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

浙江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简称为GDP 或地区GDP）。

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主要指标，也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广泛用于国际经济比较。

然而，GDP 指标存在缺陷，它没有将资源的耗减和生产活动对环境的破坏纳入核算范围，没有反映经济发展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社会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为社会创造财富，即所谓“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在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即所谓“负面效应”。

这种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使生态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二是各种生产活动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或砍伐资源使生态环境从质量上日益恶化。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国际上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传统GDP 核算的不足，认为传统GDP 核算制度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它会引导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去追求产值，攀比增长速度，而不顾资源的耗减和环境的恶化，从而提出了绿色GDP 的概念，要求将资源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从现行GDP 中扣除资源、环境损耗价值（即经济发展对社会产生的负效应），得到“绿色GDP”。

绿色GDP 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然而，开展绿色GDP 核算要有三个基本的前提：首先，要有较好的GDP 核算基础；其次，要有良好的资源环境实物量核算基础；再次，要有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的估价基础。

目前，我国的GDP 核算基础还比较薄弱，资源环境统计工作还处于探索
研究阶段，国际上对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的估价难以取得可供参考的基础标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的估价是“绿色GDP”核算的最大难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几十年研究，难以取得“绿色GDP”核算从理论到实践的突破，其根本的难点也在于此。

因而，要开展理论意义上的“绿色GDP”核算还不具备基础条件。

目前，世界上也还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统计部门计算与公布“绿色GDP”数据。

浙江虽然是经济强省，但却是地域、资源小省，能源缺乏，土地资源有限，森林资源与环境容纳力也不充裕。

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的有限性，决定我们不能只注重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增长，而不顾资源损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不能通过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掠夺，靠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来获得眼前利益。

为了反映我省经济增长对社会造成的负效应，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本文对浙江人均资源拥有状况、GDP 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代价分析中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减少GDP 增长的代价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浙江人均占有资源现状及特点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资源的对外依赖度较大，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突出，资源瓶颈已成为我省经济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制约因素。

1、浙江人均占有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1.2%，人口占全国的 3.6%，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占有国土面积和耕地面积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分别为29%和34%。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还面临着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趋势。

同时，浙江的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
也仅占全国的 3.5%和 1.2%，人均森林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森林蓄积量为 2.99 公顷/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4%。

人均常年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070立方米，列全国第15 位，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区域性、水质性缺水情况也很严重。

2、浙江非金属矿产较为丰富，但金属矿产资源十分紧缺。

浙江建材、粘土等非金属矿产相对较为丰富，但金属矿产资源严重缺乏。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省铁矿石保有储量仅占全国
0.07%，按保有储量排位，列全国第27 位，人均占有量仅为0.03 吨/人，与全国平均占有45.7 吨/人的水平相比，差距甚大；我省主要有色金属、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矿产资源也十分紧缺。

铜、铅、锌等金属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分别仅占全国的0.05%、
3.03%和
2.16%，人均铜矿产资源保有储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人均铅、锌矿产保有储量也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我省金、银等贵金属矿产资源保有储量分别占全国的0.5%和
2.72%，
人均占有金矿产资源储量不到 5 公斤，是全国人均35公斤的零头。

人均占有银矿产资源储量也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在浙江更加稀有，镍、钴、锡、钨、钼、锑等稀有矿产资源的储量，浙江仅占全国的0.03%－0.22%，人均占有量则更少。

3、浙江能源矿产资源匮乏，一次能源95% 以上靠外省调入。

2002年底，我省煤矿产资源保有储量为0.96 万吨，基础储量为0.51万吨，仅占全国的0.02%，列全国29 位。

1995年至2000 年，我省煤矿产资源保有储量平均每年减少180万吨，而近几年
来，随着能源消费需求的加大，每年煤矿产资源储量减少近700
万吨，是2000 年前平均水平的 4 倍左右。

目前，我省人均煤矿产资源基础储量仅为1吨，而全国平均水平每人已高达259 吨。

二、浙江GDP增长的代价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GDP 年均增长13.1%，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资源和环境等方面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耕地、森林资源减少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省耕地资源减少非常明显。

1979—2003年，全省耕地面积减少726 万亩，相当于2003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30.4%。

近几年耕地面积减少数呈逐年增多趋势，1996—2000 年我省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21.95万亩，2001—2003 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58.45万亩，其中2003 年减少耕地多达62.38万亩。

从耕地减少数的用途来看，2003 年84% 的耕地用于国家基建和乡（镇）村基建用地，农业用地仅占耕地总减少数的16%。

森林面积也在不断减少，据林业部门普查资料，我省森林面积由1995年的639.7万公顷下降到2001 年的554 万公顷，下降了13.4% ，人均森林面积由1995 年的 2.19 亩下降到2001 年的 1.8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水资源总量受天气影响，除个别年份变化较大外，总体上供给相对稳定，但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用水、工业用水、服务业用水、生态用水快速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区域性、水质性缺水情况进一步加剧。

据环保局资料，2003年我省工业用水量达151.32 亿吨，比上年增长11.8%，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36.4%，仅为“十五”计划指标70%的一半。

2、能源消费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电力消费不断上升。

根据我省编制的能源消费平衡表，2002 年我省的能源消费量为6699 万吨标准煤当量，比上年增长9.9% ，每亿美元GDP 的能源消费量为7.11万吨标准煤当量，分别比2000年和1990年下
降0.59 和 5.52 万吨标准煤当量，应该说，我省在控制能源消费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

但与世界水平比较，我省创造GDP 过程
中的能源消费代价还是比较大的。

2000年我省每亿美元GDP 的能源消费量为7.70 万吨标准煤当量，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4.48万吨标准煤当量，高收入国家只有 2.90万吨标准煤当量（见表1）。

表 1 每亿美元GDP 能源消费量比较
注：除浙江省外，其他数据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推算。

我省按美元计算的GDP 是按现行汇率换算的。

从电力消费情况来看，2003 年全省电力消费量增长22%，大大高于GDP 的增长速度。

电力消费供不应求，2003年全年拉限电35.8万条次，损失电量34.1 亿千瓦时。

电力供应已从过去的局部性、阶段性紧张转变为全面性、持续性的紧张。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即电力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由1998 年的0.70提高到2003年的 1.53，说明单位GDP 产出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强，1998 年我省创造亿元GDP 消耗全社会用电量（指
6000 千瓦及以上）1082 万千瓦时，2000 年为1223 万千瓦时，到2003 年已达1312万千瓦时。

与兄弟省市比较，我省每亿元GDP 的全社会用电量分别比山东、上海、江苏高190、119 和104 万千瓦时（见表2），说明我省GDP 创造过程中的电力消耗代价也是比较大的。

3、投资率大大高于国际一般水平，投资效果系数不断下
降。

我省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的高投入带动的。

我省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18.5%，1995 年为38.0%，2000 年为37.5%，2002年为41.8%，2003年高达47.4%，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20%左右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 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率，反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增加的GDP 数量）总体上不断下降。

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我省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0.8635、0.5608、0.7199、0.2697 和0.2955，即每增加 1 亿元GDP 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 1.16 亿元、 1.78亿元、 1.39亿元、 3.71亿元和 3.38亿元。

虽然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化推进，非生产性的城市建设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动态存在一定不可比性，但总体上仍可以反映出我省每创造 1 亿元GDP 所付出的投资代价越来越大。

4、环境污染的代价仍在加重。

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

2003 年，我省的废水排放总量达27.03 亿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10432
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1976 万吨，分别比1990 年
增长84.8%、3.0倍和 1.3 倍，表明我省每生产1亿元GDP需排放28.8 万吨废水，生产 1 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 2.38 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产生0.45 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些指标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

因此，经济高增长产生的环境污染代价不容忽视。

5、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支出不断加大。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
我省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也在加大。

2003 年全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231.68 亿元，比上年增长33.1%，占GDP 的 2.5%。

同时工业领域环境治理运行费用也不
断加大，而这些运行费用并没有直接从GDP 中扣除。

由于还难
以建立资源环境统计与估价制度，更多的资源耗减与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我们目前还无法用价值量核算。

分11 个市情况来看（见表3），各市在创造GDP 过程中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是有区别的。

2003年，单位GDP 耗电量最高的是衢州市，其它从高到低依次是湖州、金华、嘉兴、绍兴、温州、杭州、宁波、丽水、台州和舟山；投资效果系数最低的是衢州市，其它从低到高依次是丽水、湖州、舟山、嘉兴、金华、绍兴、杭州、宁波、台州和温州；耕地面积减少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宁波、金华、嘉兴、绍兴、台州、湖州、温州、丽水、衢州和舟山：废水排放总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温州、绍兴、宁波、嘉兴、衢州、湖州、金华、台州、丽水和舟山；工业废气排放量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宁波、嘉兴、湖州、衢州、金华、绍兴、台州、温州、舟山和丽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宁波、绍兴、衢州、嘉兴、台州、温州、湖州、金华、丽水和舟山；城市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最高的是绍兴，其它依次是杭州、温州、金华、宁波、湖州、嘉兴、丽水、台州、衢州和舟山。

当然，由于各市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基础和
水平等
情况不同，这里有许多不可比因素，但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社会各界形成一个共识：经济的发展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表 3 2003年11市GDP创造过程中资源与环境代价
三、代价分析中反映的问题
我们在创造GDP 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呈不断增
大的趋势。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GDP 创造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在各省市的排位由改革开放前的第12位跃居到第 4 位。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省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在某些方面甚至还
在进一步加剧，使资源损耗和生态环境难以承载。

如电力弹性系数的急剧上升、投资效果系数下降、三废排放量的上升，都说明耗电量大、附加值低的粗放型工业在我省仍很有市场，这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去甚远。

又如耕地的不断减少，这固然与经济的发展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加大有关，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与近几年粗放地建设工业园区、开发区而圈占大片良田有关。

因此，如果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资源消耗强度，我们的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2、外延扩张型的投资高增长，给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从这几年经济发展来看，我省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投资拉动型。

2003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4994 亿元，是1978 年的215 倍，1979－2003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大大高于GDP 的年均增幅。

应该说，大手笔的投入是驱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之源，但投资的快速增长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因为投资的快速增长在带动生产快速增长的同时，必然带来生产资料消费的快速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快速增长。

而与投资密切相关的钢铁、水泥等主要生产资料行业又是高污染行业，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威胁同样不可低估。

3、企业的生产方式、外部化行为和居民的消费方式加剧了环境的压力。

经济发展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表明，造成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但我们现在仍在竞相效仿发达国家走过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有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的许多企业在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观念淡薄。

企业外部化行为明显，认为生产发展是企业的，而造成污染是社会的，在企业管理中还没有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成本核算范围。

同样，健康
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也没有在居民中形成共识，居民生活中的资源浪费行为，生活垃圾没有分类处理甚至乱扔等现象还普遍存在。

当然，要改变这种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难度很大，这涉及到许多制度的形成与规范问题，但现实的资源和环境已不允许我们仍沿用早期发达国家曾走过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4、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导致重建设轻治理现象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政府的管理体制开始发生改革，在近些年也大大加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

但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仍没有将公共管理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能。

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管理社会公共资源的机构不具备足够的制度能力。

如立法不到位，近些年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不少，但从国家公共资源管理实践来看，有关法律规章的立法层次、明确性、可操作性、与其他法津的一致性等有不同程度的欠缺。

二是目标错位，部分地方政府将政府目标代替社会目标，并且存在政府行为短期化趋势，重政绩，重眼前利益。

一些政府部门“经济意识”过强，凡是那些可以收费、发放许可证、分派项目资金的权力，各部门争相“认领”，而那些“含金量”低的、服务性强的社会服务责任则成为部门间互相推诿的对象。

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偏好大动作，喜欢提新口号，新计划，习惯于搞形象工程，而对于长远的、累积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效果则关心不够。

此外，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嫌贫爱富”，甚至为了照顾强势经济集团的利益而不惜压制普通老百姓的正当权益。

四、对策和建议
经济增长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是难免的，但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减少损失、减少代价是我们要努力研究的，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

我省是个资源小省，我们不能像少数发达国家那样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面临资源问题而影响我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制定税收、贴息、补贴等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造。

尽快研究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制定和实施强制性能效标准，建立资源开采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提高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使用价格等。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一方面可以逐步通过制度安排，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

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与居民减少废弃或排放，清洁环境，对各类废弃物分类回收并循环利用，使环境与资源循环利用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2、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公共资源管理制度改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研究更好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主要职责，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促进经济增长工作的过程中也要把重点放在注重规划、注重政策、注重协调、注重环境建设上来。

首先，要将公共管理职能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能，纠正政府职能结构的长期失衡，将社会公共问题，如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等问题的解决当作自己的“主业”。

其次，要突出政府的区域发展规划与协调职能，如加强开发区建设的规划和引导，制定项目引进的产业导向标准，避免盲目引进高能耗高
污染项目，避免开发区建设中的无序竞争造成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再次，确保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推进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在具体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社会组织和市场的作用，提高管理的效率并改革传统政府组织的弊病。

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

3、采取切实措施，加强环境治理力度。

首先是要加强环境立法，通过法律规章形式，强制企业遵守排放标准，不达到国家与省规定标准的，企业不能生产。

引导企业将环境保护成本主动纳入企业生产成本，将排污的外部化行为变为企业内部化行为，将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的行为转化为企业的自发行为，控制企业生产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是要加强环境的监测工作，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要将环境监测工作面由排污重点企业扩大到所有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并且对企业废弃物的排放监测工作由不定期检查转变为不间断监测，彻底改变部分企业在检查时运转治污设备，无人检查时就偷偷排放的不良行为。

环境保护部门还可以考虑向社会聘请部分环境保护监督员，让企业的排污行为接受群众监督，对揭发污染行为实行奖励，在全社会营造全民环境保护意识。

再次是政府主导，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降低治污成本。

可以考虑，利用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建造区域性的大型治污企业，区域范围内企业的污水、废物、废气集中进行处理，以降低治污成本，企业按污水、废物、废气排放量缴纳费用。

浙江省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