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地理学发展之道_直面危机_加强对话_超越自然_人文二元化

第30卷第2期热带地理V ol.30，No.2 2010年3月TROPICAL GEOGRAPHY Mar.，2010
统一地理学发展之道
——直面危机，加强对话，超越自然-人文二元化
汤茂林1，陆玭1，刘茂松2
（1．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46；2．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南京 210093）
摘 要：当代地理学面临自然-人文二元化、学科过分分化、失去雄心壮志且健忘等问题，统一地理学受到挑战。

从自然地理学先驱们探讨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着手，对自然地理学的人文化进行回顾，并论述其最新进展；从自然生产视角探讨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的交叉性。

基于两大分支学科的最新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面向性，提出围绕重大问题，超越自然-人文二元化，加强对话，加强统一地理学，以便加强学科认同并对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二元化；文化转向；统一地理学；重大问题
中图分类号：K903；X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21（2010）02-0101-08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理学一直春潮涌动，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方法日益多样。

在这一学术领域，方法论个人主义[1]极度盛行，地理学者就其感兴趣的主题进行写作并专心于某种地理观点，同时从其他学科借用一些东西，以支撑自己的整个概念和方法[2]527。

地理学的翻新和方法论的复杂化产生了新的地理认识论[2]524。

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认识到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影响个人行为方面的不易觉察的作用。

接下来出现的实在论方法[3]，承认主流的概念结构，但认为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环境中的不同结果。

然后出现了解释性方法，它关注调查者价值观的人际差异和集团间差异[4]。

到90年代，女性主义思想强劲登场，断言在传统地理学中，妇女的作用及其所做的工作几乎没有引起重视，而且在当代仍然偏见多多[5]。

另外，自80年代以来，与后现代化主义的对话在持续进行，后现代化主义主张地理价值观和现象之社会建构及批判性知识生产[6–7]。

在地理学日益多样化的同时，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和统一地理学受到忽视，学科认同出现了一些危机。

从技术方面来看，二战后系统论的创立为解决综合性问题提供了分析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全新视角。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则解决了包含多因子的复杂计算问题，并使之更加迅速而准确。

非线性数学、复杂性理论、分形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分析工具，而卫星和遥感技术给地理信息收集的方法带来了一场革命。

目前的趋势是“科学的一切领域正围绕着具体问题走到一起来了。

学术分化的过程已为整合的过程所替代。

在整合的过程中每一门专业都把它自己特有的技术和概念用到诸如贫困、人口过剩、种族关系和环境破坏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上来”[2]8。

在这样的条件下，思考地理学面临的挑战，探讨统一地理学的发展，应当说是不无意义的。

1 地理学面临的挑战
1.1 自然－人文二元化
地理学一直有其二元论偏好：一会儿是一般与独特，然后是主观与客观之争。

但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陷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真实与话语等对抗性框架[8]；同时还面临其他的二元论问题，即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理论与实践、定性与定量、结构与施为（agency）。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奈杰尔·斯里夫特认为，当前地理学面临的首要挑战①便是自然与人文的二元化[9]。

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分化是进步的结果，自然地理学已坚定地向自然科学靠拢，年轻一代都争取在“科学”、“自然”、“水文过程”、“地表过程和形态”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人文地理学则变得日益社会化和文
收稿日期：2009-09-25；修订日期：2010-01-12
基金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我国人文地理学方法论的重构（2008－2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870433）作者简介：汤茂林（1967－），男，江苏沭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兴趣为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城市化、文化景观、江苏省区域发展，（E-mail）mltang317@。

①其他三个挑战分别是：地理学缺少雄心壮志、学术著作和专题论文的全面衰落并为期刊论文所代替、如何保持地理学在学校教育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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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化，年轻一代倾向于在人文地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

但是，这种二元化却使地理学面临学科认同危机，削弱了地理学综合性的特征，同时对一些大众关心的问题不能作出地理学者应有的贡献。

这的确是地理学面临的一大挑战，尽管当前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界限也许没有斯里夫特强调的那么明显。

但地理学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克服这种二元化问题，正如1954年P.E.詹姆斯所指出的：“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区分，模糊了而不是澄清了地理学的真正性质”[10]，这种区分将不利于地理学的“继续存在和活力，这种分裂有悖于地理学的很多传统，并造成了地理学的狭隘性，违背了自19世纪以来关于地理学所表述的观点”[11]。

1.2 学科的过分分化
李旭旦早在1982年就对地理学日益专门化忽视整体性研究表示了担心：“我反对把区域地理分成自然和经济两个部门，也反对把地理学分割成许多细小的系统分支和系统地理学者的过于专门化”[12]。

任美锷指出：“最近十年来，虽然……综合研究有着明显的加强，但由于地理科学各部门和分支的专门化日益深入，分化倾向仍然十分严重，一个研究机构或地理系中，各部门人员往往缺乏共同语言，这对整个地理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体系的建立，不能不有重大妨碍”[13]。

黄秉维提出的地球系统科学[14]也很有远见。

曹诗图和孙天胜认为中国大陆地理学的困境表现在三方面：学科地位下降，社会影响减小；地理教育萧条衰落②，教师队伍严重流失；学术研究泛化变质，科研队伍离心涣散[15]。

这种学科整合不足表现在“中国地理学中自然研究和人文研究的交叉和融合显得不足，真正的综合性成果仍然乏善可陈”[16]。

1.3 当前地理学发展缺乏开拓精神
地理学失去雄心壮志[9]而且健忘。

地理学发展需要像D.哈维那样的学科开拓者，也需要像R.J.约翰斯顿那样的“写作机器”③对学科历史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清理和溯源，以便看清学科发展的历史和方向。

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地理学强国，对英国以外的研究也日益削弱。

美国地理学界也类似，日益以美国为对象，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不会成为那里的学术“主流”。

地理学在失去雄心的同时，也变得日益健忘。

P.E.詹姆斯认为，对地理学的回顾表明，长期存在但其实可以避免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

错误重犯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太多的地理学者通常不读其他过去和现在的地理学者所写过的东西。

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似乎是一切学术领域的一个特征，且不限于当前时期[17]。

几十年后，情况未见有多少好转。

P.迪肯认为地理学“具有忽视其历史的历史，不单是放弃理论框架或方法论，而且……写作也完全不同。

正如Susan Hanson和Ann Markusen所指出的，这是非常短视的。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来自那儿，需要了解方法为什么会发生变化？”[18]。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学科交叉的年代，一个学科无法通过固定自己的研究领域来发展[9]。

有很多学科对地理学领域感兴趣，如区域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经济学家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环境科学、社会学[19–20]。

它们都在试图抢占地理学的地盘，而且我们无法把它们拒之门外。

“我们需要与所有相关学科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但所采用的方式必须是基于……地理学的长处……正如Ann Markusen所指出的，地理学毋容置疑的长处之一就是其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能力”[18]。

因此，我们必须保证学科研究成果的质量，并作出其它学科无法替代的贡献，这是学科生存乃至繁荣的一大保证。

2 自然地理学中人文研究之回顾与新
进展
英国K.J.格雷戈里的看法是，自然地理学的近今研究论题包括环境系统、环境过程、环境变化、人类活动、自然地理学应用与环境管理，人文因素在这些主题中的作用不断增加，而人类活动成为“一个越来越盛行的论题”；而到新千年，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文化自然地理学”[21]85–256。

就人类活动及其影响而言，历史上曾有多位自然地理学先驱。

乔治·珀金斯·马什无疑是第一位这样的先驱，他在1864年出版了《人与自然，或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其目的是“揭示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在当前条件下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变化的特征和大致程度，指出轻率行为的危害，指出对那些在很大尺度上干预有机界和无机界自然秩序的行为加以警告的必要性“[21]175。

《人与自然》一书为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一个基础[22]，对看待和利用土地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23]。

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第二个里程碑是R.L.谢洛克的文章“人作为地理变化一个营力的作用”[24]。

他总结道：“在像英格兰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人类
②如今这一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③ R.J.约翰斯顿的著述非常多，多到惊人的地步（看看其个人网页上的成果目录就知道了），因而英国同行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绰号。

D.哈维的著述也很多，美国明尼苏达大地理系的John S. Adams 2007年曾对在那里访学的本文第一作者说“他晚上可能不用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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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家对文化自然地理学的著述④
主要通过5种途径[21]256–264表现出来。

作为一种剥蚀营力，比所有大气剥蚀力量的总和还
要强大许多倍’”[21]176。

50年后的1973年，乔利才把地理学研究重心放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显然，无论好坏，社会化的人类一直掌握着对陆地环境的控制权，任何不了解这一事实的地理学方法论都必然注定要衰落”[25]。

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虽然沙尘暴的影响、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建立、化肥的大量使用等都使人类活动的影响日益显著，但并未引起自然地理学家的充分认知。

第一条途径与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⑤
有关。

他的学术生涯始于地貌学，后来却对人文主义地理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段义孚认为，作为一个地理
学家的主要理由就是鉴赏自然或景观，只有地理学家才喜欢“不仅了解事物在何地，而且也知道在一个地方作何感受”[35]。

第二条途径是自然地理学一些分支中出现的更
加文化性的方法。

卡特在《海岸带环境》[36]
中认为，
当研究趋向更为应用性的立场时，文化要素开始凸现。

在洪水方面，贝克就主张以对现实的认识来唤醒人类的感知[37]。

文集《水、工程和景观》[38]在更具文化关联的背景下，跨越了人文方法和环境方法
之间的传统鸿沟，形成一种技术、文化和自然资源间相互联系的综合地理观。

第三个里程碑是W.L.托马斯编辑的《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

该书肯定了马什的贡献，但这部重要著作在出版之初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

到20世纪60年代，其重要性才逐渐得到肯定，一些著作和综述性论文反映出对人类影响的日益认 同[21]177–
179。

1969年乔利和凯兹断言：“显然，若没有人与自然环境在空间关联域内的某种对话，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学将不复存在”。

“地理学家若摆脱了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之宿隔，以他们对水、地球和人类的特有敏感性，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机会，也将面临很多挑战”[26]。

第三条途径源自人类生态学，主要研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人类生态学在20世纪初已成为地理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39]。

1922年H.H.巴罗斯在会长演说中，提出地理学就是
人类生态学。

在半个世纪之后，乔利[25]和波特[40]又重提这个议题。

地理学家通过研究人类对各种极端环境的适应，强调资源利用和自然灾害的生态方面。

但由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变性[39]，在研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时，要警惕简单决定论[21]261[41]。

上世纪70年代初，R.乔利的探究激发了对人类
活动重要性的认知和态度，一系列文集如《环境地貌学》、《环境地貌学与景观保护》、《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人与环境过程》等的出版，弥补了文献的
不足。

1981年A.S.古迪出版了《人类影响：人在环
境变化中的作用》这部重要著作，此后多次再版，到第5版（1997）时，改名为《改观的地球：人类环境影响导论》[27]，从历史的视角探讨了人类改造地球面貌的种种方式。

这表明人类活动已经成为自然地理研究的一个核心论题。

第四条途径是人类生态方法也体现在诸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其他学科里，还与考古学相交叉。

在《景观与文化》的导论中，瓦格斯塔夫认为，地理学和考古学两者都关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但地理学更重视空间维度，而考古学和历史学更关注时间
维度[42]。

巴策在《作为人类生态学的考古学》一书中则将考古学看成是人类生态学，认为考古学的生
态根基强于地考古学，后者可看作是关于环境变化的研究[43]274。

综上所述，自然地理学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回避人类活动的意义，“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学却故意与时代潮流不合拍”[28][21]180
，因而与若干机会失之交臂[29]。

值得庆幸的是，10年后地理学的努力更多地与时代潮流同步了。

T.F.马龙在评价1990年出版的《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 》一书的贡献时写道：“地理学家群体再次表现出独有的学术综合能力。

这个世界迫切需要并热切期待他们为这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再次作出贡献”[30]。

这佐证了地理学就是人类生态学，也印证了P.E.詹姆斯的观点：“要使地理研究为年轻一代所吸引，一个强有力的方法就在于清楚地表明它对于解决重要问题时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31]497。

第五条途径是生物地理学描述和解释自然的方式。

西蒙斯[44]3富有想象力地评论了环境的文化建构，并以此作为《解释自然》一书的副标题。

为了评论以往解释自然的方式，西蒙斯考察了4种立场：
自然科学及其信奉的现实主义解释、人文科学的解释、从个人角度看到的世界、哲学和法律方面的考虑。

景观生态学明确地集中于景观结构（即格局）和景观功能（即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进一步推
进了生物地理学的这一途径。

④ 自然地理学的这种文化化也许是受到人文地理学及其文化转向[32–
34]的影响。

⑤ 海峡两岸有他的2本中文译著：《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逃避主义》。

他1976年在Annals AAG 上发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之作之一，早在1983李旭旦年就把它译成了中文。

该中文稿经笔者之一补译和修订后在《中国城市评论》2008年第4辑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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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生产”之探讨
在当代地理学中，在自然地理学开始向文化转变的过程中，人文地理学开始了相反的变化。

对“自然之生产”这一主题的探讨就是其中的一例。

人文地理学界对“自然之生产”的探讨将与自然地理学等学科一起，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自然及其变化的认识。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家把自然作为他们调查研究的中心[45]。

研究焦点转移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现有的经济系统特别是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影响日益明显。

不仅一些经济地理学家认为这些经济系统应当对当前的大量环境问题负责，而且这些系统也被其他一些人看作全新的、深层次的某些自然转变的中心。

这意味着当今的资本主义是与自然和环境相关的最强大和最有改变能力的经济制度。

如前所述，人类对自然的关注没有停止过，人地关系一直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

20世纪60年代环保运动在西方崛起，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29]。

技术中心主义者认为人是中心，环境问题是由于人们使用自然和环境的方式有问题，可以用技术方法和管理方法来解决。

实际上，一些人坚信，科学和技术能够甚至改进自然在人类福利中的重要性。

生态中心主义者则将自然放在首位，并主张更为和谐的人类-自然关系。

生态中心主义者担心，在资本主义主张经济发展政策的人的手里，我们正在见证自然的终结[46]，并建议“节约”和“保护”自然。

从自然生产的视角来看，“管理/改进自然”的技术中心主义者和“保护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者所共享的关于外部自然的可疑假设就在于，“自然”被当作一个独立的领域来使用，充当使现有的、甚至全新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安排合法化的一种权威来源。

在N.史密斯[47]15-16看来，这种假定的自然客观化要比自然的意识形态还一无是处。

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正确或错误，而且因为它遮蔽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认识。

史密斯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隐藏很深的意识形态，但它是较好地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它不承认自然完全内化于现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过程。

自然生产方法主张，自然和社会从一开始就是“内在相关的”。

虽然这个方法首先由N.史密斯使之在人文地理学中流行起来，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大卫·哈维所写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48]。

他拒绝了广为接受的论点，即“人口过剩是由于满足大量人口生存需求的可用资源的稀缺而产生的”，反而坚持：“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口，是因为我们有特殊的目标（和我们拥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我们有使用意愿和使用方法的自然中的可用原料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我们所习惯的那些东西”。

这样，哈维就试图将兴趣从不调和的外部自然所推测的规定性“限制”移开，反而指出生态限制与任何时间和地方的特殊的社会-生态系统“有关”。

因而，他揭示了食物稀缺很少是绝对的，而且不确定的“人口过剩”概念也应该由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概念来取代。

N.史密斯在《不平衡发展》一书中创造性地拓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地理意义。

在他看来，这种生产形态包含着与地理平衡和生产差别化相反的倾向。

生产一直以地方为基础：它不得不在某处发生。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最终会寻找新的区位，以便创造更多的利润，这种差别化经济景观就被一种反均衡化的倾向所破坏。

因而，不均衡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系统化特征。

史密斯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与自然高度相关，因为“随着资本积累的进展和经济发展的扩张，这种物质基础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的产品，并且在起源上看，差别化的主轴日益表现在社会方面。

简言之，当自然的这一直接面貌被置于历史背景中时，物质景观的发展就将其自身表现为自然生产的一个过程”[47]32。

换句话说，尽管马克思忽视了自然，但实际上自然一开始就与他的理论相关。

史密斯认为，一旦资本主义与自然形成一种关系，后者就会丧失其表面上的外在性，而成为一种社会生产的“第二自然”。

更确切地说，劳动过程成为社会-自然辩证法的闪光点，在这种辩证法中，“自然渗透到社会之中，同时社会也渗透到自然之中”[47]19。

R.罗伯茨和J.埃姆尔1992年对1945年以来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南部平原的灌溉农业和地下水抽取所做的研究工作“不平衡发展和公地悲剧”和杰克·克洛彭伯格的《种子第一》就是有关自然生产的两个典型案例[45]281-285。

人文地理学由于善于打破传统界限而受到一些自然地理学家的关注和认同。

在N.斯佩丁看来，“种种论据表明，人文地理学由于善于重塑自己、善于打破传统界限、善于在动态社会空间组织的背景框架内探究新问题而变得日益丰满”[49]。

4 围绕重大问题重建统一地理学
地理学两个分支学科的最新发展其实揭示了建
2期汤茂林等：统一地理学发展之道 105
设统一地理学的可能性，而人类当前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则提出了建设统一地理学的必要性。

统一地理学有相当长的历史，地理学真正为二元论所主导的时间和国家不多。

在地球上，人类的每一项物质成就，无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是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10]。

李特尔曾指出：“地理学要免被瓜分，就要坚持它的中心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形态同人类的相关”[50]。

在组成地区特征的复合统一体中，自然和人文是不能分开的[10]。

1913年A.J.赫伯森写道：“我们不可能将一个居住区及其居民分别考虑而不从整体中减去一个主要部分……将整体分割为人及其自然环境是一个凶杀的行动……这样分割之后，活的整体不再存在，而只是某种死的和不完整的残部了”[10]。

1922年P.维达尔·白兰士在其《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总结道：“人文地理学因此不是一个排除人类的地理学的对立物。

实际上，除了在专业人员的心目中以外，这种观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10]。

统一地理学在当代也有了新的发展。

哈特向（R. Hartshorne）、哈格特（P. Haggett）、阿努钦（B. A. Anuchin）和哈格斯特朗（T. Hägerstrand）等当代国际知名地理学者分别在《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地理学现代综合》、《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作为自然与社会互动研究的地理学》等论著中对统一地理学都有自己的论述。

1986年R.J.约翰斯顿把人文/自然、综合、空间和区域看作是4个基点，它们全都与地理学追求的统一性密切相关[51]。

世界上的MAB、IGBP、LUCC等研究计划或项目相继展开，为充分展现地理学的学科特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为揭示环境变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美国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曾指出，地理学如果要承担更大的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就必须注意六项重大课题[52]：（1）复杂系统中的不平衡和动态；（2）扩大了的全球变化概念；（3）地方-全球连续系列；（4）利用纵向数据进行比较研究；（5）地理技术对决策的影响；（6）地理教学⑥。

如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围绕这些重大问题，团结起来，发挥所长，就可能对有关问题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并加强地理学的学科认同和社会认同。

景观、全球变化（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全球变暖等）、区域可持续发展、可更新资源等是地理学共同的主题。

长期以来，景观一直是地理学的一大研
究主题，而且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均可采用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这将给地理学一个恰当的主题和共同的对象，有利于避免地理学的传统二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景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复兴。

科学和过程研究似乎与景观和环境研究相互排斥，但如今“这四方面再次被视为共同努力的组成部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进展：（1）对作为科学典范的物理学核心哲学与方法的重新思考，使许多学科日益做好准备，以便对什么是正确的科学实践进行更灵活的界定；（2）处理空间信息的新技术（GIS等）；（3）环境主义和保护作为研究议程的显著崛起以及由此激发的对交叉学科工作的热情[53]。

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在内的全球变化研究是当今学界的热点，地理学、环境科学、气候学、农学、城市研究对此都很关注。

在IGB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以及IGBP-HD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人类层面项目）等国际性项目中的土地利用变化（LUCC）更是炙手可热；与温室气体排放密切相关的全球变暖问题是当下世界关注的焦点，在2009年末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更成了国际政治议程。

实际上，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变化还是人类活动，目前尚未研究清楚。

关注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正是地理学的题中要义，地理学又一次面临大展宏图的机会。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为了从整体上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就需要进行自然、经济、人文的综合研究”[54]，后者正是地理学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但目前学科中的分离倾向严重，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常常各自为政，很少有效地结合起来研究深层次的自然-社会关系。

面对这一课题，如果双方结合起来，就可能抓住这一极好的机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理学科组已经认识到统一地理学的重要性[55]。

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对此应该有所关注，并对相关项目给予支持。

从未来学术梯队的角度看，地理学要后继有人，就必须使地理学对年轻人有吸引力。

“任何一门科学……如果不引起年轻一代的钻研兴趣，这门学科就不会有什么生命力，就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势必后继无人，逐渐没落以至被淘汰。

地理科学的前途亦系于此”[56]。

在詹姆斯和马丁看来，地理学要具有吸引力，就必须做好两桩事情。

首先，必须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作出为大家所公
⑥ 美国地理学家重视“地理教学”的这种呼吁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需要把重视教学落实到实处，因为培养出来的学生认不认同我们这个学科很要紧，而且未来的学术骨干也需要通过教学来培养和发现。

研究生教学更需要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