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中参西张锡纯.

衷中參西張錫純
張錫純（1860~1933），字壽甫，河北鹽山縣人。

張氏世儒出身，自幼好學，於經史百家無不鑽研。

曾兩次應試未成，便棄儒學醫。

對《內經》、《傷寒經》、《神農本草經》等古醫籍皆刻苦研讀。

他以「夫事貴師古者，非以古人之規矩準繩限我也……又貴舉古人之規矩準繩而擴充之，變化之，引伸觸長之」（《醫學衷中參西錄．自敘》）的態度，窮究醫理，大膽實驗。

二十多歲即為人診病，且常獲顯效。

曾在瀋陽、天津、滄縣等地行醫數十年，創建醫院，開辦函授中醫學校，醫治無數疑難重病，臨證診治精益求精，著書立說多有創見，成為近代一位傑出的著名醫家。

二十年代初，已被譽為我國北方醫林四大家之一。

張氏接觸西方醫學氏在中年以後。

他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自敘說：「年過三旬始見西人醫書。

頗喜其講解新異多出中醫之外。

後又十餘年，於醫學研究功深，乃知西醫新異之理原多在中醫包括之中，特古籍語意渾含，有賴後人闡發耳。

」又說：「吾儒生古人之後，當竟古人未竟之業，而不能與古為新。

俾吾中華醫學大放光明於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

」於是他便以「與古為新」為己任。

從事中西醫匯通的探討。

所著《醫學衷中參西錄》一書，集中地反映了他豐富的臨床經驗、高超的醫療技術和主張中西醫匯通的學術思想。

該書係張氏多年論述的匯集，數十年間多次刊印，廣為流傳，至今仍為醫界所推崇。

他的學術思想主要有兩點：
(1)「衷中參西」是他中西醫匯通的指導思想
他認為：「東西文化，應互相容納。

科學得哲學以深造，哲學賴科學以證實，將來道器合一，為物不二，冶古今中外於一爐。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對中、西醫兩大體系進行了研究。

他雖然看到兩者之間的異同，但主要強調的是中醫之理多包括西醫之理，溝通中西並非難事。

於是便從醫理、臨床病症、治療用藥等方面，引用中西醫理相互印證。

試圖表明中醫並不落後於西醫，甚至還要高於西醫。

如說：「中醫謂人之神明在心，故安神之藥注重於心。

西說謂人之神明在腦，故安神之藥注重於腦。

及觀《內經》，知中西之說皆涵蓋其中也」（《醫學衷中參西錄》）。

在《論腦貧血痿廢治法答楊部長階三先生》一文中又說「……肢體痿廢，而其病因實由於腦部貧血也。

按生理之實驗人之全體運動皆腦髓神經司之，此雖西人之說，而洵可確信。

」「是西人腦貧血可致痿廢之說，原與《內經》相符也。

然西人論痿之由，知因腦部貧血，而《內經》更推腦部貧血之由，知因上氣不足，夫上氣者何？胸中大氣也（亦名宗氣），其氣能主宰全身，斡旋腦部，流通血脈……。

」（《醫界春秋》，53期，1930.11）他認為：「《內經》之文，原與西人腦充血之議論句句符合，此不可謂不同。

」在治療用藥上，他認為：「西醫用藥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標也。

中醫用藥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

究之標本原宜兼顧。

若遇難治之證，以西藥治其標，以中藥治其本，則奏效必捷，而臨證亦確有把握矣」（《醫學衷中參西錄‧論中西之藥原宜相助為理》）。

他雖在臨證治療時應用了一些西藥，肯定了一些西藥的療效，也有一些中西藥併用的驗案。

但就總體來看，他研究較多和使用精當的還是中藥，自創的一些名方也都是由中藥組成，充分體現了他「衷中參西」，中西醫匯通以中醫為本的指導思想。

(2)「求實效、重實驗」是他進行中西醫匯通的主要方法
他生當清末民初，當時空談名理，不務實際，死讀書本，泥古不化的風氣，也影響到醫學界。

他卻獨樹一幟的採取了講求實效、大膽實驗的科學方法。

張氏不尚空談，也不好與人爭辯，更不參與當時的醫政活動。

他反對那種對待西醫「維新者趨之恐後，守舊者視之若浼」的極端主義和「互相抵牾」的敵視態度。

他說：「嘗閱滬上諸醫報，中、西勢若冰炭，甚至互相謾罵，此誠醫界之大恥也。

」而是專心從事志在濟世活人的醫療工作。

自述「愚生平研究醫學，必有確實徵驗，然後筆之於書。

即對《內經》，亦未敢輕信」（張錫純，〈論吐血衄血之原因及治法（上）〉，《醫界春秋》，40期，1929.10）。

「是以讀《內經》之法，但於其可信之處精研有得，即能開無限法門，其不可信之處，或為後世偽託付之不論可也。

此孟子所謂書難盡信之文也。

乃今之偏重西法者不於《內經》可信之處，費心研究，但於其不可信之處，極力指摘，推其意見直謂《內經》真本久失，所傳於世者皆係偽託，有斯理乎！」（張錫純：《黃帝內經論》，《紹興醫藥學報》，10卷6期，1920）。

他除了以這種「書難盡信」的態度，在實踐中驗證前人的理論之外，更重要的是不斷通過自己的臨證實踐，認真總結確有實效的經驗。

如他「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不惜下問於廚師；為了體驗藥物性能，不憚親自嘗試。

毒如
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細辛、麻黃、花椒等，亦恆驗之於己，而後施之於人。

對於辨認市藥真偽，尤能博咨周訪，親自監製，務得其真而後已」（《醫學衷中參西錄．盧曉序言》）。

又如為了研究石膏生用與熟用之不同他曾遍訪作豆腐者，此種事例在其著作中舉不勝舉。

尤其值得重視是：張氏所立病案、驗案，辨證之周詳，法度之嚴謹，格式之正規，實屬罕見，與現代醫案相比並不遜色。

「遍觀先生全部著作，驗案介紹，幾逾其半，舉凡辨證論治，選藥立方，莫不證諸實踐，言之鑿鑿，……而於立案法度，記載項目，尤能要言不繁，簡而不漏，首尾完整。

……先生之被譽為醫學實驗派大師，此為重要因素」（《醫學衷中參西錄．盧曉序言》）。

可見張氏在接受西方醫學知識的同時，也初步接受了近代實驗研究的科學方法。

儘管他把實驗和個人的體驗還沒有完全分開，也未能充分了解科學實驗方法的實質，有時還常把個人的內心體驗與近代科學原理牽強附會的套在一起，來解釋中醫的生理、病理問題。

但是，他所進行的中西醫匯通的工作，確實較前人深入了一步。

尤其是在臨證治療中，大膽採取「用西法斷病，用中藥治病」的方法和採用中西藥配合觀察療效的嘗試，對後人頗有影響。

總之，張錫純的學術思想、治學方法都適應了歷史前進的潮流，並且抱有力圖「把中華醫學大放光明於全球之上」的思想，確是應該肯定的。

摘自甄志亞主編，《中國醫學史》，臺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頁425~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