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曲《摩诃兜勒》的读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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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曲《摩诃兜勒》的读音问题
乌兰杰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古曲《摩诃兜勒》曲名的含义，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解释，尚未取得共识。

为此，本人在这篇短文中提供
两则资料。

对于如何正确解读《摩诃兜勒》乐曲的名称问题，或许有所裨益。

关键词：古曲；摩诃兜勒；曲名含义；解读案例
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19）01-080-03
收稿日期：2019-01-07
项目基金：本文为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中国传统音乐乐律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4DD22）系列研究论文。

作者简介：扎木苏（1938-），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人。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员，博导。

一、关于古曲《摩诃兜勒》
读音的两则资料
《摩诃兜勒》是汉代西域乐曲。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出使西域，获得《摩诃兜勒》一曲，并将其带回长安。

《晋书•乐志》记载：“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

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长安），惟得《摩诃兜勒》一曲。

”后来，宫廷音乐家李延年据此曲编写军乐，即所谓“新声二十八解”。

那么，所谓《摩诃兜勒》一词，其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1940年，我国著名老一辈蒙古学家韩儒林先生，发表长篇论文《突厥官号考》。

其中曾对“莫贺咄”一词做了详细考证。

韩先生说："莫贺弗与莫贺咄（Baghatur）之字根当同出于莫贺（Bagha），蒙文
Bagha 译言幼也，殆有少壮之竟欤？”
[1](235)
“莫贺咄”的词根是“莫贺”，为什么是蒙文“Bagha”（巴嘎）呢？原来，按照秦汉时期的读音，“莫贺”的发音应该是“巴嘎”。

据此，“摩诃兜勒”和“莫贺咄”，两者应该是同一个词汇。

两千多年来，“摩诃兜勒”作为专用名词，已形成一个连续发展链条：从西汉时期的“摩诃兜勒”到隋唐时期的“莫贺咄”与“莫贺弗”；再过渡到蒙元时期的“把阿秃儿”与“把都儿”。

其写法虽然有所不同，其实都是同一词汇的不同汉字拼写而已。

从蒙古语的角度来看，比起“莫贺咄”这一写法，“摩诃兜勒”更接近原词的发音。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期的“摩诃兜勒”，以及隋唐时期的“莫贺咄”，并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种官号，具有酋长、渠帅等含义。

后来，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均吸收了“摩诃兜勒”（莫贺咄）这一古老词汇，同样具有官号的意义，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1991年，蒙古族学者方龄贵先生发表《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一书，其中对蒙语词汇“把都儿”做了考证。

他指出：元明戏曲中的“把都儿”，“一作莫贺咄。

〈北史〉卷九四〈室韦传〉：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
咄。

”[2](10)关于“莫贺咄”一词的发音，
方龄贵先生则明确指出：“莫贺咄、瞒咄，按均为ba Ɣatur ，
batur之对音。

”
[3](11)
至此，韩儒林先生和方龄贵先生，对解读“莫贺咄”（摩诃兜勒）一词得出相同的结论，应当是可信的。

我们知道，蒙古语言中存在着所谓元音交替现象。

且以蒙语“哈日布胡”（射击）一词为例，科尔沁地区的蒙语方言中，当地蒙古人将“哈日布胡”往往读作“哈日木胡”，ma （麻）元音和ba （巴）元音产生了交替。

又如，蒙文翻译中将孟加拉拼写为“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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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拉”（benggal），将缅甸拼写为“毕日玛”（birma）。

有意思的是，汉文翻译中则将上述两个国家的国名分别拼写为“孟加拉”和“缅甸”。

不难看出，汉蒙两种文字翻译，依旧保持着ma 元音和ba 元音通假的古代方式。

蒙文中存在的元音交替现象，恰好为韩儒林、方龄贵两位先生的论点提供了旁证。

本人对古汉语素无研究，不敢班门弄斧，这里只是转述学习心得，介绍相关线索而已。

对此有兴趣的学术界同仁，不妨查阅相关语言学资料，弄清《摩诃兜勒》何以训读为“巴嘎图尔”的道理。

二、关于《摩诃兜勒》解读案例
的评析
《摩诃兜勒》一词早已引起学术界注意，国内学者曾作出多种解释。

首先，有蒙古族学者认为，《摩诃兜勒》是蒙古语“赞歌”之意。

因为，蒙语中的赞歌为“玛克塔拉”（maktal ），两者发音相近。

然而，古代汉字的发音与现代汉字是不同的。

故不能简单地拿现代汉字的发音来解读古代词汇。

据韩儒林、方龄贵先生的考据来看，西汉时期的《摩诃兜勒》四个字，根本不是现在的发音，而应该是“巴嘎图尔”，或者类似“巴嘎图尔”的发音。

因此，所谓《摩诃兜勒》就是“玛克塔拉”（颂歌）的说法，学术上是难以成立的。

其次，有学者认为，《摩诃兜勒》一词是由梵语“摩诃”和“兜勒”两个词汇构成的，合起来便是“大吐火罗”(大夏)之意。

显然，梵文、吐火罗文专家学者对《摩诃兜勒》的解读，与韩儒林、方龄贵等蒙古学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然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双方却都采取了语义分析的方法。

为了说明期间，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张骞出使西域的情况。

汉武帝初年，张骞应招出使西域，其使命是说服月氏联合汉朝抗击匈奴。

然而，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人捕获，拘留十多年，娶妻生子。

后趁匈奴内乱逃离，先后与月氏、大夏、大宛等国建立联系。

《史记》记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

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

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

其兵弱，畏战。

善贾市。

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

大夏民多，可百余万。

其都曰篮市城，有
市，贩贾诸物。

其东南有身毒国。

”
[4](910)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未能完成说服月氏的使命，向汉武帝报告西域情况，并带回一些西域物产，诸如菠菜、葡萄之类。

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咨询大夏等地情况。

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
到伊犁河谷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情况，建议招
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联合汉朝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所谓“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

同时，张骞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均被汉武帝所采纳。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

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积极进行对匈奴的大规模战役。

张骞率领汉朝使团顺利到达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但没有成功。

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归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来到长安。

从此，汉朝与西域建立起交通往来。

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在长逝世。

通过以上记载推断，张骞带回《摩诃兜勒》乐曲，发生在公元前115年，第二次出使西域回长安时的事情。

那么，《摩诃兜勒》究竟是大夏乐曲，还是乌孙乐曲，亦或是匈奴乐曲呢？从史料记载来看，可能性最大的是乌孙乐曲。

如前所述，乌孙国派遣几十人的使团，随同张骞来到长安。

那么，《摩诃兜勒》乐曲则是乌孙国赠送汉朝的礼物之一。

《摩诃兜勒》乐曲会不会是大夏乐曲呢？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经历来看，这样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从历史上看，乌孙人古称坚昆，与月氏、匈奴为邻。

公元前2世纪初，游牧于甘肃敦煌至祁连山一带。

乌孙人和匈奴的关系十分密切。

据史料记载，乌孙王被月氏所杀，匈奴冒顿单于收留了乌孙王子，将其抚养成人。

乌孙王子复国后，联合匈奴老上单于战败月氏。

月氏被迫南下避乱，占据大夏。

乌孙便向西扩展领地，迁至伊犁河流域。

对于乌孙人的语言，有学者认为操匈奴语，也有学者认为操突厥语。

不管怎样，乌孙人的音乐文化，与匈奴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张骞到达大夏国，那是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事情。

张骞被匈奴拘留十多年，匈奴发生内乱时趁机逃离。

路经大宛、大夏等国，抵达自己的出使目的地月氏，逗留一年多后启程回国。

公元前126年，张骞历经艰险返回长安，随行人员均死在路上，身边只剩下一名随从。

试想，张骞活着回来已属万幸，怎么可能带回《摩诃兜勒》乐曲呢？至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根本就没有亲自去大夏，只是派遣副使到达大宛、大夏等国，履行外交使命，同样不可能带回《摩诃兜勒》乐曲。

何况，大夏早已被西迁后的月氏打败，兵弱畏战，不可能拥有《摩诃兜勒》那样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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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时，大夏是不是已经皈依印度教或佛教，采用梵语来命名乐曲《摩诃兜勒》（大吐火罗）呢？这样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诚然，大夏和印度相毗邻，并且建立了贸易关系。

然而，西域诸国长期被匈奴人所统治。

从文化艺术方面来说，无论是月氏、乌孙还是大宛、大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匈奴语言和匈奴音乐的强烈影响。

难怪，蒙古族老一辈历史学家陶克涛，认为《摩诃兜勒》本身就是匈奴乐曲。

如果这样的说法过于武断的话，至少可以说，《摩诃兜勒》是一首带有匈奴音乐风格的乐曲。

三、《摩诃兜勒》与“新声二十八解”
前面说过，“摩诃兜勒”是一种官号，具有酋长、渠帅的含义。

那么，古曲《摩诃兜勒》的性质，应该是乌孙国宫廷音乐，内容是歌颂该国统治者的。

按照古代宫廷音乐的一般规律，《摩诃兜勒》极有可能是一部大型套曲，内部包括许多相对独立的乐曲。

李延年将该曲改编为“新声二十八解，恐怕是保留了不少原有的曲名。

诸如，《出塞》《入塞》《黄鹄》《陇头》之类。

无独有偶。

1634年林丹汗抗清失败，翌年北元灭亡。

清朝原样采纳了北元宫廷音乐，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蒙古乐曲”。

清朝宫廷音乐中的“蒙古乐曲”，是由《笳吹乐章》《番部合奏》两个部分组成的。

内含60多首歌曲和30多首器乐曲，并且全部保留了原来的曲名。

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借鉴和吸收中原王朝的宫廷音乐；中原王朝反过来借鉴和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政权的宫廷音乐；以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彼此吸收和借鉴宫廷音乐，这种现象在我国音乐史上曾多次发生，形成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渠
道。

张骞将西域乐曲《摩诃兜勒》带回长安，李延
年又将其改编为“新声二十八解”，无疑是最早和最重要的音乐文化交流事件，为我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开启了先河，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有关古曲《摩诃兜勒》的研究，经过几代音乐理论家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

对于这个重大课题，我们蒙古族音乐理论界也不能置之度外，而是应该积极投入其中。

如果缺少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史资料，听不到蒙古族音乐理论界的声音，《摩诃兜勒》乐曲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

因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成员，我们拥有资料优势和环境优势，这是他人所不能取代的。

我相信在各个民族理论家的共同努力下，古曲《摩诃兜勒》有关问题的研究讨论，必定会得到更大的成就。

注 释：
①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册），第235页，中华书局，北京，1987年。

②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第10页。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1991年。

③同上，第11页。

④《史记•大宛列传》，第910页，甘肃民族出版社，兰州，1997年。

参考文献：
[1] 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
[3] 司马迁.葛剑雄.李曼吟.《史记•大宛列传》.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徐英】
Regarding the pronunciation complications of ancient musical
composition 《摩诃兜勒》
Wu Lanjie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Abstract: Many explanations of the meaning of the title of the ancient musical composition 《摩诃兜勒》exist within the academic realm, though consensus has not been achieved thus far. Therefore, two sources of information will be presented within this article regarding the correct way to interpret the complications surrounding the title of 《摩诃兜勒》in hopes of benefiting and adding clarity to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topic.
Key words : ancient musical composition: 摩诃兜勒: meaning of title (of musical piece): interpretation of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