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认知心理学的视角

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认知心理学的视角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雁飞摘要：国际关系中的公共品提供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鉴于以往的相关研究更多地从理性选择、博弈论、交易成本、霸权等角度加以分析，本文提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国际公共品的提供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进行了简单的验证。

关键词：国际关系公共品认知心理学
一、问题的提出：
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公共品供给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也许仅次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不论是国际共同安全，还是国际环境的治理，亦或是国际货币的提供，以及国际司法的供给与消费，无不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密切相关。

关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有不少，但是大多借用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或称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思路，从其他的角度来探讨的很少，比如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的就很少。

而国关借鉴心理学进行分析的主要是用它来探讨联盟，外交等领域的心理学现象，用来分析公共品的很少。

其实，像货币合作，环境政治等很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看成国际公共品提供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如下问题：认知因素如何影响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二、相关文献综述
相关的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有关公共品研究的综述，二是关于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的成果综述，三是国际关系中的公共品研究综述。

1. 在公共品研究方面，大体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公共品困境的类型、原因、新结论及解决方式1。

按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公共品困境的类型大抵可以分为：按人数多少来分，可以分为两人公共品困境（二人对称的和二人不对称的困境）和多于两人的N人公共品困境（N 人对称的困境和N人不对称的困境）。

按博弈种类来分，大抵可以分为N人囚徒博弈，N人胆小鬼博弈，N人信心博弈。

按照成本收益函数来分，大抵可以分为：“递减生产函数的公共品困境，递增生产函数的公共品困境，线性生产函数的公共品困境和台阶形的分段函数性质的公共品困境。

”
影响公共品困境中合作最重要的一些原因包括：群体规模大小（规模大的话，背叛的风险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上升，监督和制裁更难）；沟通有效程度；奖惩制度有效性；行动策略（如二人囚徒博弈中的一报还一报策略，多人囚徒博弈中的一报还一报策略）等。

其他的还包括群体间的冲突和竞争；信任与社会的赞许；知觉到的公平；社会价值导向等。

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更新了以前的观念，比如对社会赞许的研究表明：“与人们直觉不同的是，在公共品困境中，看重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直接相关的货币效用往往会导致博弈者背叛，
1已有的部分相关成果可见：李郁芳、孙海婧：《代际公平与代际公共品的提供》，《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庞娟：《地方公共品供给理论研究进展及启示》，《广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10期；周业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孙鳌，陈雪梅：《公共品困境：类型、因素及对策》，《江淮论坛》，2009年第4期；郑凤田，江金启：《公共品社会动员机制——关于慈善捐赠的一个理论综述》，《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李宝民，杨丹丹：《公共品自愿捐献行为分析》，《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第9期；周卫辉：《关于公共品的文献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06年第6期；李丽：《国际合作、外部性与全球公共品融资》，《经济问题》，2009年第1期；李汉文，黄静：《论公共品的生产》，《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4期；潘曦，罗刚平：《区域公共品供给失效的外部性研究及对策》，《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刘文忻、龚欣、张元鹏：《社会偏好的异质性、个人理性与合作捐献行为——基于公共品自愿供给捐献机制的实验研究》，《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闻媛：《我国公共品的公共生产与私人生产》，《学术界》，2009年第6期；刘源：《西方学界关于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的文献述评》，《地方财政研究》，2008年第9期；樊丽明，石绍宾：《中国公共品自愿供给实证分析——以中国福利彩票筹资为例》，《当代财经》，2003年第10期；李郁芳，孙海婧：《转型发展时期代际公共品的供给困局及其破解》，《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等
而看重利他主义，服从行为准则和良知等产生的效用往往导致博弈者合作。

重要的是，离开了社会的赞许，利他主义、服从行为准则和良知等产生的效用就会大大地打折扣”。

再比如对自愿供给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指出：：“对于本实验中显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给现象，互惠理论可以部分地提供解释……按照新古典理论的分析，在一个典型的公共品环境中（假定全部个体的占优策略都是免费乘车），公共品资源供给会严重不足，进而必须寻求其他供给方式。

而根据本文和相关实验的结论可知，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即使个体占优策略是免费搭车，公共品自愿供给依然会显著存在。

”2
已有的关于应对公共品困境的对策研究大抵可分为两种：结构性解：比如增进合作的收益，若合作的收益比背叛的收益更大，则更有利于放弃背叛采取合作；激励性解：不改变合作的收益的前提下，增进博弈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同时在促使博弈者更多地考虑远期后果。

（经常性的制度化沟通，更长的时间维度使得合作的可能性增强，双方考虑更为长远）2．关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国关研究，已有的解释路径，就我目前所看到的，总结起来，大抵有三种：第一种是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解释路径。

代表性的著作，比如苏长和的《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 一种制度的分析》一书涉及到这全球性公共品的问题，就主要是按照这个路径来分析的。

当然，他的分析也相对简略。

3第二种是交易成本的解释路径。

比如说田野的《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 一种交易成本的分析》，则是借用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来剖析国际制度（国际制度也可以算是国际公共品中的一种）生成的原因4。

第三种是将霸权和国际公共品的提供联系起来的研究，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霸权稳定论，其中的论点之一就是：许多国家之所以接受霸权国的领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霸权国提供了某些公共品。

5
3．在将国际关系研究和心理学结合起来的著作中，大多数讨论的都是与安全问题有关，讨比如说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等，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认知方面的分析的很少。

恰如本杰明·科恩所言，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比如卡赞斯坦）“加入了一项信誓旦旦的运动，一方面促进观念性因素的研究，同时也挑战国际关系理论中传统新功利主义的严格的理性主义。

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有限，认知分析这一见识并没有多少东西显著地促进了美国学派的
2周业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3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 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这类的讨论极多，其他的最有名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詹姆斯·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88), pp. 379-396.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4,；Robert Axelrod, Robert O.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World Politics, V ol. 38, No. 1 (Oct., 1985), p226-254；Arthur A. 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 299-324；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42, No. 3 (Summer, 1988), p 485-507；R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 ol. 85, No. 4 (Dec., 1991), pp. 1303-1320；Robert O. 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325-355；Oran R. Young “Regime Dynamic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36, No. 2,
p277-297等。

4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 一种交易成本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参见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六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132-157.
发展。

”6“正如卡赞斯坦与他的朋友基欧汉、克拉斯纳在庆祝《国际组织》创刊50周年专刊的前言中所讲：‘在国际安全领域，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探讨，要比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更为融合’……..原因并不难发现。

观念性因素在科学模型中位置尴尬。

就像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时经济学家退却一样，这一领域的美国专家本能地抵抗一种有违方法论标准的理论方法。

正式的分析如何才能说明人类大脑中内在的不确定？既有的经验方法如何才能应付像社会化和社会因素这样含糊不清的概念…….我们从最近由弗里登和马丁以及莱克完成的这两份调查中就能略知一二。

引人注目的是，两份报告都没有提及认知分析层次。

同时，两份报告都显示趋近经济学的好处，并且都用新功利理性主义的术语严格界定国际政治经济学。

”7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奥德尔对美国政府在二战后的货币政策的认知角度的分析，朱迪斯·戈尔茨坦对美国贸易制度的认知角度的分析，凯瑟琳·麦克纳马拉（Kathleen Mcnamara）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过程中观念的驱动作用的研究，Jeffrey Chwieroth从认知的角度对上个世纪末新兴市场金融自由化的研究，Barking和Seabrooke对国际货币金融权力的来源的社会认知角度的研究，以及从国家身份的视角来分析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8。

本文认为上述研究中：一是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有些心理学的视角没有涉及：如道德推脱，控制幻觉，归因偏差等对公共品提供和消费的影响没有考虑；二是即使新近被提到的认知心理学方面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也多是泛泛而谈，较少实证研究的支撑和检验。

比如对于道德推脱的影响（道德推脱大抵有几种机制：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责备归因等）对国际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影响，就很少谈及，至于进行较为严格的假说验证的就更少了。

本文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国际公共品的提供提出较为系统的假说，建立起心理动机与公共品提供之间的系统性理论关联，并利用相应的国际公共品案例进行检验，比如利用国际环境问题，国际货币合作问题，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国际维和问题，国际联合反腐败问题等对以上假说予以检验。

在本文的开始部分，作者给出了本文所依赖的假定和相关的理论，然后提出自己的假设，最后运用经验性的案例予以说明和检验。

假设的第一部分讨论了沉没成本、声誉成本、移情性相互依赖、历史认知差异程度、对公正的知觉程度、控制幻觉与国际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关系。

假设的第二部分引入两个概念：（国际公共品的）工具性供给和认同性供给。

前者更强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利益因素和工具理性，后者更强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认知因素和价值理性，并结合归因理论中的情境性归因和倾向性归因，做出了一系列假设。

四：理论背景：
（一）社会归因理论：
“行为者做出判断的方式与这种对于活动起因的归属密切相关。

”海德（Heider）在他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分析了归因的现象。

“归因，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判断过程，它指的是根据所获取的各种信息对他人的外在行为表现进行分析，从而推论其原因的过程。

换言之，归因就是对自己或他人的外在行为表现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和推论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外在行为表现意指通过感官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行为表现，包括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活动及其存
6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141 7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145 8John S. Odell：“The U.S. and the Emergence of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An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33, No. 1 (Winter, 1979), p57-81；Judith Goldstein：“ideas,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42, No. 1, (Winter, 1988), p179-217；Jeffrey Chwieroth：“Neoliberal Economists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61, No. 2 (Spring, 2007), p443-463；Jeffrey M. Chwieroth：“Testing and Measuring the Role of Ideas: The Case of Neoliberal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 ol. 51, No. 1 (Mar., 2007), p5-30；Jonathan Kirshner：“Money Is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 ol. 10, No. 4, Tenth Anniversary Issue (Nov., 2003), p645-660
在状态。

”9
（二）基本归因错误：
（1）情境性归因：举例子，两个人约会，约定时间过了半个多小时，对方还没来，情境性归因的解释是“我敢肯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真的很重要的事情，这使得他不能准时来这儿。

”（2）倾向性归因：在对方没来时，倾向性归因的解释是：“这个笨蛋，他就不能多上心一些吗？”“基本归因错误描绘人们在考察某些行为或后果的原因时高估倾向性因素（谴责或赞誉人）、低估情境性因素（谴责或赞誉环境）的双重倾向。

”10
（三）自利性偏差：
“自利性偏差引导人们将他们的成功归结于自己，否认或者推脱自己失误的责任。

在很多情境中，人们倾向于对成功做倾向性归因，对失败作情境性归因：‘我之所以获奖是因为我的能力’，‘我败下阵来是因为有人做了手脚。

’”“当自己属于群体的一员时，人们也容易出现自利性偏差：他们很容易将群体的成功归因于自己，将失败归因于其他群体成员。

但是友谊会限制这一效应。

”11
（四）罗森塔尔的期望效应:
“期望效应的意思是，如果我们预期某一事物将以某种方式发生，我们的期望就会倾向于让它变为现实。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别人怎样对你，最终别人就会怎样对你；甚至你想别人会怎么发展，最终他真的就发生这样的变化 (12)
细内容参见关于“聪明的汉斯”的研究，以及罗森塔尔的实验对于“皮格马利翁效应”的证实。

（五）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
“当你的行为和你的态度发生矛盾时，你的态度将有所改变以与行为保持一致。

例如，如果因实验要求而强迫一个人发表讲话并支持一种与他原来的观点相悖的意见，那么他的真实态度也将渐渐转向他在讲话中所支持的观点。

”“认知一词指的是一种心理过程，如思想、观念、知识单元、态度或信念等，失调的意思就是不协调”。

费斯廷格认为：“当你同时经历两种或多种彼此间不协调的心理过程时，这便是认知失调。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它将导致不同程度的不适感和紧张感，其程度取决于该认知失调对你的重要程度。

进而，这种不适应感会促使你做出某种改变以使它减弱。

既然你不能改变你的行为（你已经这么做了，或是因为环境的压力太大），你只得改变你的态度。

”13详细内容参见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实验。

（六）沉没成本：
“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淀成本。

”“沉没成本是一种历史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不会影响当前行为或未来决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投资决策时应排除沉没成本的干扰。

”在做决策时候受到这样一种知觉影响的更多是种非理性的选择。

（七）控制幻觉：
“控制幻觉是指在完全不可控或部分不可控的情境下，个体由于不合理地高估自己对环境或事件结果的控制力而产生的一种判断偏差。

控制幻觉普遍存在于博彩游戏、医疗保健、心理
9黄希庭，郑涌：《心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44。

在此引用黄希庭的书主要是因为这本书对于我所引用的概念讲得最为简明精炼和深入浅出。

其他相关的书籍很多，可以参见金盛华主编：《社会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也可以参见其它相关书籍。

10黄希庭，郑涌：《心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47
11黄希庭，郑涌：《心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48-249
12黄希庭，郑涌：《心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97
13黄希庭，郑涌：《心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02-303
健康、投资决策等实践领域。

”14
（八）道德推脱战略：
“道德推脱战略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低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

”“道德自我调节功能可以通过八个相互关联的推脱机制失效，这八个推脱机制分别是：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非人性化、责备归因。

”15
五：主要假设
（一）沉没成本、声誉成本、移情性相互依赖、历史认知差异程度、对公正的知觉程度、控制幻觉与国际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关系。

假设1-1：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国际公共品供给者的沉没成本越高，其继续维持对该公共品的供给的动机就越强。

假设1-2：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国际公共品的参与者所面临的声誉成本越高，则其破坏公共品供给的可能性越低。

假设1-3：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

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参与成员之间的移情性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则公共品供给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1-4：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国际公共品建设的参与者之间对历史的认知差异越大，则公共品供给成功的可能性越低。

假设1-5：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公共品供给的参与成员的不公正感越强烈，则公共品的供给和维持的可能性越低。

假设1-6: 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公共品供给的参与者的控制幻觉程度越高，则公共品供给和维持的可能性越低。

（二）情境性归因、倾向性归因、工具性供给和认同性供给之间的关系。

假设2-1：在国际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参与者将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外在属性（情境性归因），则可能产生公共品的工具性供给。

假设2-2 ：在国际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参与者将不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内在属性（倾向性归因），则可能产生公共品的工具性供给。

假设2-3：在国际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参与者将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内在属性（倾向性归因），则可能产生公共品的认同性供给。

假设2-4：在国际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参与者将不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外在情景（情境性归因），则可能产生公共品的认同性供给。

假设2-5:相对于国际公共品的认同性供给来说，工具性供给中，参与成员更有可能采取道德推脱战略。

假设2-6：相对于国际公共品的认同性供给来说，工具性供给中，参与成员更有可能使用双重标准。

六：经验性说明和检验：
案例一：（社会领域）国际环境公共品的供给。

16
14陈雪玲，徐富明，刘腾飞，蒋多，张军伟：《控制幻觉的研究方法、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5期
15杨继平，王兴超，高玲：《道德推脱的概念、测量及相关变量》，《心理科学进展》，2010,第4期, 671–678 16这类的著作很多，较有代表性的参见：张海滨：《国外环境与安全问题研究述评》，《欧洲》，1997年第3期；张海滨：《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国际气候合作的若干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卢晓辉：《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模式研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后续谈判的发展为例》，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张海滨：《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述评》，《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9年第3期；张海滨：《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挑战与机遇》，《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11期；张海滨：《应对气候变化:中日合作与中美合作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等
检验1-1：对于碳排放量的年排放量和历史累计排放量的历史认知差异，对国际环境公共品的形成造成了阻力。

检验1-2：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认同，目前的国际环境合作还停留在工具性层面，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在面对对方群体的时候更倾向于采取道德推脱战略。

检验1-3：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公正的知觉，对于国际环境公共品的供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力。

案例二：（安全领域）核不扩散机制17
检验2-1：因为朝鲜和日本所拥有的声誉资本不同，相应而言，朝鲜破坏核不扩散机制所面临的声誉成本小于日本，所以朝鲜破坏核不扩散的动机要强得多。

检验2-2：对于美国而言，核不扩散机制更多是工具性的，所以面对伊朗、朝鲜、印度、以色列违反核不扩散机制，美国采取了双重标准。

检验2-3：朝鲜政权的控制幻觉程度较高，是导致其破坏核不扩散机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案例三（经济领域）欧洲货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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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3-1：二战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对历史的认知差异缩小，成为其采取共同货币的重要原因之一。

检验3-2：二战后欧共体成员国，尤其是法德之间的移情性相互依赖程度不断上升，成为欧元诞生的重要条件。

检验3-3：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之前花费很多精力和财力在合作上，沉没成本很高，是其货币得以实现合作的重要条件。

结语
本文仅仅提到国际公共品供给的认知层面，绝不意味着作者本人认为认知因素在所有因素中最重要，更不是表明只有认知因素在起作用。

实际上，作者也承认利益博弈、交易成本等因素的重要作用。

鉴于本文仅仅想建立一个国际公共品提供的认知角度的分析框架，所以对其他角度的分析没怎么涉及。

本文的假设设计和个案说明的部分，选取的三个领域分别是安全公共品、经济公共品和社会/环境公共品，分析三种公共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

限于时间和篇幅，此处的案例检验非常简略，而在时间和篇幅充裕的条件下，每个案例实际上可以检验的假设有很多。

在今后写作过程中，假设的验证和修改过程——即前文中的经验性检验和说明的部分是要予以充实和修整的重点，比如会在案例三中重点涉及亚洲货币合作的认知分析，而且每一个案例都会予以极大地充实。

还有可能再增加几个方面的案例。

同时，本文的假设并非已经确定是一成不变的，在实际做假设的验证过程中，会根据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来调整相应的假设，甚至抛弃个别完全被证伪了的假设。

17关于核不扩散机制的论述，可以参见：刘宏松：《试析核不扩散机制的长久维持》，《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刘宏松：《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局限与困境:非正式国际机制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6期；刘宏松：《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9月。

18关于货币合作研究的著作也很多，本文的案例检验部分暂时只是探讨欧元形成过程中的认知因素。

不过目前国内的讨论的最热的是亚洲货币合作，如果讨论欧洲货币合作，也多是从其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启示的角度来写的。

可以参见马荣华：《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几个问题——基于欧洲货币合作经验上的思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李丹：《欧洲货币合作的经验及对东亚的启示》，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与中国的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李晓，丁一兵：《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相关研究：学术综述》，《当代亚太》，2004年第3期；黄梅波：《最优货币区理论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分析》，《世界经济》，2001第10期；李晓;、李俊久、丁一兵：《论人民币的亚洲化》，《世界经济》，2004第2期；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李晓、丁一兵：《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必要性、可行性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姜波克、罗得志：《最优货币区理论综述兼述欧元、亚元问题》，《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