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切寻源

反切探源

江明镜

摘要：本文探讨反切之所以产生在东汉末的历史根源。通过对前人在这个问题上几种说法的分析比较，进而提出一种合理的结论。

关键词：反切梵语文化交流

反切是如何起源（包括产生时间和产生原因产生条件等）的呢？历来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

1、起源于三国魏人孙炎。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音辞篇》：“孙叔然（孙炎）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清陈澧也赞同这种说法，但他否认反切产生受佛教影响，在《切韵考卷六》中说：“顾炎武《音论》：‘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已有之’，引沈存中、郑渔仲所云：‘何不为盍，不可为叵……’”，“乃谓始于西域，岂古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

2、起源于东汉末服虔、应劭。日本释安然《悉昙藏》引用唐朝武玄的《韵诠》中称到：“服虔始作反语。”清·郝懿行《晒书堂文集》还找出了应劭的反切注音以证明此说。

3、来自西域。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反切之学，自西域入于中国，至齐梁间盛行。”

4、中国古已有之。清代刘熙载所著的《说文双声·叙》说道：“切音……起于始制文字者也。……夫六书之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迭韵、双声，皆谐声也。许氏论形声及于‘江’‘河’二字。方许氏时，未有迭韵、双声之名，然‘河’‘可’为迭韵，‘江’‘工’为双声，是其实也。后世切音，下一字为韵，取迭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非此何以开之哉？”

5、中印文化结合的产物。沈括在《梦溪笔谈·艺文二》卷十五中写道：“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似是认为反切以汉字本身已有的合音字为基础，在西域梵文的影响下而产生。

上面的几种说法中，第一、第二两种，都主张反切是中国本土土生土长的产物，只是时间的早晚略有差异，从目前我们能见到的资料来看，正式运用反切应该是服虔和应劭，而大量使用反切注音的，则是孙炎，这也是比较得到公认的。那么，反切作为一种能取代直音法的注音工具，至迟在汉末已经出现了。但是这已经是文人开始运用于书中注音了，其出现时间应该还可略向前推一些。

第三种意见认为反切来自西域，似是认为反切是直接从梵文（梵文本是雅言之意，后来使用字形固定的天成体字母书写。而最早的佛教经典是用当时的俗语俗字书写的，字母系统属于婆罗米字母或者由婆罗米字母演化出来的某种字母系统书写，这种文字被称作巴

利文。汉代传入中国的是这种佛经。无论采用哪种字母，都属音素文字。为了叙述方便，下面提到印度文统称梵文）中移植过来的。如果说反切完全源自西域，和汉语本身没有关系，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梵文是音素文字，本身没有也不需要有这样的注音方法，如果汉字没有长期的合音字传统以及擅长以双声叠韵字表情达意的话，相信反切注音也很难在这个时候出现。

第四种意见也认为反切完全出自中国，但是以《说文·序》所举形声字为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反切是注音法，是自觉地运用两个汉字来为另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其原理是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来合成被注字的字音。刘熙载所说，许书虽然举“江、河”为形声字代表，但并没有表现出自觉运用上下字的声母、韵母声调来表现另一字读音，当然不是反切法。

比较而言，沈括所说应该是最符合历史事实的，就是说，反切的产生应该是在汉字使用上具有长时期合音字传统、汉语运用上具有双声叠韵特点的前提下，受拼音化的梵文启发，当时的一些精通汉语的僧人或者精通梵文的学者，在佛家译经、学者读经的过程中，偶然发现汉字字音可以像一些梵文词的语音一样拆成数部分，进而发明了反切。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佛教东传，反切会在东汉末出现吗？我认为不可能。

这是因为汉字是音节文字，从其本身很难看出声韵拼合的迹象，而要发现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人的直觉只能把语音分到音节为止，要把音节分成音素或者声韵两部分，需要有超越直觉的能力。汉语诗歌的传统十分悠久，但韵部的自觉分析晚到了三国时期（而且也是直接受了反切的启发），四声的认识在齐、梁间，声母的归纳更晚到了唐末。这就说明，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合音字，但是要能自觉地认识到声韵调的组合关系并进而把它用作注音方法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打个比方说，中国至少在春秋时就有印章，唐代就有雕版印刷，按理说雕版印刷术结合印章拓印的原理完全可以形成活字印刷术，但是真正的活字印刷术直到宋代才出现。

科学的发明需要某种巧合或者说契机，佛教的传入可以说是反切产生的契机。由佛经翻译成汉文，一定会有部分词无法意译而采用音译法，那就会有些词的读音无法准确表示，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种比较准确的注音方法来为这些词语注音。汉语中的合音字古已有之，其合音原理和后来的反切注音完全一样，可能当时某人灵机一动，就用这种方法来给这些音译词注音了。从文字的发展历史看，一种文字只有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中之后，才会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如从音节文字发展为音素文字；反切注音并没有改变汉字的性质，但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另一种性质的语言文字的碰撞，汉语和汉字本身很难发展出能将音节进一步分析的反切。反切产生后，沿用了两千年。如果不是受到西方音素文字的启发，也很难发明现代汉语注音字母。

再从当时的学术发展角度来说，学术传承式样的变化，也使得当时的读书人需要新的注音法。在汉以前，师生间的学术交流往往通过口耳传授，一些难字、僻字的读音，用直音法加上一些描述就够用了。而到了汉末，由于现代意义纸张的出现，印刷术得到了空前发展；书籍多了，能够拥有书籍的读书人大大增加，读书再不是仅仅由老师直接耳提面命

了，这就迫切需要有更便捷准确的注音方法。而且，不仅是读书人需要，普通的百姓也需要，因为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迅速地从在贵族中流传进而扩展到了广大百姓之中，这是符合佛教的教义的。为了让识字不多的平民百姓能看懂佛经，需要有这样一种注音法。

而正由于佛教传入中国时是率先在贵族中流行的，这形成了大量的中国文人尊崇佛教研习佛经的传统。早期进入中国的梵僧精于汉学，后来许多的儒者也精通梵音佛学。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定有学者去向梵僧学梵语，可以说，不管反切是谁发明的，但一定是一位或几位既懂汉语又懂梵语的人发明的。

可以这样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好比是面粉，佛教传入就像是发酵粉，两者的碰撞、融合，促使了反切的产生。

上面这些仅仅是推论，我们有什么根据呢？

第一、佛教在中国兴盛的时间，恰好在反切产生之前。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原，说法虽然也有不同，但一般公认的时间是东汉明帝年间。据传公元67年，明帝梦见一神人，有一大臣说是西方的佛，于是便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行至大月氏国，恰遇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于是把他们迎到洛阳，并敕建白马寺，这是中原有佛教之始。佛教一进入中国便受到了政府的优宠，所以也会吸引当时的达官贵人们关注佛学；两僧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最早的汉译佛经。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以后三十六国内属，佛教的东传道路畅通，遂逐渐在中原发展起来，并逐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当时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AD78-139年)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自此以后，除少数统治者有“灭佛”的行动外，佛教一直受政府礼遇，并在中国兴盛了近两千年。所以，反切的产生和当时两种文化的交流是分不开的。

第二、古印度语音学十分发达。从语音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印度语音学研究非常发达，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国和西方。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学者就创立了描述语音的科学体系，他们已经能根据发音部位来研究语音了：根据口腔开合程度，把梵语语音分为元音、半元音、摩擦音、闭塞音四大类；根据声门开闭，把塞音分为有声和无声的（即浊、清），闭塞音的送不送气也已区分了出来；又根据接触部位把语音分为唇音、齿音、头音、腭音。这种在学术的某个领域空前超越他国、一枝独秀的情形，历史上在世界范围内比比皆是。而当时西方语音学主要是继承了古希腊的语音分类，完全凭主观感受，将元音分为三类：长音、短音、不长不短音；辅音也分三类：强音、中音、弱音。西方的现代语音学也是受了古梵语分析法的影响，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可以想见，印度僧人所具备的语音学知识，不能不对当时汉语语音的研究产生影响。

所以，反切的产生归纳起来应该有以下几个因素：中国语音中已有的一些使用特点（合音字、双声叠韵字的大量使用），学术上有了新的需要（读书需要有准确注音），梵语语音特点的影响。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