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勃兴与衰落

徽商的勃兴与衰落

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而起源于东晋的徽商在此期间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转变。明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三百年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徽商活跃于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甚至活跃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有着非常雄厚的商业资本。其经商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商人群体中都是佼佼者。其勃兴、其衰落对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明成化、弘治年间，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究其勃兴之因，多山少地的生存环境、俭朴的生活、商业中的诚信、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是重要因素，但作为徽商群体来说，显然远不止这些。

充分利用地理优势，稳占以长江三角洲为主的市场。

影响商业繁荣的第一要素是市场。我们来观察一下徽商活动的主要区域，康熙《徽州府志》称：“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归结徽商的活动范围，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要得益于徽州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从徽州出发的交通路线非常方便，沿新安江而下，经富春江、钱塘江，即可到达杭州，进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区。通过内河航道，还可连接江苏的苏松、常、太各府州。另一条路线，经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顺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镇江、扬州，经京杭大运河沟通各地。由于都是顺流而下，便于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可运输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由于这个市场人口

众多, 生活富裕，木料、石料等建筑材料有稳定的需求。在一个文化发达、读书成风区域，以竹、木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纸、墨，以石材加工的砚，都有很大的需要量。茶叶和药材更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 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葛剑雄教授对此也从市场角度指出：“对徽商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离徽州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

抓住契机，垄断两淮盐业市场。

明朝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为了解决九边后勤补给问题，由山西商人向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官府给予“盐引”（垄断运销盐的凭证）补偿，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输粮换引），这个叫开中制。山西商人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开中制实施以来，丰厚的售盐利润，导致各种特权盐引数量惊人，引发了明中叶的“盐壅”现象，即商人手中有盐引却长时间领不到盐，开中制已经无法维持下去，明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于是弘治五年（1492 年）八月，明政府实行“折色制”来克服财政危机，只需交纳白银即可领盐引，故许多资金雄厚的商人蜂拥而至，尤以徽商为盛。徽商凭借靠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垄断两淮盐业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至清乾隆时期，徽商的事业达到极盛，“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钱与权结合，利用政治势力发展商业。

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处于政治势力控制之下，徽商要取得垄断地位，也需要利用政治权力，结交官府，取得政治权力的庇护和合作。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商业受政治权力左右的明清时期，商人这种做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意园文略·两淮盐法要序》亦记载，“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亦官之可以护己也而豢之”，从而说明徽商于封建社会环境下往往与官僚进行结合，以保证徽商取得利润。由于徽商“贾而好儒”，拥有相当高的儒学修养并热衷于结交士人，因此，与山、陕商人相比，徽商更擅长于与官府打交道以实现钱与权的结合发展商业。

清道光中叶以后，兴盛一时的徽商在社会环境变迁中开始逐渐衰落。“这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清政府的腐败、经济政策的变化、咸丰年间的兵燹，以及近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等等，无一不是封建性徽州商帮衰落的原因”（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徽商因长江三角洲而兴，最终也因长江三角洲而衰落；徽商因与政治势力的结合而兴盛，也因此失去了当初的开拓性和应变性；徽商因“贾而好儒”而成就了徽文化，又因“贾而后儒”而使贾事衰落。成也萧何败萧何！葛剑雄说，“历史上的徽商由徽州社会历史环境而生，因社会历史环境而兴，最后又因社会历史环境而衰，从中可以看出徽商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变

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