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学发展史

论易学发展史

谈到人类思想的源头，人类始终找不到理由去规避卜文化，在科学占统治地位的当代，大多数人都想尽可能拉近与科学的关系，而关于上古时期人类与卜文化之间的关系却逐渐被人淡忘，但是在上古时期卜文化几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也是人类生活最神秘、最神圣的一个环节。在那个时期的人类面对的不仅是周遭不稳定的环境，还有对未知的恐慌，这种恐慌在当今的科学时代里早已潜伏在人类麻木的神经里，可是这种恐慌在上古时期却一直绷紧着人类的神经。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里，人类的智慧慢慢地发酵着，卜文化由神秘的仪式与咒语逐渐向清晰的文字符号化过渡，这期间的东方人灵受过什么自然界的特殊图案启示已经无所考证，但是由伏羲创造的八卦却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传说八卦流传到夏代时被演绎为《连山》，传到商代时被演绎为《归藏》，传到周朝时则被演绎为《周易》，即《易》。《连山》、《归藏》已经亡佚，最后仅留下《易》。《易》乃周文王拘于羑里时思考的结晶，最初的《易》仅含《易经》，《易经》包括：《上经》30卦，《下经》34卦，共64卦。随着西周进入春秋战国，许多文字的含义也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易经》越来越难以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弟子于是创作了《十翼》，即《易传》，来解读《易经》，此时的《易传》与《易经》是两部独立的书籍。《十翼》实际上就是解说《易经》的十篇文章，具体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易经》与《易传》合为一体，成为一本书，即现代《易》是由魏晋时期的易学大师王弼完成的，后面会介绍。

《易》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易》的思想就开始渗透到古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而关于易学的发展当从西周说起。

《周易》在西周刚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由天子的卜筮官看守，他对国家的影响是间接性的，此时的《易》是一般人无法接触的，这种情况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易》流入民间才有所改观，春秋末期《易传》的《彖》、《象》、《文言》、《系辞》已经完成。秦之前《周易》在学术的地位一直不高，但是可以推测它对当时上等智力的人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周易》也因为被看做卜筮之书而躲过了焚书坑儒的秦火，这种巧合却为中国原汁原味的保存了一笔最珍贵的思想财富，实在叫人感叹！

到了西汉《周易》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凌驾于《诗》、《书》、《礼》、《乐》、《春秋》之上，成为“六经之首”，这主要得益于孔子对《易》的重视，此时的儒家获得独尊的地位，《易》便也跟着孔夫子地位的飙升一起腾达了。

易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派系：象数派与易（义）理派。

汉朝是易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象数派的开创期与繁荣期。

秦火过后，直到汉孝惠帝时期才允许民间藏书，在这种情况下，田何为汉初传易第一人；后来汉《易》逐渐发展为三家，除田何以外，另有焦延寿与费直两家；到班固作《汉书》时，汉《易》发展为十三家，田何一系的《易》学由丁宽传至田王孙，田王孙再将其传至施仇、孟喜、梁丘贺，为了标新立异此时对《易》的理解在汉初就开始被曲解，这种被曲解当然是相对古人对《易》的理解而言的，就《易》派生新思想方面而言，说这些曲解是一种创造也未尝不可；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易》学在西汉十三家中是最具影响力的，可惜他们的研究成果大都亡佚，只有只言片语零落在汉、唐、宋的文章内；在官方流行的易学除了上述三家外，还有京房易学，京房的易学源于焦延寿，在民间最具影响力的则为费直与高相的易学；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周易》经文与传文注释最早的资料是西汉人的，而孟喜的易学因被看为古《易》的正宗，因此一直流传至唐，京房易学则在卜筮的道路上继续影响深远。

到了东汉，相比较而言，施、孟、梁、京四家的易学衰落了，那一时期，首屈一指的是费直一派的易学，费氏易学经历了由马融作传、后由大易学家郑玄作注、大易学家荀爽再作传的过程，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东汉时期的易学大家除了郑玄与荀爽外，另一人就是本于西

汉孟喜的虞樊；东汉时期易学发展不如西汉辉煌，但是今天所能接触到的较为系统的汉易都是东汉人的，其中虞樊的易学保存最为完备，成为历代易学家研究《易》的主要资料，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代的主要易学创作有郑玄注的《易纬》系列珍籍，京房的《京氏易传》、孟喜的《周易章句》、焦赣的《焦氏易林》、虞翻的《周易注》、苟爽的《周易注》、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等著作，其影响都很大。

然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象数派的研究分支越来越多，这就使《易》学研究的雪球越来越大，象数越演越烦，最后崩溃，势在必然。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三国时代本于费直的易学大家王弼重视易理的易学脱颖而出，使王弼成为易学易理派的开山鼻祖，这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周易注》一反汉人的琐碎，以简易的语言为《周易》作注，给易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王弼最重要的贡献是开辟了研究易学的新方向，将象数的研究作为辅助手段，将得“意”定位研究易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否定研究象数的价值，王弼这种对《易》“象”认识的升华为后来宋人以“理”说易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同时也为世人对《周易》的附会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如王弼的盛名一样，也有大量世人对他进行了贬斥，但是不管怎么否定，在易学领域他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唐代至宋代，王弼对《周易》的注本成为官方的标准注本。

到了南北朝时期，易学有“南学”、“北学”之分，“南学”治易取王弼，“北学”治易取郑玄；至隋朝后，“南学”兴起“北学”衰亡。

唐朝时，受命于唐太宗，孔颖达采用三国王弼、晋朝韩康伯的注本，自己作疏，创作了《周易正义》，这是一部对唐宋儒生影响深远的著作，对于研究魏晋时期的易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唐朝由于大部分读书人归于佛教，易学的发明创作不多，除了《周易正义》外，上的了档次的仅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史微的《周易口诀义》，郭京的《周易举正》；由于汉人《易》至唐衰微，幸亏陆德明、李鼎祚对当时汉人易的摘录，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一手原始汉易资料，尤其是《周易集解》，今天之所以能够对汉《易》做出研究，绝大部分赖于此书。

进入宋朝后，易学研究迎来了它的第二次高峰。

宋人治《易》不仅著作丰富，而且特别注意“图”、“书”的发明，这是宋《易》的突出特点，其中河书洛图就是宋人附会古人易注中的“图”、“书”创造出来的；在由宋至清的数百年时间里，《易》图据说达到上千种，形成宋元明清时代讲易的一支新学派，即“图”“书”之学；据邱汉生考证，宋代几乎所有理学家，如程颐、陆象山、朱熹都对周易做过注，由此不难想象宋人对《易》理的阐述与发挥给统治中国长达700多年的宋明理学所带来的影响！宋人中对易学贡献较大者是朱熹，他的主要创作是《周易本义》；宋代易学创作另有张载的《易说》、陈瓘的《子翁易说》、朱振的《汉上易传》、郑刚中的《周易窥余》、杨万里的《诚斋易传》、吕祖谦的《古易音训》、魏子翁的《周易要义》，赵儒楳的《周易辑闻》，俞琬的《读易举要》及《周易解说》等等。

元代时，易学创建不多，大多数人在宋《易》的基础上，要么继续发挥“图”“书”要么继续谈论“性”“理”。

明代时，官方标准本为胡广的《周易大全》，此书的注本采用程颐的《易传》与朱熹的《本义》，如元人一样，明人在易学领域也多无建树，主要创作有来知德的《周易集注》、黄道周的《易象正》、何楷的《古周易订诂》、张次仲的《周易玩辞困学记》；明代200余年间，易学主要是跟在宋人的屁股后面，特别是万历之后又将心学、佛家禅学掺入易学，是《周易》研究的衰微期。

进入清朝后，易学研究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高峰。

清初，宋《易》仍占统治地位，但是汉《易》的再次出现立即带来了两者之争，此时的康熙没有采取一边倒的措施，而是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方针，于是在清朝便出现了汉、宋《易》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将汉、宋《易》糅合掺杂在一起的做法使汉《易》复萌之后，最终站稳了脚跟，也使清朝成为历代易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清朝二百年间，易学人才辈出，著作极丰，但是真正构成清人易学特色的还是清儒对两汉魏晋南北朝著名易学家谈易之文的辑录、整理与考证，特别是对汉《易》的辑录与校勘是清人在易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如果说中国两千余年的易学研究中确有汉、宋两大家，那么清儒便以其敢于争鸣的学风与务实态度成为我国汉、宋及诸家易学的荟萃者与总结者。

时至今日，易学研究似乎又进入了一个衰落期，易学常常被附会于科学的研究成果，但这往往是没有说服力的；易学在今日的突破口也许更应是摆脱神秘主义，尽快将其调整到如何在新时代激发人类产生原创新思维的轨道上，这种新思维不仅能够指导实实在在的科学创造也能进一步满足人类形而上的精神需求，对于此我们应该对易学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而对于易学卜筮方面的预测能力也不应被人类忽视，因为关于未来任何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在人类的意识里给预知未来的渴望注入一丝希望呢？

记于2014.2.8凌晨1：36（根据刘大均《周易概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