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五号屠场》中的象征意蕴

浅析《五号屠场》中的象征意蕴
作者：杨丽倩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08期
摘要：美国当代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的叙事是一个任意、循环的话语结构，既有历史的事实又有虚构的故事，用语言构筑了历史的现实动机，真实地揭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品通过对比利在二次大戰前后惨痛经历的描写，反映了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创伤和人们强烈的反战情绪。

而且在叙述之中不乏象征手法的使用，力图让读者有见微知著之感。

本文试从书中的象征意蕴出发，对作品进行解读。

关键词：《五号屠场》；战争；历史；象征
作者简介：杨丽倩（1992-），女，河南洛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2
作为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之一，《五号屠场》用迥异于其他作品的创作方式讲述了一个经历过二战士兵的一生。

通过作者平实的笔触，我们不仅仅能够感受到作者、主人公的心绪，更能透过作品看到那个时代和经历了战争做过战俘的人的样貌。

本文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地点和幻想三方面的象征意蕴的分析解读《五号屠场》，从而探析作品的深层内涵。

一、饱受战争摧残的人物
书的第一章更像是前言，是作者冯内古特的自白。

他直陈自己作为美国军队的士兵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曾经作为战俘被纳粹俘虏来到德国的德累斯顿做劳工。

这是一个没有驻军和军事工业的城市，因此成了当时的难民聚居地。

然而这座不设防的城遭到了美英联军的狂轰滥炸，作者因为当时身处地下库房幸免于难，却确实地经历了这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杀戮”。

但是这只是一个引子，在第二章至第九章的叙述中，作者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参战的士兵，真正的主人公是比利·皮尔格林。

曾经的比利是非战斗人员，是随军牧师助理，部队被打散后落入敌军后方，被俘后送至战俘营，后来又被送到德累斯顿的屠宰场当劳工，见证了德累斯顿大轰炸。

战争并没有留给他什么财富，有的只是精神受到的刺激和脑部受到的创伤。

他是一类经历了二战伤痛的士兵的代表：受虐，“既没有打击敌人的实力，也没有帮助朋友的力量”。

[1]在整部小说中，比利一直给人留下随波逐流的印象。

在逃亡途中，他盲目地跟着罗兰·韦利和另外两个士兵前行，而且行动迟缓、动作笨拙，多次被罗兰·韦利搭救，很是受嫌弃。

过去的比利象征着那些非战斗人员，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士兵，没有战斗的能力，却在战争中饱受荼毒，心理和生理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现在的比利是一个生活富足然而精神匮乏的
富商。

他娶了胖姑娘瓦伦西娅组建了家庭并且生了一儿一女，利用自身的技术开了配镜店，跻身于富人行列、上层社会。

虽然拥有豪华舒适的家和令人欣羡的物质财富，比利却深受战争梦魇的折磨。

而且，看似美满的家庭却并没有带给比利温暖与爱，他感到难以排遣的孤独、寂寞。

在过去与现在的双重压力之下，他幻想出了特拉法玛多星球以及他被绑架过去之后的生活情况，并且深深地寄希望于特拉法玛多星球人的生死观与时间观。

可女儿在得知了比利的胡思乱想之后表现出的并不是应有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只是一遍遍地哀叹：“爸爸，我该拿你怎么办。

”[1]现在的比利象征着当时的美国人：生活富足却并不能用财富买到精神上的富足，看似美满的生活却处处透着空虚与冷漠，个中冷暖只有自己知晓。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罗兰·韦利是一名真正的士兵。

在敌后的行进之中，他多次救了比利的命。

然而他热衷于扮演“三个火枪手”中的角色，将一行四人中除比利外的三人想象成英勇的“三个火枪手”，叱咤疆场，比利就是他们搭救的许多人中的一个。

所以当另外两名士兵弃他和比利而去的时候，他内心极度伤心，认为被同伴残忍地抛弃，可最后却凄惨地死在了开往战俘营的火车上，没有能够把“三个火枪手”的故事带回美国。

他象征着沉迷于英雄主义的士兵。

来到战场参加战斗是勇气与荣誉的象征，所以必须要做出一番功绩才对得起自己的经历，可如果没有丰功伟绩，所谓的英雄就只能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

比利的儿子也是一名士兵，但他参加的是越战，并且身份是上校。

文中并没有对他的细致描写，但每次他的儿子出现在比利和其他人的谈话之中时，必然伴随着其他人的赞美之声。

他同时也象征着当时的一类美国人，作为正义的化身参加对越战争，归国后会受到万人敬仰，然而读来却透着讽刺的意味。

用战争换来的荣誉必然带着血腥味，作者并未在此多加着墨，所以在越南战场上的比利的儿子是否后悔当时的决定，我们不得而知，留给读者的是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蕴含深意的地点
作品中一些关于地点场景的描写表现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

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呈现出商品化的特征，文化业大规模的复制和生产将审美的对象俗化为消费的对象，产生了一系列快餐文化。

表现这种快餐文化的纸质媒体缺乏知识性与震撼力，没有深度，满足的只是人们猎奇的心理，是为了提升销量而存在的，只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

消遣性取代了文化性，这种异化势必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加剧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

在书中，作者交代了自己曾经为了维持生存而写作，“我确实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

[2]这反映出了当时大众文化的需求，倾向于消遣和娱乐，背离了传统的审美倾向。

小说中的报社就是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化的象征，它大量征集收录当时大众喜闻乐见的文章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应需生产大量的快餐式文化读物，而作者就只能在知识性和文化性的夹缝中生存，何去何从靠消费市场来掌控。

另一地点是书店。

科技的日益发达、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的是心灵的日渐空虚。

二战后，淫秽品在美国呈现泛滥之势，许多传媒公司发行的作品以性为主题，吸引读者的眼球。

有些书店专门以贩卖淫秽读物盈利，这种书店已经成为各种文化的聚集地，象征着后现代颓废文化。

《五号屠场》中比利就曾经走进过这么一个书店。

店门口有一块招牌写着：非成人不得入内。

在屋后是西洋景，可以看到不穿衣服的男男女女的镜头，一分钟只要两毛五分。

那儿还有青年裸体照出售。

[1]如果没有市场，这家书店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它是应社会需要而生，它承载的是社会文化现象。

小说中出现过一个叫“狮子聚乐部”的地方。

狮子是力量与权力的象征，正如这个聚乐部的名字，进入这个聚乐部需要有一定的財富和社会地位，有像比利一样的富商，还有军队高级军官、政府官员等等。

狮子聚乐部是美国阶级、身份的隐喻，象征着美国贫富阶级的差距。

小说中描写了一位海军陆战队少校在聚乐部午餐会上的讲话，他说，美国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继续在越南作战，直至取得胜利为止，或者直至使共产党人明白：他们不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小的国家。

他讲述了许多亲眼所见的可怕的事情和美好的事情。

他赞成轰炸升级，如果北越蛮不讲理的话，就把它炸回石器时代。

[1]他认为比利应该为他的儿子感到骄傲，因为在越南参战是一件伟大的事业。

这象征着美国军事霸权思想的渗透，这种好战分子活跃在美国上层社会，活跃在军队之中，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经沦为战争的傀儡。

三、渴望和平的幻想
在比利的幻想之中，他被特拉法玛多星人的飞碟绑架到了他们的星球。

在那里，他们为比利建造了一个透明的屋子，那里的人们举着绿色的小手像看动物园的动物一样观察一丝不挂的比利的日常生活。

后来，他们又绑架了地球上的女星来和比利一起生活。

他们和谐而幸福，甚至生下了一个孩子。

在特拉法玛多星，比利实现了所有他在地球上无法实现的理想：完美的爱人，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以及永远的和平。

他在这里的生活和在战俘营中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曾经向外星人乞求：“我来的星球上，有史以来一直纠缠在疯狂地屠杀中。

……把和平秘诀告诉我，让我带回地球，拯救我们所有人：一个星球上怎样才能和平共处？”[1]最让比利推崇的是特拉法玛多星人的生死观和时间观。

他们认为，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消逝，而是在另一个时空里继续生活，所以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

而且利用“时间旅行”，比利得以在各个时间段之间穿梭跳跃，在过去、现在和幻想之间来回。

这样的比利被诊断患有“时间痉挛症”，住进精神病院。

这里还有其他的病人，他们同样受到了战争的摧残。

比利并不是个例，他象征着当时精神苦闷的孤独的人。

在其他人看来，比利的幻想是疯狂的，而他却把这些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对公众进行宣传，甚至对孩子普及他从特拉法玛多星学到的生死观，其实他只是因为厌恶战争，渴望平静幸福的生活。

他幻想的特拉法玛多星是一个和平的世界，他向往特拉法玛多星是因为那里有和平，人们不用披挂上阵去进行厮杀。

幻想中的特拉法玛多星是和平的象征，所以比利对特拉法玛多星人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或许正是冯内古特一直在追寻的答案。

四、结语
《五号屠场》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灵震撼。

作者于平淡的叙述之中带着读者重温了那段战争历史。

他并没有浓墨重彩地描绘战争的惨烈战况，却通过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童子军”的回忆以及战争给他造成的永生不可磨灭的伤害更加生动、清晰地表现出了战争的残酷。

而且作者以小见大，通过对作品中个例的描写，实则象征着一类人、一种思想和整个当时社会。

这般匠心独运，令人啧啧称奇，也使得作品读来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美）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M].虞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2，184，167，54，71.
[2]罗小云.《拼贴未来的文学——美国后现代作家冯内古特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