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蜀华先生对中国民族学理论的探索_王庆仁

【收稿日期】2003-07-28

【作者简介】王庆仁(1948-),上海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社会学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马丽娟(1963-),女(回族),云南大理人,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民族学研究】

宋蜀华先生对中国民族学理论的探索

王庆仁1

,马丽娟

2

(1.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北京　100081;2.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　650031)

摘　要:文章指出宋蜀华先生多年来坚持民族学中国化是理论探索的立足点,提出了用“纵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民族的独到见解;在中国历史民族学的发展事业上做出了重要建树;并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表现了三个突出之处。中国民族学已开始进入自觉并走向成熟的第三阶段,即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阶段。

关键词:理论探索;中国化;纵横结合;历史民族学;生态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3)05-0057-06

中国民族学如果从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并设立了民族学组开始的话,至20世纪末已有70多年历史。在这段历程中,经过

几代民族学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中国民族学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然而,尽管这些成果中有些十分令世人瞩目,但最大的缺憾是尚未产生在国际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资深的民族学家宋蜀华先生便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位。

宋蜀华先生在回顾中国民族学发展状况时认为,我国民族学初创时期民族学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是引进西方民族学,并进一步指出:“西方民族学各学派传入我国的主要途径,一是`五四'以后一批青年学者如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黄文山、

杨、李济、凌纯声、卫惠林、杨成志等学成归国后,利用所在的大学和学术机关,宣传介绍西方民族学。二是各种主要著作的译述出版,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罗维的《初民社会》。这些书的出版使民族学知识走出了校园和学术机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民族学各流派先后传入我国者,计有进化学派、德奥民族学派即传播学派、美国批评学派即历史特殊论学派、法国民族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等。”接着又说:“由于理论倾向和研究取向有所不同,总的说来,形成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早年留学欧美的学者及其一些学生,受欧美较早学派的影响,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少数民族,多研究其传统文化,偏重于民族志的描述;

这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多在我国南方。另一种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形成的研究传统,理论上偏重于较晚传入的功能学派,研究上重视实际应用,研究对象则

多为汉族农村,也有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1]也就是说,作为学科意义的民族学研究自从在中国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引进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并用其中某些理论与方法进行中国的民族研究,还没有把创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提上议事日程。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全面学苏联的政策影响下,中国民族学界请来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们把苏联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搬到了中国,而此时西方民族学则遭到了全面的批判,不仅被全盘否定,而且也基本中断了联系。中国的民族学工作者们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工作,受到了苏联民族学的深刻影响。但是,苏联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使不少有才华的民族学家受到了沉重打击,随后的中苏关系恶化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中断了苏联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而且整个民族学研究也都终止了。显然,在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得以恢复,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民族学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国民族学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不仅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家庭、婚姻、宗教、科技、艺术等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而且世界民族研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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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卷第5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Vol .20,No .5Sept .2003

了深入的发展。由于同国外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使我们对西方和俄国(前苏联)民族学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于这个过程,宋蜀华先生总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有起有伏,直到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后来又重新恢复并获得显著的发展。”[1]但是,至今为止,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无论大陆和港台人类学界却一直是薄弱的环节。

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理论与方法对于学科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文化进化论的提出,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得以在19世纪中叶产生的基本要素,而又是进化论以后相继出现的各种学术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和深入发展,才使得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发展,学科建设日渐成熟。因此,要想打破西方民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在理论建设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并且有所超越是不可能的。

在民族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了50多年的宋蜀华先生充分认识到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与创新对发展中国民族学的重大意义。为此,近年来他专门就理论与方法问题出版了两部专著,一部是《民族学理论与方法》,[2]另一部是《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3]《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是民族学专业研究生教材,也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探索的基本建设;《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则是宋蜀华先生本人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宋蜀华先生探索中国民族学理论的特点和成果。这些特点和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民族学中国化是理论探索的立足点

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是近年来中国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经过多年的讨论,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都纷纷发表了自己对本土化和中国化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宋蜀华先生是坚持民族学中国化主张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认为:

作为一门学科,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学,

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族群及其文化,这是它

的国际性;各国的民族学者在研究中结合自身

的实际情况,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

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是它的本土性。没有国际

化,就无所谓本土化。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

盾。越是具有自己特点的民族学研究,才越会

被吸收而融入世界民族学之中。

……

总之,面对今天的世界格局,民族学的中国化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自从吴文藻先生提出来后,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这不仅能够丰富世界民族学的内涵,且可对国外民族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今天,我国的西部大开发,给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是民族学者为各民族服务的良机。正因为如此,中国民族学除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应不断向前推进外,还要加强应用研究并用之于实践,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同时,也可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民族学的中国化。[1]

宋蜀华先生的这段论述精辟地回答了上述关于中国化的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宋蜀华先生还进一步就如何在民族学中国话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点的方法论体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民族关系复杂而又地区差异极大的复杂社会,要对它进行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认真探索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

……

关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不同学派的学者,其研究的视角和着重点往往受到学派观点的影响。例如,传播学派的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墨西哥古代玛雅文化的金字塔,乃因文化传播而导源于埃及金字塔。其实二者虽然外形有些相似,但却各有不同的功能。一般人类学者并不认为二者同源。又如认知人类学者认为文化是行为的蓝图,或一套行为规范和“语法”,人类学者的责任是译解它。心理人类学者则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文化与人格形成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虽然,三者研究的着重点不同。然而跨文化比较研究和社区研究等作为一般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学派都有其实际意义。这对中国学者也不例外,但却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主要是从研究比较简单落后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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