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回落通胀升收租减税再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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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回落通胀升收租减税再分利
――2008年第1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天则所•中评网张曙光张弛
内容提要: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0.6%,CPI上涨8%,与人们的预期基本相符。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时期,而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滑落;行政控制已经失效,扭曲相对价格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因此,一方面加快调整,不对称加息、加快汇率升值、增加转移支付和减税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推进改革,在国际上,提高中国参与市场定价的话语权,在国内,通过先收租,后分利,收租和减税并行,进一步打破国有垄断,校正市场扭曲,规范市场秩序。
一、总量态势
1.经济增长明显回落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4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20亿元,增长2.8%,回落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30778亿元,增长11.5%,回落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25993亿元,增长10.9%,回落0.4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增速减缓,销衔接状况良好。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
分企业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9%;集体企业增长11.6%;股份制企业增长18.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
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4.7%。
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2.通货膨胀继续攀升
一季度,价格总水平处于高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8.0%,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比去年末高3.2个百分点。
其中,城市上涨7.8%,农村上涨8.7%。
分类别看,食品上涨21.0%,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6.6%,拉动1个百分点;其余商品略有涨跌。
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7.4%,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9%,比上年同期高4.0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8%,比上年同期高5.7个百分
点;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上涨11.0%,比上年同期高5.4个百分点。
3.城镇新增就业稳定
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03万人,完成全年1000万人计划目标的30.3%。
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28万人,完成全年再就业目标的25.6%。
4.外汇储备继续增加
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同比多增182亿美元。
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1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39.94%,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7.019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城乡消费增速加快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845亿元,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加快0.9个百分点。
其中,城镇18317亿元,增长25.9%,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4688亿元,增长32.3%,同比加快5.4个百分点;农村3529亿元,增长18.3%,加快1.6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三次产业投资分别增长80.8%、25.9%和25.3%。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22.3%、35.2%和27.7%。
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国内市场销售趋旺。
一季度,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4386元,同比增长1.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494元,增长18.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555亿元,同比增长20.6%,比上年同期加快5.7个百分点。
其中,城市17377亿元,增长21.2%;县及县以下8178亿元,增长19.3%。
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21490亿元,增长20.4%;住宿和餐饮业3687亿元,增长23.6%。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大类商品销售中,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家具类和金银珠宝类的增长均在30%以上。
2.出口增长明显回落,外商投资继续增长
一季度,出口增长回落,进口增长加快,进出口总额5704亿美元,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加快1.3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3059亿美元,增长21.4%,回落6.4个百分点;进口2645亿美元,增长28.6%,加快10.4个百分点。
贸易顺差414亿美元,同比减少49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74亿美元,同比增长61.3%。
3.工业利润增长回落较大,税收增幅近年同期最高
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3482亿元,同比增长16.5%,比上年同期回落27.3个百分点。
新增利润前五大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由于原油、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由盈转亏,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盈利大幅下降。
比剔除这两个行业,其它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7.5%,上升6.1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5102亿元,同比增长33.8%,同比增收3818亿元。
其中,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共完成7541亿元,同比增长25.2%;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3814亿元,同比增长34.5%。
在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税收政策调整及加强土地增值税清算的带动下,其它税收共完成1017亿元,同比增长50.2%。
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35.1%、31.7%和30%,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0.8%、15.4%和13.8%。
经过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1433亿元,同比增长21.9%。
4.货币供应量增幅回落,本外币存贷款反向变动
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29%,增幅比上年末低0.4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0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5%,比上年末低2.80个百分点;市
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04万亿元,同比增长11.12%。
一季度净投放现金58亿元,同比少投放258亿元。
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2.6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4%。
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7.35%,增幅比上年末高1.28个百分点;外汇各项存款余额1553亿美元,同比下降5.78%。
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6353亿元,同比多增7606亿元;外汇各项存款下降55亿美元,同比多降89亿美元。
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9.39万亿元,同比增长16.23%。
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7.50万亿元,同比增长14.78%,增幅比上年末低1.32个百分点;外汇贷款余额2688亿美元,同比增长56.92%。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外汇各项贷款增加488亿美元,同比多增462亿美元。
5.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同业拆借利率稍降
一季度,货币市场交易活跃,交易量放量增加。
同业拆借交易量
为35154.1亿元,同比增长264.61%。
3月份成交14057.33亿元,较上月增加43.0%;交易以1天品种为主,共成交8897.16亿元,占全部成交量的63.3%。
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26%,较上月下降39个基点;7天品种加权平均利率2.53%,较上月下降75个基点。
6.股市大幅下跌,救市争论热烈
前两年股市快速上升,市值高估,去年末,受国际经济走弱和国内紧缩政策,以及上市公司利润减少和大小非解禁的利空影响,今年第一季度,股市经历了多年来最大的下滑趋势。
上证指数从年初的5272.81点,下跌到3月末的3472.71点,跌幅达34.1%。
4月18日,沪指下探至3078点,相对于去年的高点跌去了一半,引起各方不安。
一时间,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遍及各大媒体头条。
三、政策效应
1,总体判断
今年第1季度,在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和国内雪灾为害的情况下,GDP增长10.6%,CPI上涨8%。
这种情况与人们的预期基本相符,虽然还算比较稳定,但切不可过于乐观。
在目前的形势下,虽然增长滑落和回头向上的可能都存在,但是增长滑落的风险大于回头向上的可能。
如果滑落过多,而通胀又比较大,那才是一种比较麻烦的局面。
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有三,一是次贷危机的影响尚未见底,外部需求下降已成事实,进出口增长差距会继续拉大,其对经济的影响会进一步显现。
虽然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有所加快,但都处于高位。
二是通货膨胀上升,经济运行的风险加大,相对价格关系的进一步扭曲会加剧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推动通货膨胀。
三是货币政策陷入困境,财政政策又无大的作为,行政干预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大。
2,中国进入了中度通货膨胀时期
从去年7月份开始,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就超过了5%,三个季度的状态非常相似,且呈现步步高的走势,分别是超过6%、接近7%和达到8%。
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时期。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首先,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管制汇率的前提下,以资本积累和出口导向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必然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
为了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必然扭曲相对价格,增加资源消耗,造成结构失衡,将通货膨胀向后推移。
这是可以用严格的理论逻辑证明的问题,也是我们前些年的实际。
就此而论,现在的局面是以前政策实施的结果。
其次,目前的通货膨胀既有需求拉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动的原因,而以后者为主。
须知,在汇率低估带来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其不是流向实体经济,造成投资过旺和通货膨胀,就是流向资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上涨过快。
目前,股市不断下跌,已经跌到去年年初的水平,房市也处于观望状态,过剩的流动性形成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而工资成本上升,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不可避免,构成成本推动的主要因素。
再次,目前的通货膨胀既是输入型的,也是结构型,二者密切相关。
由于美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原油价格已经超过115美元/桶,期铜价格达到8880美元/吨,近三年小麦价格上涨了181%,整个食品价格上涨了83%。
而我国进口增长的加速,其影响更大。
由于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工资增长的趋同,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这是造成结构性通胀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中度通货膨胀也不是短期的,有可能持续一个时期。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必着意追求价格控制目标的实现,而应当设法稳定通胀预期。
如果今年能够把CPI的上涨率控制在6%左右,就是很大的成绩。
只要能够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较快的收入增长,再加上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政策,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对于中国经济也许是利大于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经出现过三次较大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8年前后,通胀率超过18%,第二次是1993年前后,通胀率最高达到24.7%,现在是第三次。
前两次是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需求膨胀,这一次则是在短缺消除以后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推动,而相对价格扭曲会在供求两个方面同时作用于通货膨胀。
如果说当时的行政控制还比较有效,那么,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同时面临着通胀上升和增长下滑的双重风险。
如果说当初还比较封闭,外部因素影响不大,那么今天,由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外部因素的作用,其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如果说前两次的政策操作滞后,在通胀过后,利率和汇率都有比较明显的调整,实际上成为马后炮,那么现在,能否及时采取适当的政策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对此,不可寄予过大的期望。
3,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政策操作
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操作以数量控制为主,在去年十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上,又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已经达到16%的水平,而对于利率政策过于谨慎。
尽管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8%,然而名义存款利率为4.14%,实际利率为-3.86%。
央行这样做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仍然值得讨论。
不错,在美联储不断降息的情况下,美元利率已经降到了2.25%,中美利率倒挂,升息是增加还抑制流动性过剩,其效应似乎难以确定。
同时,贷款利率经过去年的6次提升,也已经不低,再次升息,有可能伤及实体经济。
但是
有一点是清楚的,不对称升息的可行性是存在的。
一是3.43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利差是太大了,银行的日子很好过,用不着下力量就会赚大钱,去年工行的利润800多亿,建行的利润690多亿,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存贷款的利差。
在银行利润大增的情况下,这种利率政策实际上是帮助银行抢老百姓的钱。
二是提升存款利息会不会加速短期资本流入,我看不会。
不错,资本的食利本性必然是流向利率高的地方,但是,如果短期资本流入就是为了一年赚取2%的利差,那么,它就会流向比此收益更高的地方。
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1539亿美元,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合计688亿美元,短期资本流入超过新增外汇储备的2/3,其原因与其说是高利率的吸引,不如说是汇率升值预期的激励,有人估计,其中40%要用国内借入来解释。
第一季度,本外币存款一增一减,而本外币贷款一减一增,就是证明。
因为,借美元还人民币,用外汇进口,再将出口收入换成人民币,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很多人将个人购汇额度很快用去也是一个原因。
三是这样大的相对价格关系扭曲对经济的损害是巨大的,虽然这一点我们很难直接观察得到,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速度加快,一季度已经升值4.2%,累计升值接近18%,于是,有人主张放缓升值速度。
因为,汇率升值,已经影响到出口和就业。
对美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就是证明,一些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也是事实。
不过,应当指出,这既是经济调整不可避免的代价,也是进行结构调整的一个大好时机。
人民币汇率升值加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出现轻度衰退和美元贬值,而
人民币兑欧元和日元的汇率分别贬值3.74%和8.75%,说明了其中的问题。
如果上述的理论不错,那么,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而汇率的较快升值是不可避免的,在利率政策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它构成了目前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所以,放缓升值速度的作法是不可取的,这只会推动通胀和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
不仅如此,升值速度也许掌握在兑欧元和日元稍升不贬的情况为好。
此外,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调整也是需要的。
在通货膨胀上升而经济增长滑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操作空间不足,甚至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进一步突显了财政政策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这种矛盾的走向面前,恰当的财政政策也许会更加有效。
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首先,应当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保证他们的生活不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因为,低收入群体是受通胀影响最大而又抵御能力最差的。
其次,增加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社会性支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稳定预期最重要的措施。
因为,由于这方面的改革滞后和扭曲,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大,人们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预防性储蓄动机支配。
如果这方面的价格随着通货膨胀而进一步提高,必须会形成某种恐慌心理。
再次,针对供给明显不足,价格上涨过快、对人们生活影响较大的产品,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提高生产者价格,增加生产者收益,以增加这些产品的投资和产出。
最后,可以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
一是个人所得税改革,起征点前年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今年又提高到2000元,居然人大常委会要反复讨
论,还要大张旗鼓地作为民生工程来宣传。
为什么不能提高到3000元或5000元?从现实情况来看,5000元是完全可以的。
不仅如此,为什么个人所得税非要按个人所得征收而不能按家庭人均收入征收?这样做既不符合个人所得税的公平目标,也不利于培养人们的纳税意识,同时也无助于提高税务部门的征收能力和工作效率。
这么强大的行政系统,这么庞大的税务队伍,居然连按家庭人均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可见一斑。
二是印花税,去年股市狂涨,把印花提高到3%,且双向征收,一年征收了2000多亿,今年一季度又增长了300%多。
既然是调节措施,在目前股市剧烈波动时也可以调低。
三是增值税转型,从提出到现在已经七、八年过去了,目前仍然处于试点阶段。
很多事情我们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推进、去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地往后拖,以至错过了政策效应的最好时机,甚至成为马后炮。
以上所讲的减税增支措施,现在完全有条件实施,因为政府的收入已经相当多,去年超过了5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又增长了33%。
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控制的财力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政府提供的服务与其取得的收入并不相称。
4,如何提高国际市场定价的话语权
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办法是增加供给,而增加供给的途径有二,一是增加生产,二是增加进口。
今年以来,进口增长较快,这是符合经济调整方向的。
为了保证国内市场供给,增加一些国内短缺和市场急需产品的进口是必要的,在有大量外汇储备积累的情况下,也是有
能力的。
不过,有一个重要问题急待解决。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是一个小国的行为,我们不是价格的决定者,而价格的接受者,我们的进口虽多,但没有制定价格的话语权。
因而出现了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中国一旦出现在国际市场,价格立即大涨。
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我们的进口量又比较大,因此,如何提高我们在国际市场价格决定方面的话语权,就成为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
取得国际市场定价的话语权是一个激烈而艰难的博弈过程,是需要我们下大力量去做的。
主要办法有,一是把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结合起来,通过做期货来买现货,即在期货价格较低时平仓进口。
二是到国外投资并购企业,掌握一部分资源。
近年来,国外并购有了一些进展。
如,去年7月国家开发银行出资30亿美元购入英国巴克莱银行3.1%的股权。
年底外管局设在香港的华安投资公司斥资1.76亿美元参股澳大利亚三家最大的商业银行,据传最近又收购了1%BP的“分散股权”。
做得比较成功的是,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投资于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一――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不仅有效地阻止了必和必拓公司对力拓的收购,也有助于扩大中国企业在国际铁矿石定价中的话语权。
中国铝业的收购资金主要来源于开行贷款,此前,开行又获得了中投公司2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
不过,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竞争的情况不少。
如何分进合击、联合出海,仍然是需要我们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是在大批购买时(如对美、对法等百多亿、数百亿美元的购买),一定要把价格压下来。
在这方面,我们的政治考
虑太多,经济考虑太少,大把大把的钱花了,高价买来的商品,搭售的是一些空头的政治承诺。
其实,经济上的考虑也是政治考虑,通过这些购买活动,把价格压下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一定的话语权,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
四、体制分析
去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财政部和国资委据以制定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今年起,国有资产收益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国家。
有关方面将此局限于一般管理工作,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这一作法并不意味着前进,而是一种混淆和倒退。
大家知道,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权改革,二是国家与国有企业利益分配关系的改革。
30年来,这两个方面都是既有成绩,也有不足,而且进一步改革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人们都说,中国的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
这话不错。
但是,分权化并不是市场化,也不必然导致市场化。
为什么1978年以前的放权没有导致市场化,而1978年以后的分权却走向了市场经济?关键在于,不论是国家向国有企业放权,还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均没有超出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范围。
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是,打破国有部门的垄断,放松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在国有经济旁边生长出日益强大的非国有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市场化的大
门。
其实,打破国有部门的垄断和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政府管制,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就产权改革而论,真正的突破和前进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抓大放小”和国有企业民营化。
其原因在于,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态势,国有企业由于机制僵化,在市场竞争中败北,利润下降,亏损增加,国有资产出现了绝对贬值和相对贬值。
不仅如此,相对于大型国企,小企业的竞争力更差,日子更难过,而绝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是地方企业,企业亏损增加了地方的财政负担。
在“分灶吃饭”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地方从自身利益着想,积极寻求突破。
1994年各地开始“抓大放小”的改革,其中“放小”以山东诸城最为典型。
1995年“抓大放小”正式成为中央政策,并作为国有经济重组的战略方针。
抓大放小的结果是,一方面缩小了国有经济的范围,很多国有企业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另一方面,把一大批中小企业由国有变成非国有企业,大大推进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现在,公用事业民营化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新的领域。
二是股份制改造。
在中国改革中,理论上提出实行股份制的思想比较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股份化形式也不少见,但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则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是在出卖小型国企的后期发展起来的,而《公司法》的通过实施使其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并从一般制造业企业发展到服务业企业,再到金融保险等特殊企业。
应当肯定,不是国有资本的互相参股,而是让一部分外资和民间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将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造成一种公众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
途径。
虽然,这方面的改革并未完成,公司治理结构和政企不分之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组织人事部门还掌握着公司高管的任免;在这些改革中也可能发生了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但是,据此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搞糟了,抓大放小和股份化是化公为私的分肥方式,甚至是卖国主义,则是站不住脚的。
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些改革,中国的市场能有现在的规模和程度吗,中国的经济能有今天的发展吗,中国人的生活能有今天的状况吗,中国今天能受世界关注吗?
就国家与国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而言,涉及到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即租金、税收和利润。
这三个范畴对应着国家的三重身份,租金是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取得的贡赋或者资源的价格,税收是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利润是国家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投资经营的所得,三者之和构成了企业总收入扣除成本以后的毛收入。
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背后,实际上是围绕着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展开的。
因此,究竟国家和企业各得多少,如何分配,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和焦点。
这也贯穿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始终,放权让利中的利润留成,利改税和分税制中的利税合一和暂免交利,正在开始实施的收取国有资本收益,都是这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计划经济中,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管理办法,利润全部上交,支出全额拨付,利润、税收和租金三个范畴是混在一起的。
在放权让利的基础上,1983-1986年实施了两步利改税,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暂免交利,表面上看是利税合一,企业向国家交税,实际上把利润和税收两个范畴分开了。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