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婚恋中的“一咏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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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这首著名的《雨巷》诗，成为现代白话诗的经典，他也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美誉。

可写出如此优美爱情诗的戴望舒，一生中三次陷入爱河，每一次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却每一次都遭遇背叛。

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小说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但最终他与这三个女性都分手了。

苦涩的初恋
戴望舒原名戴朝，1905年出生于杭州大塔儿巷，祖籍江苏南京。

“望舒”一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

“望舒”就是
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幽雅。

少年时期的戴望舒不幸感染天花，毁坏了他俊逸的面容，脸上落下坑洼的瘢痕。

因为这一生理缺陷，经常被讥讽和嘲笑，他总是默默地忍受着。

那时候，他就立志于写作事业，悄悄努力，想证明自己比那些讥讽和嘲笑他的人都强。

1922年，17岁的戴望舒联同张天翼、杜衡与已读大学的施蛰存创立兰社，并开始了文学创作。

第二年秋，戴望舒考上了民国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上海大学。

后转入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

在这里他与施蛰存等人共同编辑《现代》杂志，开始了诗歌创作。

起初戴望舒写的诗并不被人看好，后来是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力推戴望舒的诗，并高度评价他的诗是现代诗，故而一度让诗
坛出现了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完全相反的诗歌。

徐廷华
有了这样的关系，戴望舒常被邀至施蛰存家小住。

在那里，他见到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被这个美丽的少女吸引，并深深地爱上了她，爱情的幼苗在诗人心里萌生。

时年18岁的施绛年比他小5岁，开朗、活泼、可爱，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虽与施绛年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他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时，他在诗的扉页题字给施绛年，大胆向她表白。

但施绛年没有丝毫被打动。

出于对兄长好友的敬重，施绛年不好断然拒绝戴望舒，希望他知难而退。

可是她愈是这样不果断拒绝他，愈是让戴望舒觉得有一线希望，这就更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

对施绛年一往情深的戴望舒遭到冷遇后，他最终以跳楼相挟，施绛年勉强答应。

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要父母从
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

施绛年父母起初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现在迫于这种情状，并在施蛰存的努力下，也勉强同意了。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订婚仪式，声势很大。

但施绛年提出了条件：希望戴望舒出国留学，在取得学业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

这时，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

因为他太爱
施绛年，面对施绛年提出的条件，他只有义无反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承诺，他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留学。

在法国的3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由于自费留学的资金不够，他只得靠译稿来挣钱。

1933年8月，戴望舒终于耐不住贫困，写信告诉父亲准备回国。

可惜的是，施绛年始终没有爱上戴望舒，因为她早就心有所属，只是迫于外界的压力和戴望舒的要挟而勉强答应，至于要戴望舒出国更是一个缓兵之策。

当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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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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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施绛年已确实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茶叶店小老板。

戴望舒既痛苦又气恼，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登报解除婚约，结束了长达8年的苦恋。

共结并蒂莲
和施绛年解除婚约后，戴望舒的另一位文友、人称“新感觉派圣手”的小说家穆时英热心地向他介绍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他说：“施绛年算什么，我妹妹比她漂亮十倍！”穆丽娟当时年方16岁，比戴望舒小12岁，美貌大方、文静娴雅，她热烈地爱上了戴望舒，半年后订婚，次年5月结婚。

戴望舒这次婚姻称得上是“闪婚”，他们好像没谈恋爱就进入了婚姻。

如同所有的新婚燕尔一样，在最初一段时日内，这对新人沐浴在爱的暖流里。

1936年10月，戴望舒在一首题名《眼》的诗中，自喻为“彗星”，是“透明而畏寒的/火的影子”，诗的后半篇写出情感高峰：
我是从天上奔流到海/从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我是你的每一条动脉/每一条静脉/每一个微血管中的血液/我是你的睫毛/是的，你的睫毛，你的睫毛/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

戴望舒激情地倾诉出新婚后他和爱人彼此融入的快乐和如痴如醉的幸福感。

但不久，两人在年龄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他们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

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了。

”
尽管已经有了孩子，他们的婚姻很快走到了尽头。

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

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

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
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
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

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

第二次婚姻
戴望舒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叫杨静。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重新燃起了诗人的生活信心，并很快进入热恋。

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于1942年底结婚。

戴望舒把大女儿朵朵也接过来一起住。

婚后一段时间安定而幸福，家中有车，杨静开车，“很开心”。

戴望舒忙于编刊物，写文章，写诗较少。

《赠内》一首，可看出诗人新婚后的心境：
空白的诗帖/幸福的年岁/因为我苦
涩的诗节/只为灾难树里程碑/即使清丽的词华/也会消失它的光鲜/恰如你鬓边憔悴的花/映着明媚的朱颜/不如寂寂地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熏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

这首略带苦涩的诗，传达出诗人亲切温馨的爱和不想遮掩的幸福之感。

诗人后来和杨静又生了两个女儿（咏絮、咏树）。

1946年，戴望舒携妻女回到上海，在上海师专教书，继续从事翻译和写作活动，后因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
戴望舒、杨静和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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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勉
青岛邂逅
年轻的张君秋，在舞台上是观众追捧的对象，在生活中更成了许多女性观众的宠儿。

那时，有时候前排的座位占满了，就在舞台的两侧加座，一般都是太太、小姐订座。

有些倾慕者还去后台给他递
条子，希望什么时候，可以吃吃饭、喝喝茶什么的。

张君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创始人。

1937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张君秋第一次走进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很快就以一副好嗓子和俊美的扮相征服了观众。

从此，他的命运便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他邂逅了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他和他的戏曲事业的夫人吴励箴，他们之间感人的爱情故事，在人们中间传为美谈。

张君秋和吴励箴的半世情缘
那个时候，张母每次都相随赴沪，生活方面管得很严。

而众多追捧的女性，并没有真正留住张君秋的目光。

或许他还在等待，等待那不可逃脱的姻缘。

终于，一个俏丽动人的身影进入了张君秋的视线，并且一发不可收地引发了他的半世情缘。

她就是后来成为张君秋夫人并为之抚育7个儿女的上海圣约
翰大学的校花吴励箴。

（上接第93页）不得已于1948年5月返港。

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

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

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两人各带一个女儿，戴咏树归杨静，戴咏絮归戴望舒。

戴望舒是一个诗人，他有自己理想的事业、生活和爱情，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美好理想而执著地奋斗。

他是一个懂得爱的人，他的爱是执著的、厚重的，虽然于他自己是痛苦的、绝望的。

他的苦恋，是一种执著的崇高的追求，透出诗人纯真的情操和对美好生活的信念。

所以他的苦吟虽历经悠长的岁月，至今还能激荡我们现代人的心弦！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频传。

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

这时，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决定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的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
一定要到北方去。

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
新中国成立后，戴望舒在胡乔木主持的出版总署工作，还给杨静去过信，邀她来北京，说她在香港只是一个装饰品，来北京发展会有大的前途。

杨静没有接受诗人的好意。

对于出版总署这项工作，戴望舒十分欣慰，曾向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

而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地步。

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

1950年2月28日
上午，他照例给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

戴望舒去世后，杨静从香港赶到北京参加追悼会，向诗人作最后的告别。

编辑/游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