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为著名的理论流派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批判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通常它被简称为批判理论。

这一派的理论主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

在过去50年间，它已经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传播占据了这一理论流派的中心位置，因此，它对大众传播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是指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关的一群德国知识分子。

该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它迁往纽约，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又迁回德国。

其主要成员包括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

虽然这些人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但他们的理论最初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提出的。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学术性的，这些学者前后移民美国。

他们的研究兴趣也逐渐转向大众传播，把媒体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压制性结构。

一“文化工业”理论“文化工业”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这一名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辨证法》（1947年出版）中首次提出的，是用来取代“大众文化”的专门概念。

其实，就“文化工业”的根本特征而言，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和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开了文化工业批判的先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政治、艺术和文学理解为“工业本身的一个特殊部门”，并明确指出，在异化范围内，“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

“这就第一次把人的“文化”同“工业”活动联系起来，第一次把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统一起来。

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说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某些特征：非生产劳动是艺术家“天性的能动表现”，生产劳动则是被资本家雇佣，为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

商品生产的逻辑日益渗透并控制了艺术生产，艺术家蜕变成为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雇佣生产者，艺术品也就变成了无个性标准化的商品。

以上种种思想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了发展，成为其批判理论的重要范畴——“文化工业”概念的萌芽。

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文化工业”概念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本杰明、哈贝马斯等人也对这个主题加以阐述，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他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和《文化工业的再思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辨证法》、霍克海默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和《作为文化批判的哲学》、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马尔库塞的《艺术的肯定性质》、哈尔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等。

其中尤以《启蒙辨证法》最为经典，它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工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全面的否定。

围绕着文化工业的本质特征，法兰克福学派从下面几个方面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第一、文化服务与资本的权利。

第二、艺术作品的商品化、消费化使艺术从精神领域蜕化成为一种物化的文化，从而剥夺艺术本应具有的反抗和批判功能。

第三、先进的工业技术使各种文化形式能更好的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所以文化产业是一种“更为意识形态”的大工业产品。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中，更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集权主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操纵。

哈贝马斯继承了从马克思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根据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理想型，从规范的角度，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大众文化在形成之初是有着历史贡献的，主要表现在对公共性和公众批判意识的培养上面。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显然是接受了洛文塔尔和本雅明的观点。

但同时，他也指出，本雅明把大众文化的解放功能宗教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应当还是在于启蒙和教化。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样，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组成因素的大众文化也走上了一条肯定现状的路途。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种大众文化已经彻底丧失了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

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再一个则是"人为的公共领域"。

如果说消费主义是主宰社会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人为的公共性"则是政治概念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

而无论是消费主义，还是"人为的公共性"，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文化的剩余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观念批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也可以更好地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为重建文化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对后来的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越来越显出其极限性。

1980年以后，从文化产业化的观点出发，人们对文化产业的关心更全面，也更具体化了。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基础理论”跟“应用理论”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二普遍语用学和社会转型理论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强烈的回应。

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但是，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缺乏一个公认的、统一的理论模式，因而无法概括其各个成员所共用的特征。

当代最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是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他的普遍语用学和社会转型理论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其影响也在日益增加。

毋需置疑，他是当今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言人。

他对各种理论流派进行了广泛的借鉴，对传播和社会提出了有条有理的批判性主张。

下面我们来看看仔细讨论一下他的贡献。

哈贝马斯指出，对社会的理解必须结合三种主要的利益：工作、互动和权力。

这三种利益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种利益是工作——它包括了创造各种物质资源的努力。

它具有鲜明的工具性本质——即完成有形的任务和达到具体的目标。

因此从根本上说，工作是一种“技术性利益”。

它包含的是工具理性，因此要用实证—分析的科学加以体现。

换言之，技术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可以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从而获得实践性的结果。

通过工作可以设计电脑、建造桥梁、把卫星送入轨道、管理各种组织和进行各种令人惊奇的医学诊疗。

第二种利益是互动——即使用语言或者其他种类的传播符号系统。

由于社会合作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十分必要，所以哈贝马斯把它称为“实践性利益”。

它包含的是实践性的推理，因此要用历史学和阐释学来加以体现。

互动利益主要表现在演讲、集会、心理治疗、家庭关系和其他合作性的行动。

第三种利益是权力。

社会秩序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权力的分配，但是人民仍然期望能把自己从宰制中解放出来。

权力导致的是被扭曲的传播，但是，如果社群成员意识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宰制作用，那么他们自己就会努力去改造社会。

结果，权力就成为一种“解放性利益”。

权力的理性在于自我反思，批判理论探讨的恰恰是这个主题。

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理论是具有解放性的，这是因为它们给那些弱势群体赋予了权力。

哈贝马斯特别关心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利益的宰制。

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相互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公共领域无法防止私人的技术性的压制。

在理想状态下，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应当取得一种平衡。

强有力的公共领域可以为自由发表意见和进行争论创造一种“大气候”。

但在当今社会中，这种“大气候”被扼杀了。

哈贝马斯把传播和交流奉为实现解放的关键性因素。

这是因为语言是实现“解放性利益”的主要手段。

因此，传播和交流能力是有效参与决策的必要条件。

如果你具备了这种能力，就应当知道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通常需要运用雄辩的技巧。

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

当今的言语—行为理论总是跟约翰·席尔勒（John Searle）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按照这一理论，言语—行为是用来表达一定的意义和意图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

通常情况下，言语—行为是一个句子。

但是，只要遵循那些能够实现意图的规则，或者说能够进行语言游戏，一个词语或者短语也可以成为言语—行为。

当人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实施一种行为。

这种行为可以是陈述、质疑、命令、许诺或者其他各种可能。

因此，言语实际上不止在指涉特定的事物，而且也做了特定的事情。

这就是说，言语也可以被视作一种行为。

因此，言语—行为理论所强调的并非是符码分别所指涉的单个事物，而是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的意图。

哈贝马斯把自己的言语—行为理论称作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它所研究的是语言的普遍性规则。

他概括了三种类型的言语行为。

第一种是断言（constatives）或者是坚持某种意见，运用它可以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观点是真理。

比方说，你卷入了一场老姊纠纷中。

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你可以指控资方给了他们不公正的待遇。

第二种是规范语（regulative）意在对个人或者群体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例如命令、许诺等。

在以上的劳资纠纷的例子中，你有关不公正待遇的陈述旨在把资方带到谈判桌上来，一场，这一陈述就是规范性的。

在此，你想要用某种方式来影响对方，从而达到规范其行为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引发谈判。

最后一种是宣称语（avowal）。

它能够来表达说话人的内在情绪，从而强化说话人的自我表达。

例如，在劳资谈判的过程中，参与者通常会表达对对方行为的愤怒情绪。

更进一步说，言语行为的种类决定了你的陈述应该达到的合理性的程度。

说话人使用断言了阐明其观点的真实性；使用规范语来达到言语得体的标准；而使用宣称语时必须做到发自内心和真实坦诚。

哈贝马斯使用了“话语”这一术语来描述说话人在遇到挑战时所必须采取的特殊传播形式。

与一般传播形式不同，“话语”指的是系统化的辩论过程，其中说话人可以做出特殊形式的申诉来阐明其主张的合理性。

按照话语所辩护的言语—行为的类型，哈贝马斯把话语分为三类：1 性话语是用来为真理假说做辩护的，它所强调的是证据。

2 得体性的争论所运用的是实践性话语，它所强调的是模式。

如果你试图与资方进行讨价还价，遭到他们的拒绝，那么你就要创造出实践性话语来阐明，进行谈判是十分得体的解决办法。

如果你的真诚受到怀疑，你就要采取特殊的行为来表明你的真心。

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话语，比如说是直接的行动。

3 有时候，就要入更高一级的话语层面——哈贝马斯称之为“元理论话语”(metatheoretical dis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