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形象学

比较文学形象学狄泽林克【译】方维规【译者按】在西方比较文学界，形象学早已不是陌生概念；它的历史已经不短。

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日益关注这一研究方向。

孟华的不少译介文章及其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一书，无疑为这一研究方向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贡献。

然而，当前一些专著和教科书中对形象学的历史、方法、特点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介，似乎还有一些值得补充的地方。

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继续介绍一些形象学文献。

本文是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1977年版《比较文学引论》(Komparatistik. Eine Einführung)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三节：“比较文学形象学”(" Komparatistische Imagologie" )。

这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纲领性篇章之一。

狄泽林克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首屈一指的人物，也是20世纪50年代加雷和基亚倡导研究他国形象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当时，韦勒克及其追随者对法国研究方向的批判，将形象研究打入冷宫，是狄泽林克《关于“形象”与“幻象”及其比较文学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1966)这篇短文，使得形象研究“起死回生”。

比较文学形象学自60年代以来的重新定位或曰真正突破，无疑得感谢狄泽林克；Imagologie(形象学)这个学科分支的名称也是他首先引入比较文学的，他被不少人称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

狄泽林克以文化研究为重点的形象研究，以及他领军的德国亚琛学派亦即亚琛比较文学纲领对形象学的重视，不管在理论阐述方面还是研究实例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狄泽林克重新倡导形象学之后，谁也绕不开他，即使是新的发展和新的视野，也是一种或明或暗的反应。

《比较文学引论》一版再版，在这期间，形象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并蔚然成风。

本篇《比较文学形象学》毕竟初版于1977年，作者本人在80年代、90年代的论述中也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从而使形象学成为一个真正的体系。

《比较文学形象学》产生于这个研究领域被奚落被冷落的时期，因此，狄泽林克在文章中为发展这一研究方向“摇旗呐喊”，有些陈述和论点因为新的发展已经过时，还有一些想法未必高明。

尽管如此，本篇中的基本或主要观点以及狄泽林克后来的一些论述，依然是当今西方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

另外，本文中提出的某些设想，也已经成为现实。

另有一些观点，至今还在显示其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形象学》一文及其在这个研究领域发展史的意义，笔者先对在狄氏此文及以后的论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迄今的基本认识作一个大概勾勒：“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形象”(hetero image)和“自我形象”(auto image)。

形象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拉丁语：imago，法语和英语：image，德语：Bild，俄语：образ)的正确与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

形象学的出发点是，每个“自我群体”(we-group)不仅知道自我认同的话语，亦了解认知“他者”(the other)的话语，并以自我区别于他者。

各种“形象”话语是“群体象征系统”或曰“群体标记”。

群体可以指一种文化，且常常指政治形态上的国家，或者一些较小的亚属文化群体。

他者与自我“群体标记”是一种两极结构或曰正反结构：在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自我形象与他形象相互照应和相互作用。

自我与他人的划分形成了自我形象与他形象的对照基础：“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的衬托体。

相反，自我形象则首先是作为他形象的反面呈现出来的。

“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往往是程式化的。

“形象体”(imagotype, image)是对错综复杂的现象的化约，是人云亦云、习以为常的固定认知形态，也就是体现于语言文字的“俗套”(法语和英语：cliché，德语：Klischee，法语：stéréotype，英语：stereotype，德语：Stereotyp)。

俗套“他形象”一般会预设我们对他者的期待，是对他者或褒或贬的先入之见。

如果缺乏批判的目光，这些“成见”会妨碍真正的跨文化理解。

形象学则试图揭示文学或文化交流中的“他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形成、发展和作用，并为批判固定观念形态做出贡献。

在法国比较文学纲领中，当时受到韦勒克(René Wellek)最严厉拒绝和批判的，当数加雷(Jean-Marie Carré)和基亚(Marius-Fran-ois Guyard)偏偏竭力推重的“对人们所看到的外国的研究”，且称之为“有前途的研究领域”。

韦勒克或许是把这一研究方向视为对他所理解的文学研究的那个唯一任务的最极端的偏离。

【译注1】然而，加雷的倡导既非旨在变比较文学为社会学或人种心理学科目，亦非权宜之计，为了寻求新的研究可能性而拼凑和炮制出的不伦不类的研究模式。

新的倡导首先是一个经过周密思考、目的明确的尝试：通过把重点转向深入的接受研究，来解决过多的影响研究却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之问题。

比较文学发展到加雷那个时代，对影响和渊源的探索已经将比较文学引入悲凉的境地。

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人们重新认识到一个事实，这也是当时的首要认识，即没有一种影响研究可以抛开与之对应的接受研究来进行；对文学的作用和成就的所有探讨，终究会导致对“传播者”的可能或潜在的受众之反应形式和接受方式的探讨。

——加雷对影响研究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起来的。

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理解，为什么它能直接导致“形象学”(Imagologie)。

加雷不再考虑超国界影响研究中还有什么值得挽救的东西并为此费力，而是宁可另辟蹊径：抛开影响研究，径直转向最广义的接受研究。

何况这里所说的实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作为一种可能的比较文学专门研究，它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见之于本学科的发展设想。

路易—保尔·贝兹(Louis-Paul Betz)在他1896年的论文《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与意义的批评研究》中，已经把不同国家和人民的相互评价纳入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并强调了歌德的观点。

① 巴尔登斯贝格(Fernand Baldensperger)也在1913年的《文学》专著中，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指出了这类研究的必要性。

② 在这同时，阿扎尔(Paul Hazard)提出了一些有分量的见解，支持巴尔登斯贝格的观点。

③ 因此，二次大战后不久便得以突破、并且从此在所谓更宽广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向形象学的“正式”转向，从根本上说，是对一种研究可能性的早就应该进行的反思。

虽然比较文学最重要的前辈代表人物早有劝导在先，这一研究可能性却一直没能被真正把握。

[6：第八章]除此以外，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让法国比较文学变成为国家现实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

我们着重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加雷的《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Les écrivains fran ais et le mirage allemand)常被视为法国之形象研究的经典著作。

然而，正是这本应时之作，是明确作为塑造德法关系之模式的政治讨论文献而写成的，乃至被时人更多地视为一整套法国政治问题的讨论文献之一，而不是文学史研究。

这本书绝对未被视为形象学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

[7]【译注2】当时在努力为研究方向寻找方法学根基的时候，毫无国家政治利益的约束，亦无国别文学兴趣可言。

因此，加雷在为基亚《比较文学》所写的“序言”中运用的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我们是怎样相互认识的？”(Comment nous voyons-nous entre nous? )，我们在这个上下文中也应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也就是说，它不是仅仅为法国和法国文学活动所提出的纲领性建议。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还是从影响研究的一些不太好的经验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一谁在当今比较文学情势下主张形象学，他是无法避开雷纳·韦勒克的论点的。

韦勒克之批评的根本点是，探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是文学学术研究，而更多地属于“社会学或一般历史”、“民族心理学”亦即“比较民族心理学”等范畴。

[8：3-4][9：151]今天，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和他争辩：一方面可以诘问，形象学确实属于特殊的“文学以外的”研究领域之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质疑，形象研究的某些方面的确越过了文学研究的界线，是否可以成为足以使比较文学家不再涉足其间的理由。

——我们仔细考察便会马上发现，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声称形象学这一研究分支不属于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形象学的许多着眼点不仅向来属于文学研究范围，而且，如果人们在专门的“作品内涵的”(werkimmanent)意义上理解所谓“文学的东西”，那么，形象学还包含了那些将会证明自身为“文学的”东西。

这种作品内涵诠释方法恰恰是很典型的韦勒克观点。

【译注3】世界文学中有足够信而有征的例子，说明形象与有关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难解难分，以致人们不特别留心和探讨形象便根本无法理解作品。

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一些对“外国人”的描述明显具有中心意义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的内容则全部与“外国人”有关。

谁要是以为，他可以对自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 l)以来就已存在的德国形象不闻不问，就能理解和准确阐述19、20世纪法国文学中有关德国问题亦即德法关系的大量作品，那么，他就会出大错。

谁要是思忖，他可以心安理得地避开形象问题，以为这些东西只可能出现在二流作品中，那他更是大错特错。

因为这里不仅有我们必须提到的艾克曼-夏特良(Erckmann-Chatrian)这类作家，还有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等不少作家。

【译注4】——正是季洛杜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在最严格的“作品内涵”的意义上，形象也可以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谁要是对“西格弗里”身上所体现的法国人的德国形象这一最基本的因素一无所知，并在这种情况下去阐释两个女主角埃尔和热纳维埃弗之间的对立关系，那么，他几乎无法真正理解季洛杜的第一部剧作【译注5】。

相反，假如顾及到这种联系，他不仅可以像作者所期待的那样认识剧作的更为全面的涉及范围，而且，他在阅读季洛杜其他剧作的时候还能断定，在“西格弗里”身上发展起来的、建立在德法对立之思想基础上的二元性，同样也体现于季洛杜以后的作品——既在选用的素材方面，又在作品的布局和结构上。

还有一些形象，对它们的探索尽管不属于“作品内涵“研究，但是，这些形象无论如何也完全属于狭义的文学研究应该探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