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效率

政治中的效率:挑战经济学方法
[英]彼得・范胡塞
王瑾　译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最新的四本关于民主制中的效率的经济学著作。

特别强调了两种野心勃勃的挑战性的研究方法:曼库・奥尔森的包含利益理论和唐纳德・威特曼的“民主失败的神话”。

本文论证了民主一般意味着高效的命题在很多方面是有问题的。

用肤浅的经济学类比得出的概括性结论,抽走了民主政治的许多关键性特征,如信息不全、激励结构薄弱以及集体行动失败。

取得高效结果的根本原因更多的是统治者在经济中赌注规模的大小,而不是自发的科斯式的交易。

关键词:政治　效率　经济学　民主
中图分类号:F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03)02-0104-09
过去几十年间,政治学家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在根本上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影响。

罗纳德・科斯、曼库・奥尔森和其他人的早期个人著作就决定好了议程。

颇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大致认为,经济生活领域本质上是高效的。

但是该学派对政治生活领域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该领域的特征是垄断、寻租及选举人不知情。

制度经济学派证明了这个片面评价的合理性。

该学派证实了,由于存在各种交易费用,专为某些活动而设立的政治机构及统治集团组织(后者更普遍)在这些活动中常常比市场做得更好。

本文回顾了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经济学方法。

虽然这些方法建立在早期著作的基础上,但它们据称对民主制中的效率这个旧命题提出了新观点。

1996年,阿维纳斯・迪克西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一书中,采用了制度经济学派的高论,发展了一个框架,以更清楚地理解交易费用在政治中是如何运作的。

1995年,唐纳德・威特曼在《民主失败的神话》(该书曾获美国政治学协会奖)一书中,综合吸收了科斯的高论和两个学派的观点,得出了激进的、反直觉的结论。

后来,曼库・奥尔森于2000年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以强制权力和集体行动为基础提出了另一套理论。

奥尔森和萨图・科克霍纳在2000年编著的《不那么沉闷的科学》一书中,搜集了各种各样深受奥尔森著作影响的文章。

大赌注:奥尔森的(部分)新理论
尽管市场甚至遍布于贫困国家,但为什么世界上却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繁荣?《权力与繁荣》和奥尔森《不那么沉闷的科学》一书中的两个相关章节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奥尔森争辩道,政府的强制权,即权力,是任何一种答案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拿一个有许多流寇存在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和一个由固定的匪徒统治的国家相比,则后者会更繁荣。

因为
作者简介: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行政管理系,原文载于《政治研究》2000年第50期。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一个固定的独裁者,即使绝对自私,也都十分愿意通过推动其治下的整个社会生产,从而做“那些被他掠夺的人的恩主”。

但它也有抑制社会生产的作用,如减少税收会提高独裁者逃税的底线。

而提供国内订货和增加公共物品的产量,也会起到这种作用。

在民主制下,多数党与独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除了控制税收外,还分得很大一份社会市场收入。

这就使他们对社会生产有更强烈的兴趣,比独裁者征较少的税,在公共物品上投入较多的财力。

因此,除非受到强有力的小利益集团的控制,民主将比专制更有助于繁荣。

奥尔森的拉弗曲线逻辑基本上遵循了一个简单的互惠规律。

它假设统治者从任何总产量的增长中所分得的是S,那么在此期间他就会强制征收一英镑额外税,直到产量减少1ΠS。

同样,如果产量增加1ΠS,他也会在公共物品上花费额外的一英镑。

例如,假设一个独裁者将社会产量的1Π4征作税金,那么,他将继续征收一英镑额外税金,直到产量减少4英镑。

现在,假设一个均质的民主多数党取代了这个独裁党,并得到半数的总产量,那么它只会在产量减少3Π4英镑时,才强制征收一英镑额外税。

但是如果这个多数党是由10个不同利益集团(比方说,每个集团占产量的1Π20)组成的混杂的一帮人时,那么其中的任一集团自身都不会热衷于限制征税。

因此,奥尔森的第一个主要论题———得到繁荣的关键,就在于那些握有专制权力的人是否在经济上有大方而不吝啬的赌注。

当然,对于专制向民主的“高效的”过渡的前景,要有个毫不含糊的说明。

推翻独裁者是项公益事业。

它在增加总体福利的同时,也会迫使每个革命者付出让人却步的高昂代价。

而且,如果后者仍然能够成功地组织起来,那他们自己也会建立一种类似独裁的利害关系。

因此,过渡有赖于历史事件,如革命者之间偶然的均势。

J1布拉福德・德・朗(《不那么沉闷的科学》)列出了许多这样的偶发事件。

由于君主关心荣誉、商人关心商业,所以前者征收较高的税。

这就解释了中世纪欧洲的佛兰芒和意大利城邦国家之所以富裕,只不过是因为其邻近君主暂时的军事无能。

后来,西班牙君主国屈从于“帝国的过渡扩张”,通过征收前所未有的畸形的税收来为军事征服筹集资金,从而导致了自身经济的衰退。

只有英帝国逃避了这个命运,这也要归因于一些幸运因素,如反法战争中的民族团结和史无前例的人口激增。

奥尔森的第二个主要论题是关于政府对促进繁荣的具体贡献。

在这里,“市场扩张型”政府所提供的法律和秩序以及独立的法律体系是关键。

安全和独立地行使个人权利,使人们可能达成可靠的协议。

因此,人们也被允许在交易中通过达成可靠的协议而获取贸易上的利益。

这些交易比典型地存在于穷国中的简单的、自发的交易要复杂得多。

普拉纳・巴德汉(《不那么沉闷的科学》)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均质度以及国家干预质量和可靠性(而非程度),从而详细说明该问题。

例如,由于贫穷的印度社会比许多东亚“虎”经济影响下的社会更充满冲突,所以印度统治体系就更趋分散。

制度上的高否决票数,反过来引发了分散的行贿。

它的危害尤其大,因为每张否决票都是官员们在经济上的一个小赌注。

然而,时间长了,不扩展市场交换的政府就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

在斯大林统治的早期,高增长率是苏联式经济的特征。

奥尔森指出,这是由于一种只有独裁者才能承担得起的、复杂的分配和税收机制。

如累进计件工价为长时间工作提供了强烈的刺激。

没有什么新意的是,他继续解释了为什么时间长了,这些社会会陷入僵化: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有能力图谋租金,而不是进行高效率的生产。

而且,在后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些企业对于获取特殊利益恰恰是组织得最好的。

而这又妨碍了总体福利。

碰巧,这些关于苏联体制和财产权利的论点的依据在40年前的著作中就已普遍存在了。

其中,最有名的是软预算约束理论和道格拉斯・诺思的新古典主义国家理论。

例如,后者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上(1990:20):“国家的存在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国家也是导致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思随后继续(1990:16)详细地论证说,制度常常不是天生就具有社会效率的,而是服务于最有权力的人的利益。

这与奥尔森本人的论点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奥尔森也只是简单地参考了诺思(或科尔奈)的著作。

相比之下,奥尔森的代表思想是“大赌注”。

奥尔森提出一个简单而有力的假想,该假想能扩展他原来的关于可区分的联盟的论点,并具有潜在的重要影响。

其范围涉及到从联邦间最理想的交易水平,到对联邦、选举和税收体系最理想的设计。

这个赌注的思想也证明了作为巨型食税者,统治者的传统公选概念具有合理性,而丝毫不会冲淡统治者是自私自利的假设(任一更极端的观点可参见比沙南和马斯格雷夫2000年的论著)。

最后,奥尔森的理论对争论不休的一系列关于政治效率的论文,是一个新的有趣的解释。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

科斯(或潘格罗斯式)的效率提高方法
罗纳德・科斯在他那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该文将成为有史以来被引用得最广泛的经济学文章之一)中争辩说,在客观前提下,不管财产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的自发交易都将导致高效的资源分配。

只有高的交易费用才能阻止高效结果的产生。

科斯定理建立在芝加哥学派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方法的基础上。

在《民主失败的神话》一书中,唐纳德・威特曼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在超出这些方法之外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杰出倡导者。

威特曼同意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也认为经济市场运作良好。

但此外,他还有力地声称,“政治市场”也是运作良好的(参见威特曼,1989a,b,1999)。

《民主失败的神话》一书试图:(1)治愈多数经济学家的精神分裂症,这些人认为经济市场运作良好,但政治市场则运作欠佳。

(2)克服许多社会学家对合理的行为和竞争的充分影响的视而不见。

(3)帮助政治学(该领域缺乏对民主现象的连贯的理解)发展一个连贯的理论方法。

于是威特曼取而代之,提出了他自己的代表性理论:“本书发展了一个看不见的手的高效的民主市场理论,并且为从政治市场的失败模式中找出错误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作者对于如何理解该理论的影响是毫不含糊的。

他建议改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以一个新的研究日程为中心。

他指出,“如果我的论文被接受了,那么用经济学分析政治行为的性质就改变了”。

而且,“这样一来,那些争辩说民主的政治市场无效的人就有举证责任了”。

无论怎么衡量,这些都是总括性的主张。

它们最核心的部分相当于科斯定理在政治学领域的机械运用。

对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进行直接类比构成了威特曼理论的核心。

“我的看法与科斯的看法的惟一区别在于交易是在何处发生的。

他的看法是交易在私人部门发生;而我的看法是交易发生在公共部门。

但两种看法的结果都是财富增长的最大化。

”威特曼的论点同样也是建立在诸如“我们从科斯定理出发”、“这个分析是科斯理论的变体”或者“科斯定理再次被运用”这样的短语上。

下面开始进行推论。

和经济市场一样,民主政治也是自由和竞争的,这将引导政治代理人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委托人的财富。

而且,人们会建立起许多政治机构来减少交易费用。

同私人交易一样,民主制会产生高效的结果。

假设某种结果B比普遍的结果A能带来更高的总体福利,那么就会存在“帕累托改进”,即收益从A流向B的某种分配:它不会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更糟。

公民或政治代理人渴求得到选票,因此他们十分愿意造成这种高效率的流动,除非涉及的交易费用太高。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事例A也就不是“真的”效率低了。

因此,按照这个逻辑继续往下推,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极为反直觉的结论,即不管民主制中存在什么(特别是持续存在什么),它都必须是高效的。

用奥尔森对这一推论的话来说:在民主制的人行道上不会有“巨额大钞”等着你来捡,因为如果有的话,别人也早就捡走了。

这个观点构成了关于贸易和金融的标准经济学方法的核心,它也在该领域外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者。

例如,乔治・斯蒂格勒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得出了“所有经得起考验的制度,包括不成文法和成文法都必须是高效的”结论。

尽管他知道美国政府给蔗糖制造商的补贴包括其75%的自重损失,但仍然提出“没有比国内补贴更廉价的方式了,我们的蔗糖计划是高效的。

这个计划已经历时50多年,它经过了时间的检验”。

其他人也类似地论证了他们赞赏由不成文法(波斯纳,1992)和统治结构(布雷尔,1993,1999)安排的财富增长最大化的假设。

威特曼及其合伙人用有魔法的黑帽子把科斯教授变成了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先生:这个世界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之中是最完美的。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的较早的论点是,竞争政治学显露出了取得高效结果的倾向。

而这儿的主张则要有力得多。

如,威特曼就用潘格罗斯式的“终极状态”为例来说明广泛传播的民主效率。

顺便说一下,《民主失败的神话》一书的副标题不是“哪种政治制度会增加效率”,而是“政治制度为何是高效的”。

但这种用科斯式的类比进行的推论最终并没有说服他人。

正如奥尔森(《不那么沉闷的科学》)所论证的,甚至标准的经济效率预言也不会与大范围的经验主义观察相一致。

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不能用决定经济模式的生产资源(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差异来得到充分的解释。

例如,尽管穷国能提供较高的回报,人们仍看不到资本大量流入穷国。

看来,更常见的是巨额大钞往往被遗留在世界的人行道上。

自发交易的再思考
假设提供一些互不联系的公共物品会构成一个“帕累托改进”。

从非排他性的意义上说,这些物品是公共的。

它们一旦被提供(其总生产费用是C),就会给全体人口N的每一位成员提供一项利益V;并且人人都享有这项利益。

在多数情况下,只需要一个亚群体M(M <N)的劳动价值来弥补该物品的生产费用。

确切地说,要用M V≥C>(M-1)V这个等式来界定M。

用奥尔森的话来说,下文便是,“纯粹自发的交易不会导致公共物品的提供”①。

如果有一定数量的个人N(N≥M)为了交易和实现“帕累托改进”而组织交易会,那么只有交易费用足够低,他们才能最终成功。

这正是科斯定理所断定的。

但自发提供物品在逻辑上要求交易会之前存在某种前提,即交易会实际上是自由召集的,没有诸如政府和法庭等第三方的强迫。

现在,任何一个个人去作召集交易会的关键人物[即作交易会的第(M-1)
①下文以迪克西和奥尔森(2000)的著作为基础。

毫无疑问,直到奥尔森最后去逝,《权力与繁荣》一书才出版。

因此,该书只是描述了对交易和赌注思想的直觉的、口头的讨论,由于过快地与读者见面,而忽视了有效的证据基础(迪克西和奥尔森,2000;麦圭尔和奥尔森,1996)。

个发起人]的可能性,在M 增大的同时正迅速地接近于零①。

换句话说,人们越接近具有民主政治特征的“多数”背景,所谓“帕累托改进”的物品就越不可能由自发的行动来提供。

就算有人不必要地愿作这个关键性的个人(因此或者至少得到V -C ΠM 的收益或者零收益),也要在“搭别人的便车”和使V 受益,或者牺牲自己而使V -C ΠN 受益之间做出迅速选择。

正如奥尔森早期著作(见下文)中所说,个人合理的“搭便车”是取得亚理想社会结果的关键:任何人的最佳战略都是让别人提供物品,但自己仍能分享其利益。

要注意,这种无效的结果并不是像科斯可能争论的那样,是由于交易阶段的高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而是因为甚至在重复的比赛中“搭便车”都是预先决定是否开始交易的合理的战略②。

结论是,自发的科斯式交易本身还不足以解释民主制中如何得到高效结果。

奥尔森的微型理论争辩说,严格地讲,像威特曼那样的“终极状态”政治效率论在其科斯内核上就存在缺陷。

但有人仍会争辩说,可以把很多这样的主张作为“指导性”的主张而加以保留,这些主张表现出了向效率发展的强烈倾向。

如我们有时在经济学史(诺思,1981)和工业组织(威廉森,1985)中所看到,难道极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不会使人们期望在政治中也出现使交易费用减少的制度吗?难道争讨选民欢心的政治代理人在促进效率方面会花费太长的时间吗?
围绕奥尔森的旧逻辑打空拳
威特曼在不同阶段,用国会代表的低数量、排他性的委员会和垄断职务作为减少交易费用的机构。

鉴于压力集团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通过减少从个人向政治家(或相反)传播信息的费用而实现了有价值的运作”,他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议程。

政治学中很多被构建得很好的理论后来都奇怪地消亡了。

如,寻租及所谓的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分配理论,都不像政治学家通常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了:“……官僚、企业、国会委员会主席以及压力集团(如全国枪支联合会)的掌权程度被大大夸张了”。

这可以用一个典型的故事来说明:三人团体在分配上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彼此有利的提案。

我们被告知“……人们必须对多数关于政治权力分配的广泛的政治学文献持怀疑态度,并坚持作一名不可知论者”。

威特曼的疑问是:“为什么多数人不投票表决从而把最富裕的10%的人口的财富充公?”
从最基本的水平上看,该问题的答案至少也像奥尔森1965年提出的创新理论一样老了。

奇怪的是,《民主失败的神话》一书对该理论竟只字未提。

单个人往往与他人有共同的兴趣去提供一些公共物品。

奥尔森原来的著作就是要论证,使所有这种“利益集团”好像自然而然地组织起来去追求其共同目标的普遍设想是不会存在的。

奥尔森断言,在大规模的集团中,理性的个人不会为提供物品做贡献。

对此并非没有异议。

如马维尔和奥利弗就说明了,有且只有在公共物品表现为“供应的零接合”时,集团规模才会对集体行动起负面影响。

一定量的物品所带来的利益与分享它的人数成反比。

这在有些时候是事实,但并不总
①②这个包含两个阶段的游戏的重复版本产生了两个均衡状态。

在第一个均衡状态下,重复实际上减少了对效率的激励。

第二个均衡状态比第一个的报酬高,但它甚至在如何使用参加会议的小费用方面都不健全(迪克西和奥尔森2000年第315—316页)。

迪克西和奥尔森(2000年第215页)指出,如果M 和N 的数值像10和30那么小,那么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能性就不到百分之一。

是如此。

我生活在民主体制下所得到利益就不会因分享它的人数增加而相应地减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奥尔森在他的近作中似乎也承认这一点:他现在假设了一个固定的个人利益V (不受集团规模影响)和一个固定的总费用C (由此个人费用会因集团规模的增大而减少,而不是增加)①。

不过他还是认为“搭便车”阻碍了集体行动。

个人计算其独立的私人收益和费用,而不考虑其行动对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仍会使个人倾向于把其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排他性的)私人物品上,同时却希望从他人筹资的(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中获益。

如果我选择用我的100美元买辆自行车,而他人却用其钱财来除去独裁制度,那我就会又有自行车,又能享有民主,尽管我也认为后者比前者的价值更高。

这种推论在大集团中比在小集团中更易于发生。

因为大集团中有更多的“其他人”,“搭便车”更难于识别,更不用说去鼓励了。

而且,它似乎具有了更主观的意义。

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推理的话,那就没人去提供物品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尔森的“搭便车”直觉比他自己原来的集团规模论听上去要真实些。

而且集团规模越大,这一点听上去可能就会更真实。

看来,威特曼误解了不同的组织能力概念的积极意义和一般意义。

事实上,他的分配和寻租理论主要就是围绕集体行动失败而打了几轮空拳。

他争辩说,国会成员人数少会“减少谈判费用,因而为高效的互投赞成票(交易)创造了条件”。

国会专门委员会“允许那些受到相关政策最大影响的人彼此进行交易,而不是把很多边缘利益角色包括进来”。

要明确,这些及其他“少数”背景可能会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有关知情集团的利益。

但是这种特殊的收益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效率(财富增长最大化)。

用民主政治的标尺来衡量,它们至多也是次要的。

更普遍的是,这种背景似乎是公开邀请特殊利益集团来抓住这个机会,而它们所采取的显著方式是为其所同情的政治候选人或政党游说和提供活动经费②。

事实上,威特曼惊奇地发现,寻租“……显然有个消极含义……然而,在其他市场中的类似活动却被视为价值的增值。

宠物店想卖给你鸟类进料器(这把收入从人类再分配给鸟类),教会想说服你给穷人捐赠食物,赌场分发小册子,而工人们则寻找高薪工作。

”
这个类比只是表面的。

所有列出的“类似”活动都包含个人代理者对自身钱财的自愿决定。

这种背景下,寻租就隐含着小集团运用其较大的组织能力,通过牺牲低收入纳税人的利益来获取高的人均收益。

《民主失败的神话》一书对仅仅是奥尔森观点影响下的看法给予了数轮打击。

该书论证了,尽管每个纳税人的损失较小,但是这种无足轻重的损失者的人数多了,仍会使违背纳税人利益的计划在政治上难以实施。

但它忽略了这个核心的认识,即由于纳税人的人均损失小,他们不会首先得知这个计划,从而组织起来使人们听取其利益,进而去投票反对。

获取信息和进行组织的人均费用或许会超过他们可能避免的微小损失。

与之相对照,如果小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追求公共钱财的同一块蛋糕,就总是会得到高得多的人均利益。

因此,其成员都总是有更强烈的动力去进行组织,除非他们竟不可置信地遇到相应较高的人均信息和组织费用。

①②第一个论点也跳过了这个事实,即当每一笔交易费用都可通过相互捧场减少时,交易量以至总交易费用会更高(诺思1990年书第51页)。

因此,不作进一步说明就声言互投赞成票是高效的,这是成问题的。

实际上,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奥尔森仍对此模棱两可,他仍然用“零联结”的术语来构建他的理论,这与他和迪克西合著的书中的观点不同(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