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济博物馆讲解词

永济博物馆讲解词
概况介绍：欢迎大家来到永济博物馆。

永济博物馆是于2015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展览以大量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场景向我们展示了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永济这个充满厚重历史文化魅力的古老城市是如何从远古走来，一路艰辛，创造出了伟大的虞舜文化，晋商文化、佛教文化、戏曲文化以及享誉中外的名胜遗迹，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历史，讲述永济古老的历史文明和浪漫的人文情怀。

永济西邻黄河，南依中条山，自古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发源地之一，千百年来，舜耕历山的故事代代相传；秦晋争雄，这里是重要的军事要冲；土地肥沃且享有渔盐之利，成为了当时的经济重镇；地控三省，连接陕晋两地，又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自唐以来，有众多的诗人名篇流传至今，西厢记、鹳雀楼、唐开元大铁牛让人流连忘返，沉醉其中。

今天，在科技文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永济又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舜都蒲坂、大唐蒲州、爱情圣地、旅游名城”已经成为了永济城市的名片。

展厅一蒲坂春秋
总体介绍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展厅“蒲坂春秋”，展厅分为先民足迹、舜帝故里、和智氏封邑三部分内容。

接下来，我们参观的是第一部分内容先民足迹。

永济古称蒲坂，由于西临黄河，古代永济周围蒲苇丛生，因而得名为“蒲”字，《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舜至中国践天子位。

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今天的永济。

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都证明了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一个由舜帝及其部族领导建立的国家，巍然屹立在我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上，这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文明记忆，因此，这里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

在考古学上，一般将距今二、三百万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以打制石器出现为标志
的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

目前，在永济境内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幅图版——尧王台遗址。

尧王台遗址位于永济市城西街道办事处东西姚温一带。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农民做农活掘土，意外的发现了一些动物的化石，其中有扁角鹿、师氏剑齿象、东方剑齿象等动物化石。

1974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考察，进一步发现有古人类用火熟食的灰坑、灰层，打击石片、石球等。

专家推测，这里在（地质年代中更新世早期）五、六十万年前就是一处有山有水,气候环境温和，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理想之地。

1981年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派专家前来考察，在山脚断层处又新发现了石英石、沉积岩、石核等文化遗存34处,总面积为1500亩。

这一遗址的不断发掘，对研究永济区域古代猿人生活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展柜中您看到的这些动物化石和石器工具距今已有80万年的历史。

这些场景为我们生动的再现了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面貌，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远古时期山西南部温暖湿润、水域丰美的生活环境。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的主要工具是以打击的石制品为主。

根据石器的形制和用途，可以把石器分为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三大类。

砍砸器一般形体较大、分量较重，根据刃部和器形，可以分为单面砍砸器、双面砍砸器和盘状砍砸器等。

砍砸器通常只在刃部打制加工，其他部位则保持着石块原来的形态。

这种用小石片加工制成的工具叫刮削器，根据其刃部形状可以分为直刃、双刃、圆头刮削器等。

这类型的工具主要用于加工木器、骨器和解割动物。

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工具类型。

您看到的这种顶部有一个尖刃的工具是尖状器，尖状器是由加工两侧修整而成，主要用于起土挖掘。

尖状器器形大小差别很大，用途也各不相同。

这种尖状器在山西、陕
西、河南的一些遗址中也有发现。

旧石器时代，还有一种特殊的石器工具，就是石球，它通常是人们狩猎时使用的工具。

大的石球可以用来直接投击猎物，中小型石球可以做成“飞石索”，飞石索是可以在开阔地段用于投击野兽的较进步的狩猎工具。

石球的使用对于人类狩猎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原先只用棍棒追逐猎物的方法，使猎人们不必与猎物接近，远距离即可捕获奔跑的动物，大大增加了食物和衣物来源。

大约距今1万年前后，磨制石器开始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工具。

经过长期的生产经验积累，人类学会了制作陶器，建造房屋，并在此时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出现，人类开始了氏族公社生活阶段。

目前，永济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存30多处。

不仅拥有厚重的中原古文化遗存，区域文化也更是自成特色。

在永济境内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石庄遗址文化特色鲜明、地层堆积丰富，在这里我们通过复原场景为大家展示上千年前永济先民的生活场景。

石庄遗址位于永济市蒲州镇石庄村。

1973年至1983年，北京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所和中国科学院先后三次对石庄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有大量石器和陶器。

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永济的先民们就聚居在这里，他们曾经在这里磨制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石器工具。

这组展柜展示的是新石器出土陶器。

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石器工具的制作由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转变，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产生，陶器在这时也应运而生。

从这些陶器中我们可以看到，永济当地出土的陶器大多是泥质红陶，经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形较为古朴，器表没有花纹装饰。

另外还有诸如陶锉、石刀、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较之前我们看到的石器工具而言，制作更加精细实用，反映出当时山西南部地区的农耕文明的面貌。

尖底瓶尖底瓶是新石器时代一种常见的汲水器，汲水时将尖底瓶置于水中，因瓶
腹是空的，重心在瓶的中上部，瓶就倒置于水中，注满水后，重心移到瓶的中下部，瓶口就朝上直立起来。

尖底瓶器形及打水过程看似简单，但却反映了古代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力学原理的认识和利用。

舜帝故里关于尧舜禹的传说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传说中舜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首领，是上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

相传舜从小受父亲瞽叟、后母和后母所生之弟象的迫害，屡经磨难，仍能以善相对，孝敬父母，爱护兄弟，辛勤耕稼于历山，渔猎于雷泽，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

因此受到四方百姓赞扬。

当时部落联盟领袖尧年事已高，众人一致推举舜。

于是，尧分别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舜即位，开创了中国后世历史上为人称颂的上古盛世。

现在您看到“舜耕历山”的复原场景是根据《史记•五帝本纪》中制作，
在《尚书》、《史记》中都有关于尧、舜、禹的记载，那么，这些传说中的人物是否真的存在呢？人们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那么这句话是从何而来的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山西襄汾陶寺地区惊人的发现了距今4500年前的一个遗址群，这个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史记》中所记载的尧都平阳的所在地，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祭祀、手工业作坊、大型的观象台遗址以及金字塔式的墓葬群等文化遗迹，有力的证明了四千五百年前山西南部已经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而永济地区出土的器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同陶寺遗址出土的器物在文化内涵和器型方面十分相近，这更加证实了永济是虞舜部族生息繁衍的证据。

（因无文物资料，无法结合文物编写讲解词。

）
智氏封邑前面为大家讲述的是关于史前时期永济的人文历史和文化遗迹，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步入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智氏封邑”。

春秋末年，晋国
为了发展本国国力，任用了一批异性公族，这些人在壮大晋国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实力，逐步形成了以韩、赵、魏、范氏、智氏、中行氏为主的六卿专政的局面，本展厅中所提到的智氏就是晋国的六卿之一智氏家族。

智氏是春秋时期晋国受封立氏最晚的卿大夫家族之一，早在春秋中期就受封立氏，并且在第一代宗子受封之时就初现繁荣，继而由大夫跻身于卿族的行列，在此后几十年各家族争斗中，智氏几度沉浮，直到智氏的第七代宗子智伯瑶时，智氏成为晋国实力最强的卿族，并且大有代晋而取之的势头。

但是，后来由于智伯瑶的个人原因，使得智氏原本就存在的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最终形成韩赵魏三家联合共同打击智氏，走向衰亡的历史。

从智氏立氏到灭亡，大约经历了150年，智氏与其他众多的卿大夫家族一样，经历了自己的辉煌与繁荣，也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

永济古称“解梁”，春秋时属晋国，战国又成为魏国之地，图中大家看到的就是“解梁古城”，它位于永济市开张镇古城村，正是当年智氏鼎盛时期所建造的城池。

（可以介绍在此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战役）
在这幅图版中向我们展示了永济在战国时期作为魏国都城的面貌。

我们在前面就提到了，智氏经过七代世祖励精图治，势力空前强大，力压韩、赵、魏三卿，独霸于晋国。

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中，智襄子率领韩氏、魏氏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赵襄子派谋臣张孟谈出使韩、魏，张孟谈以“唇亡齿寒”之理说服韩、魏倒戈，三家联手击败智氏。

智氏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蒲坂之地也归于魏国所有。

从这幅战国时期魏国地图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晋国与魏国版图的一些情况，向我们还原那个时代的一段真实历史面貌。

另外，在图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国时期魏国在永济所铸造的货币：蒲坂半釿布和蒲坂一釿布。

公元前六世纪后期，“贝币”已完全不
能适应市场交换的需要，“布币”随之产生。

它是由古代一种铲形工具演变而来。

在西周的原始布币上，依然保留着铲的使用特征。

钱币学上称为“銎”。

釿布，是战国时期铸币。

它是从空首步演化而来，因其钱文多铸有货币单位“釿”字而得名。

此种货币产生于战国早期，主要流通于魏国地区。

基本形制为首部平实、平肩(或圆肩)、圆裆、方足。

钱币上铸有地名和錢文，一般分二釿、一釿和半釿三种类型。

“蒲坂半釿布”是战国时期魏国在蒲阪铸造的货币。

“釿”是其货币单位。

历史上的永济地理位置非常独特，从史前的五帝传说到春秋时期历时100多年辉煌繁荣的智氏卿大夫家族以及到三家分晋后的魏国都城所在，永济一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展柜中我们所看到的这组青铜器，出土于赵杏战国墓，赵杏是永济北城区的一个村庄，根据地层学、碳十四等考古技术确定这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墓葬，这个墓葬在历史上多次被盗。

展柜中向我们展示了墓葬中所保留的一些遗物，(关于墓葬信息缺失，需要考古发掘报告等相关信息)，您看，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器，这些器物分别为食器、酒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玉器和杂器等，陪葬物品丰富，种类齐全，可以想象墓主人身份地位应该属于战国时期的贵族阶层。

（可选出几件重点文物进行介绍）
接下来我们再走入另外一处遗址——西阳朝遗址，它是在虞乡镇西阳朝村西发现的，这是一处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遗迹，同样在这座墓葬中我们发现了数量不少的青铜器、玉器、错金银器、兵器等精美随葬用具。

大量的青铜器从永济这个地方出土，默默地向世人诉说着在两千多年前的这片黄土地上，先祖们是如何从远古洪荒走向春秋战国，用他们独特的语言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晋人在满足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他们已经在政治秩序、礼乐制度、文化艺术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追求。

鼎本是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的普通炊具，相当于现代的锅，用于煮盛肉食。

但是到了商代，对神的崇拜达到极点，凡是大事，都要卜问和祭祀，而祭祀所用的盛牲之器，就被赋予神圣的意义，成为贵族用来“别上下，名贵贱”的礼器，作为权利和等级的标志。

兵器中国古代冷兵器的发展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在中国古代，兵器不但是为了抵御外敌保护自己，同时更是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见兵器在古代国家中的显赫地位。

兵器的先进程度，往往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强盛与否，存亡与否。

战国时期，兵器有进攻的长武器戈、矛、戟，短距离近身的钺、剑、刀、镞，远程的弓、努等，还有防御的盔、甲。

甗是古代蒸食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盛行于夏商至汉代，造型分上下两部分。

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

编钟属于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

这是出土于？墓葬的？枚甬钟，形制、纹饰相同，分大小两套，每套？枚。

大者最高？、铣间？厘米，小者最高？、铣间？厘米。

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木锤或木棒敲打演奏。

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

《礼记》中有“长者奉匜，少者奉盘”的记载，
青铜匜、盘匜、盘是中国古代的盥洗器。

古时凡遇祭祀或宴饮，都要先行沃盥之礼，要由专人负责奉匜奉盘。

古人的盥洗比起现在来要繁缛得多，不仅祭祀或宴请等大事时，要行沃盥之礼，一般接待宾客也行沃盥之礼。

家中接待宾客要由父亲执匜注水，其子在旁奉盘接水。

客人洗完了手，主人还要双手递上一条擦手巾，这样的待客举止才是符合尚礼的，别人看了才不会讲闲话。

其实，奉沃盥，在古代也并不完全限于祭祀、宴请之时，就是在平日，对长者，包括父母、师长等也是如此。

作为一种礼节，已成习
惯，也就很平常了。

这组展柜中的文物属于车马器。

车马器是古代车辆及驾车的马上使用的各种器件。

有的具有实质功能,有的则是装饰品。

主要器类有使用于车轮部分的枒饰、毂饰；使用于车轴部分的軎、辖、轴饰；置于辂上的轨饰、钒饰、踵饰；衡上的衡饰、较、轭、.銮；舆上的轸饰、锜饰、较饰；伞盖末端的盖弓帽；镰、衔、钉齿器、节约等系马、御马器，以及诸如当卢、马冠、马笼嘴中轴、泡、镞形饰等置于马首的装饰品。

先秦车马器的材质很多,目前发现的主要有木、铜、骨、角、蚌质几种，战国时还出现了很多铁质的车马器。

不过，先秦时期发现的车马器主要还是以铜质为主。

这些看来零碎的小铜器虽然不像铜礼器具有绝对崇高的地位，但是，在一辆马车上使用不同的铜车马器，不仅使车子显得华美，更能表现出车主人不同的社会地位。

这件像钩子一样的文物叫带钩。

带钩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流行于战国、秦、汉。

是古代束系人们腰间革带的连接物。

带钩除了主要具有束腰“皮带扣”的作用外，还用来佩刀、剑、镜或其他装饰品。

带钩的材质，大多以青铜为主，也有金、玉、铁等质料。

人们使用带钩，不仅为日常所需要，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尤其王公贵族、社会名流所用带钩甚为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

在中国，爱玉之风流行已久，用玉范围十分广泛。

就玉的种类而言，可以分为佩玉、礼玉、葬玉、弄玉等几类。

现在您看到的是一件战国玉璧。

玉壁，是指肉径大于中间的扁圆形环状玉器。

有人认为玉壁是由研磨谷物的石环状石器演变而来，也有人认为玉壁可能源于原形石斧等原始工具。

《周礼》记载，苍壁以礼天，据推测壁的造型来自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概念，用以象征太阳和天宇。

实际上玉壁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壁可以作为权利等级的标志，既可以佩带，也可以随葬，同时又是社会交往中的馈赠品，信物，也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战国时期的玉组佩，沿袭了商周以来玉器作品多以神兽动物为主的造型和图纹，龙形玉佩极其丰富。

但战国玉龙的造型，大大地突破了前期的规范，创造出了一种新颖、独特、精神饱满的时代风格。

众多出土资料显示，春秋战国时期的玉龙，龙首较商周明显变小，龙角也变成了近似耳朵的模样，有些龙纹在脑后还拖出了一种勾状长角，这种长脚为后世的龙角打下了基础。

眼睛多呈圆形或椭圆形，不见了商周的“臣”字目。

嘴部长而上卷。

龙的躯体大多呈“S”形，再延长一个弯，上面琢有精致细腻的谷纹、云纹等，卷曲相连，不留余地。

虽然纹饰十分繁缛，但却是井然有序，密而不乱。

器物本身处理光洁干净，极少见到因技术和工具不力而残留的制作痕迹。

这完全是由于铁工具的使用。

展厅二古渡风云
总体介绍秦朝“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永济一带属河东郡管辖。

后因秦始皇东巡至此，见长坂而更名“蒲坂”。

蒲坂地处华北、西北、中原三大地域连接处的山西省西南端，是晋、秦、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作为关中的侧门，位居潼关背后，被人称为“河东、河北陆道进入关中之第一锁钥”。

自古以来，兵家视此为夺取河东、河中的咽喉要塞，而在民间这里则是往来交通和商贸出入的必经之路。

第一单元兵家重地
木罂渡军秦亡以后，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为争夺政权展开激烈角逐，史称“楚汉战争”。

汉王二年（前205年）5月，汉王东征受挫，魏王豹关闭黄河东岸渡口，拥兵蒲坂，宣布归附楚王。

由于蒲坂地区战略地位突出，从魏国西进可以威胁关中，南下可以截断汉军粮道，与楚军形成对汉军的夹击之势。

刘邦得知魏王反，派人说服不成，以韩信为左丞相率兵征讨。

韩信在临晋关（黄河渡口）摆出欲渡黄河强攻蒲坂之势，却命士兵用木罂扎成筏子。

罂是指小口大肚子的瓶子。

把几十只口小肚大的瓶子封住口，排成长方形，口朝下，底朝上，用绳子绑在一起，再用
木头夹住，叫作‘木罂’。

韩信大军自夏阳偷渡黄河，奇袭河东重镇安邑（今夏县西北），一举收服魏王豹，随后更平定了河东52县，在黄河以东置河东郡。

韩信“木罂渡军”，消除了魏对关中和黄河以南地区的威胁，取得了汉军开辟北方战场的第一个胜利，对减轻刘邦主力在中原战场作战的压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著名战例。

两汉魏晋时期，河东地区成为诸多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

十六国时期，烽烟再起，永济地区先后属前赵、后赵、前秦、西燕、后秦，由于重要的战略、经济价值，北魏时蒲坂始为河东郡治。

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而后又有北齐、北周争雄，河东地区再次成为连年兵乱之地，蒲坂首当其冲，在混战中几度易手，饱受战争纷扰。

现在您看到的是这一时期主要战役的示意图。

这里展示的是一组汉代铜镜。

铜镜一般是由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

在春秋战国至秦一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西汉末期铜镜就慢慢的走向民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

汉酱黄釉筒腹弦纹三兽足屋顶形陶仓汉武帝和东汉明帝曾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整治兴建的水利工程,农具、牛耕技术不断发展，使农业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陶仓用来储藏粮食，墓中所见多是缩小的模型，用以陪葬。

汉青铜弦纹双环耳圜底侈口鍪móu：鍪是战国时期秦人使用的一种饮食器，一直沿用至西汉。

第二单元大唐中都
从汉至隋以来，河东地区或是处于烟火战乱的核心，或是被委以重臣大将驻守。

隋文帝、隋炀帝都曾委派宗亲李渊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

隋末政局动荡，李渊在太原起兵，由蒲坂入关中，短短120天内，李渊便占领了关中，攻下了长安。

在大唐王朝290年
的历史中，河东道是大唐帝国的兵员、物资基地，蒲坂更被视为军事要镇。

唐初，蒲坂为河东道蒲州治所，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蒲州与陕州、郑州、汴州、绛州、怀州同为“六雄”。

开元八年，改称“河中府”，升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齐名。

唐代蒲州地位唐代，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节度使掌握边镇武力，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

天宝十四年，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叛乱，揭开了地方割据势力长期与唐中央政府争夺统治权的序幕。

大将郭子仪十分重视河东地区，他认为：“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永济作为黄河古渡交通要塞，更是铭记在这段历史之中。

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博58 号（河东道部分）敦煌文书中涉及河东道的约有18片残存文书。

这件58号残卷属于晚唐时期抄录，其中记录了当时河东道贡品的信息，其中涉及药品20余种，纺织品8种、食品13种、生活用品10种以及大量矿冶产品。

充分反映了河东地区繁荣的社会经济状况。

从“舜都蒲坂”到唐代中都，蒲州城似乎一直都处在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是十分显赫。

纵观历史，蒲州城命中注定与两个因素有关：黄河，战乱。

倘没有黄河的迂回与阻挡，便也没有通过黄河的锁钥之说。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权力角逐的必经之地，一次又一次经受战祸锤炼。

蒲津渡河东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濒临黄河的古蒲州城，更以“控据山河，山川要会”而著称，唐代蒲州与陕、郑、汴、怀、魏统称为六大雄城。

险要的地理位置使蒲津渡在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

蒲津渡位于永济市西13公里，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

有关蒲津的记载最早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