻找自己的术业专攻。

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两位的名字？那是为了方便介绍我个人的经历。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主动告诉16岁的我：凯恩斯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学家。

那时凯恩斯的《货币论》已经被视为他的经典之作，所以那并非蹩脚的判断。

后来我去了哈佛大学念博士，年轻的助理教授约翰·卡斯尔斯（John Cassels）告诉我：“希克斯即将崭露头角。

”那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意外。

三年前应美国东部经济学会邀请，我做了个题为“经济学界的不
死老兵”的演讲参阅本书第11篇（#577）。

——译者注。

讲述在世或已故经济学家生平轶事的过程中，我提到的一些事情现已发表。

法律顾问让我放心，重复自己不能算抄袭。

客人和鱼鲜一样，两天后就发臭。

但好故事只会越讲越好听。

熊彼特
从何说起呢？先说约瑟夫·熊彼特吧，我心目中的熊彼特。

现今正流行名副其实的熊彼特传染病。

至少已有四部熊彼特传记面世，都在讨论熊彼特是否因嫉妒凯恩斯《通论》的成功而愤恨不已。

是的，我相信是。

亚伯拉罕·林肯的法律伙伴说，有个小闹钟在林肯的名誉欲中滴答作响。

熊彼特也是如此，他出身在维也纳上流社会边缘，才华横溢，没有兄弟姐妹。

他每晚会在日记中给自己打分。

他乱给分数，把A+++赏给我这样的人。

熊彼特渴望得到理论家的名誉，但这不是属于他的东西，因此他的自我评价很苛刻。

他和斯汤达一样，死后才大红大紫。

正如海明威的朋友所言：“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报复。

”体面死去也是如此。

“熊彼特如日中天”，这是最近某篇文章的合适标题。

熊彼特最后终于找到了他的比较优势领域，那个领域不研究稳态时的零利率，也不研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v）周期、朱格拉（Juglar）周期和基钦—克拉姆(Kitchen Crum)周期的本轮指他开始写作《经济分析史》，逝后于1954年出版。

——译者注。

熊彼特迅速掌握历史文献的本事无人能及，他对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史有全新的观点，且无拘无束。

他在1920年的社会学研究就指出了政治人物的寻租，这比现代公共选择文献愤世嫉俗的研究趋势要早。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是对的，作为文体家（我还要加上演说家），熊彼特与凯恩斯属同一级别。

东欧人现在需要熊彼特所强调的这一观点：我们的经济体系并非只有利润，而是会有盈有亏。

他们需要熊彼特这一洞见：竞争必然会减少损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当我注意到熊彼特预言的失败，或帕累托式的顽固和保守时，我想到霍姆斯大法官（Mr. Justice Holmes）给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写过的一句话，大意是：
虽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不是唱给我听的，但我会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这不是因为斯宾格勒就是对的，而是因为这家伙跟我水平差不多。

我们也许能赢得顶级名气，但仍无法置身于自己所处时代的重要趋势之内，熊彼特的故事就是个例子。

要明白这点，让我将六十年来经济学的这些重要趋势与熊彼特的奋斗做一番对比。

时代精神
早在1932年，经济学就已为数学化做好准备。

早期的各自独立的开拓者，如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埃奇沃思、帕累托和费雪，都曾用过符号体系，但经济理论和统计学的大坝现在突然决了口。

在计量经济学被视为适合经济分析的统计学工具之前，它已有词典上的意义：就是数学、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学三者的结合。

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迅速起跑。

阿瑟·鲍利（Arthur Bowley）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但还处于埃奇沃思的传统下。

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继承了H.L.穆尔（H. L. Moore）的哥伦比亚大学传统，在芝加哥大学继续发扬光大。

有弗里希（Frisch）和丁伯根（Tinbergen）两位助阵，入侵者成为了胜利者。

纯数学家只是偶尔居于中心地位，沃尔泰拉（Volterra）和格里菲思·埃文斯（Griffith Evans）就是例子。

我们逐渐了解到冯·诺依曼的开创性著作（双人零和博弈论，以及他提出的分时段、由投入决定的生产模型）。

还有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的著作（最佳控制的储蓄、可行的次优消费税、主观概率，以及社会基数效用最大化的推导）。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大多是自学成才的。

我为媒体撰写的祝贺约翰·希克斯荣膺1972年诺贝尔奖的文章，把他描述成聪颖敏捷的学习者，我的初衷是想恭维他。

但希克斯以责备的口吻写信给我，说他在克利夫顿学院和牛津大学的数学训练有多优秀。

我当初没告诉他一件事，这件事可以作为我自我辩解的理由：罗伊·艾伦（Roy Allen）说起，他把内托（Netto）介绍行列式的小书借给希克斯，不久后希克斯把书还回来，还附了一本自己的数理经济学名著《价值与资本》（1939）！
在没有数学工具的情况下，几颗聪颖脑袋就能跟上，甚至能推动
经济科学——唉，我们正把这样的时代抛在身后。

卡尔多（Kaldor）对微分方程一无所知，竟然能令人信服地为曲线乘数准加速数模型，推导出范德波尔—瑞利的极限循环；勒纳（Lerner）仅凭智商，就能看出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壮举都堪称奇迹，就像单手表演的杂技演员一样值得喝彩。

如果你把近几十年来的百多个重要发现圈出来，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对19世纪的挑战做出的回应：数学给经济理论增添了什么？最近的100个发现，有90个都拜数学所赐。

但是，对往昔年岁的怀旧之情，还是会油然而生。

如果这个浪潮的开始，只是数学家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那么当它击中经济学时，经济学家就冲向布尔巴基数学社团（Nickolaus Bourbaki），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寻求帮助。

此事已在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思维实验中，得到充分说明。

他提议：“对顶级期刊《物理学评论》（Physical Review）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进行内容分析，评估所运用的数学技巧的前沿程度。

你会发现，《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分析工具，扩展得最多。

”我担心指出这一点的这位经济学家会被认为是在装模做样，容我郑重地补充一句：西蒙不仅是经济学家，他还把我们的空想视为堕落的标志，而非创造才能的标志。

我还要指出，更好的逻辑绝没有害处。

我的熟人中，很少有人因为过于关注理论的优美，而在现实的淤泥中找不到珍珠。

他们可以一连几小时打网球、打桥牌、做期权交易、与异性调情，他们也会在剩余的时间里，等待新范式和实证研究重大发现的出现。

我们攀登高山，是因为山就在那里。

我们沿着报酬递减曲线拾级而下，因为在等待报酬曲线因为外生因素而移动的过程中，我们别无他法。

命运一直安排我跟同时代的领军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密切交往。

当前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者如果以为，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会处心积虑要从上面这些人那里赢取赞誉，那就大错特错了。

非经济学界的科学家，无一例外地对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毫无兴趣。

哈佛大学数学家乔治·麦基（George Mackey），从不想跟我讨论我的《经济分析基础》。

反而是我的入门书《经济学》［或约翰·雷（John Rae）的利息理论］，而不是像德布鲁的那种纯数学的细微之
处，吸引了他的注意。

我的科学家朋友都由衷相信，如果他们从实验室挪出部分时间，就能在半个休假年内解决掉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难题，之后过上幸福的生活。

它使我想起剑桥大学的拓扑学家怀特海（Whitehead）。

一位同事问他：“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称数学全都是同义反复。

我们该怎么回应？”怀特海回答道：“数学也许是同义反复，但为什么罗素就不能做这种该死的事？”经济学看起来跟蒙德里安（Mondrian）的绘画一样轻易，若想改善它，只需一把尺和几条有颜色的线。

我会跟毛姆（Somerset Maugham）一样，说：“不妨一试。

”
我老师那代人发现，数学是个难以背负的十字架。

在他们以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身份发表的演讲中，他们痛斥数学既装模作样，又浪费时间。

他们大量引用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认为数理经济学无足轻重的看法来自我安慰。

但他们家门口的那个拦路虎就是不肯离去。

他们一输再输，葬礼一个接着一个。

人口爆炸
经济学这个行当的另一个趋势，是规模和从业者数量的遽增。

这一切发生在当美国经济学家的数量差不多等于按摩师数量时。

无论好坏，我们已把那些江湖郎中甩在后面。

“经济学导论”已成为大多数高校里人数最多的一门课。

成千上万的经济学家出席美国经济学会的圣诞聚会。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故事都差不多。

人们的写作倾向是一个普适常数，而阅读倾向则相当有限，这就意味着，在刊物发表论文的竞争要比以往都更激烈，甚至在经济学已逐渐形成专业分工之后。

旧制度下的生活曾经甜蜜过。

我们圈内的少数人，曾经为中等规模的读者圈写作。

现在，丛林既拥挤又污秽。

这一切也适用于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攀登者的数量已翻倍再翻倍，要独占鳌头十分困难，年轻学者被这样的困难压垮。

诺贝尔奖数量的守恒定律，导致失望的数量节节攀升。

西进潮流
与前面谈到的数学化和规模爆炸的趋势相关的是，经济学科的重心从欧洲迅速移向美国。

这部分是因为希特勒送给新世界的礼物——因为熊彼特、哈伯勒（Haberler）、马克卢普（Machlup）、马尔沙克(Marschak)、勒纳和列昂惕夫这些人，纷纷登上我们的海岸并留了下来。

这也反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的绝对比重。

钱能推磨，我指的是已校正过物价的钱。

更多经费意味着更多大学生，更多学生意味着更多教授和更多研究。

在今日的国际贸易中，生产要素会向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工资的地方转移。

我年轻时阅读英国作者的著述，我们的休假年也在国外度过。

而如今我们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梦寐以求的是在斯坦福过冬，而不是在牛津剑桥、奥斯陆或鹿特丹。

我的年轻研究生，对这些传统的经济学圣地不再仰视。

别迁怒于信使：我只是在报告事实。

所幸的是，今天，地点与地点的集中，已不如过去那样重要。

战前我有幸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

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奥斯陆、鹿特丹或斯德哥尔摩，都算还是不错的选择。

当我被催着给战前的经济学家提学术生涯建议时，我必须直言：“无论是乞讨、举债还是偷盗，你都应该去实际行动真正发生的地方。

”今天我能列出70个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的名字，信息更灵通的人士还可以再列出70个来。

两场革命：垄断性竞争革命与凯恩斯革命
1932年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三项重大突破此处说有“三项重大突破”，其实只谈了两项。

——译者注：首先是在微观领域的革命，它与爱德华·钱伯林（Edward Chamberlin）和罗宾逊夫人有关。

它姗姗来迟，迫使马歇尔开创的传统万般无奈地去追赶古诺在1838年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分析。

钱伯林—罗宾逊的革命，除了并入博弈论和管理经济学的部分，已经几乎引不起当代人的注意。

我相信那是个错误和倒退，部分是因为芝加哥学派倾向自由放任，部分是因为数学家渴望待在凸集理论舒服的美景里。

不过，此时此地不宜争论这个问题。

第三次革命的时间，我定在大约五十年前，凯恩斯的《通论》我们先暂且不论。

从课堂上的局部均衡的微观经济学转向用几种商品、
几种要素来绘制图表的一般均衡，这是重大的范式转移，那发生在大约1941年前后。

两星期前受邀参加在安阿伯安阿伯（Ann Arbor）是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密歇根大学所在地。

——译者注举行的五十周年庆时，我想到这件事。

沃尔夫冈·施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是周年庆的荣誉学者。

大家从数千英里之外，聚在一起，来庆祝一个引理——所谓的“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广泛应用——的五十周年庆。

我在庆会上说，造成巨大影响的，不是关税能对实质工资，或是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在地理上稀缺的任何一种生产要素，有实质的保护作用。

要紧的是，把容易解说的埃奇沃斯生产框图，以及其中隐含的在大炮与黄油之间权衡取舍的可能性边界，带进大学课堂内。

只要瓦尔拉斯、卡塞尔（Cassel）和俄林停留在（N+M）个未知数、（N+M）个等式的抽象范畴内，马歇尔的那套旧学说，就会牢牢占据基础课堂和初级课本。

罗宾逊夫人、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等人，犹如同时被同一颗小行星击中，占领了一般均衡这个较易处理的领域。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通论》这颗惊人的炸弹横空出世。

真正的“宏观经济学”诞生了，日后这个名称才见诸文献或词典。

在物理学界，爱因斯坦和玻尔争论着物理学量子理论最根本的基础。

两位物理大师的争论未必就比战前或战后经济学家就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争论更具戏剧性。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出现的原初版本的凯恩斯主义，大胆地忽略了微观基础，绕开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只要是能对付十年萧条的方法，就是当时的圣经。

随着战争的到来，以及大萧条和战争都隐入历史，中央银行和财政政策的行为方程式都发生了变化。

凯恩斯范式开始了螺旋式的演进，这儿加个存量变量，那儿加个累积滞后，一路修修补补。

一旦MV=PQ中的V，成了利率的增函数，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说的轨迹就汇聚在了一起。

“我们现在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这是对哈考特（Harcourt）在19世纪末那句抱怨——“我们现在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的有意识的呼应。

今天我们才进一步分裂为：后凯恩斯学派、折中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以及新新凯恩斯学派。

对我这样的在战后经
济萧条自行终止时放弃了原初版本的凯恩斯主义的人来说，我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发现了凯恩斯在科学上的伟大之处：在解释“理性预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是后帕廷金（post Patinkin）的货币与价格数量论时，我会用到一些在萨伊和马歇尔这些前凯恩斯学者的著述中找不到的变量和函数，而即便是维克塞尔和费雪的著述也没有明确提出这些变量和函数，充其量只是隐含了这个意思。

没有人的声名可以与他媲美！“合并吸收”（Obliteration by Incorporation），正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的科学进步的标签。

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宣称1936年后的宏观经济学是真理，而是想提请各位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学的单纯的乐趣、活力和进步，它们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学的特征。

尽管一路凯歌，我们从不缺乏挑战或惊喜。

两则趣闻
我的7个孩子和后来的15个孙辈，总是要听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的故事。

我必须赶紧履行承诺，讲讲我们这伙人的趣闻。

我卖一送二。

在战争结束时的伦敦经济学院，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向我打听过他们以前的学生阿巴·勒纳（Abba Lerner）的情况。

我汇报说勒纳状况极佳，每小时都在生产新的定理、引理、自相矛盾的妙语、改革运动和金属丝雕塑。

我还补充道：“战时和战后，他的朋友必须保护他免遭自伤。

”
“什么意思？”这两位热心的自由主义者问我。

“呃，勒纳写过一本小书，提出向欧洲战场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太平洋战场的麦克阿瑟将军提供抽象的购买力，购买力的大小与两个战场的相对重要性成比例。

两位将军然后再各自把这些购买力分配给上校，再由他们分配给中尉和大兵。

这样就能运用拍卖市场的原理，以有效率的分散决策的方式进行战争。

勒纳始终不理解，为什么他的朋友劝他不要出版，以保护他的名声。

”
哈耶克打断了我：“那又怎么啦？我提出过一模一样的建议。

”
我想换个话题，继续说道。

“上次美国经济学会的圣诞聚会上，勒纳占用了酒店的一个舞厅，来发布他的政治纲领。

他的方案是什么？
西方应该给斯大林下最后通牒：要求苏联立即引进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还有以边际成本定价的自由，否则我们就往苏联扔原子弹。

”
这次轮到罗宾斯开腔了。

“那又怎么啦？我就发起过那样的提案。

”
去年一月，我荣幸地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市，作了第二期的莱昂内尔·罗宾斯讲座，我引述了两件事。

莱昂内尔个子高挑、容貌英俊，总是让人印象深刻。

有一次，罗宾斯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高水平的讲座，台下年轻的鲍勃·索洛对我耳语说：“不像他那样讲课的人，都该拉出去枪毙。

”
回到马歇尔计划的年代(1948年)，罗宾斯在巴黎为一个通胀委员会工作。

我在某次经济学家的鸡尾酒会上遇见他，确切地说是偶遇。

他一身礼服，看上去比任何人更显高贵。

他出于客气，非常有礼貌地展示出了对我的兴趣。

这让我越来越激动，我夸夸其谈，自我陶醉，嗓门越来越高——在过度兴奋之中，我竟然把马丁尼鸡尾酒全洒在了他的笔挺的礼服上。

我赶紧愧疚地把餐巾纸递给他。

莱昂内尔泰然地说：“没关系，我亲爱的保罗，不必在意。

”
我能说什么呢？作为一个业余的人类学观察者，我对罗宾斯说：“在从波斯顿到巴黎的飞机上，有位来自大英帝国边缘的殖民者，挨个跟每位乘客说起他可能会错过在巴黎的转机。

他的神经质惹恼了50多个人。

而在这儿，尽管我的举动笨拙，您却让我完全放松自在。

大英帝国建造者的沉着镇定果然名不虚传。

”
莱昂内尔轻轻戳破了我吹起的这个浮夸的气球，他说道：“是啊，保罗，那所我从就读的公立好学校意指伊顿公学。

——译者注，为我创造了奇迹。

”我们再来一个卖一送二的轶事。

尼基·卡尔多（Nicky Kaldor）、汤米·巴洛格（Tommy Balogh）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 Rodan）曾是室友，那时候他们还是单身汉。

巴洛格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另两人正在激烈争论。

当巴洛格与卡尔多一起出门时，巴洛格说：“我不知道你还懂帕累托的经济学。

”
尼基说：“我不懂。

但罗森斯坦罗丹跟我一解释这个问题，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
尼基在盟军轰炸调查期间，有过传奇性的故事。

当美国大兵发现戈林的私人火车车厢上，装载着苏格兰威士忌酒时，他们一滴都没碰，这是闻所未闻的节制。

尼基喝了，并认真开始工作。

整整60分钟过去了，这些训练有素的美国人看了看手表，然后开始纵酒狂欢。

尼基始终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为了向我解释凯恩斯著名的幽默感，有人告诉我，卡尔多在剑桥大学时患过足病。

当凯恩斯得知是脚癣时，他坚决不相信。

他说：“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患了书写痉挛症？”“脚癣”的英文“athletes foot”直译为“运动员的脚”。

“书写痉挛症”的英文“writer s cramp”直译为“作家的痉挛”。

——编者注
在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辩论中，鲍勃·索洛常引用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对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说的话：“你对什么事情都言之凿凿、确信不疑，巴宾顿，你真让我羡慕。

我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能有点你的那种自信就好了。

”
在与好友和网球球友弗兰科·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在一起时，我常会戏仿悉尼·史密斯向麦考利报怨的方式，这样打趣：“弗兰科，在我死后，你会后悔从未听到过我的声音。

”经济学家常争论谁讲话更快，是莫迪利亚尼还是阿罗。

结论是：肯尼思·阿罗适合短跑；但对于长距离的马拉松，把钱押在弗兰科身上吧。

在这样的赌局中，艾伯特·盖洛德·哈特（Albert Gaylord Hart）也是个强力的竞争对手。

他曾跟我说，他和约翰·希克斯曾经在心满意足的静默中，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傍晚。

我承认我对这个故事半信半疑。

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被大家认为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之孙，他讨人喜欢地同时具有孩子气和老练。

亚伯拉罕·沃尔德（Abraham Wald）还是个在维也纳挨饿的数学家时，奥斯卡就发现他在研究经济学。

剩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奥斯卡曾告诉我，在他看来，希特勒的审查制度，并没他以为的那么糟糕。

他给住在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