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

1924～1927年和1937～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而进行的政治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成果。为了挽救共和，孙中山先后领导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另组中华革命党，但旋起旋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看到中国革命的新曙光，开始与苏俄和中共建立联系。1918年夏，孙中山和苏俄政府建立了联系。共产国际派出G.N.魏金斯基、G.马林、C.A.达林等人与孙中山会晤。1923年1月，苏俄驻华大使A.A.越飞赴上海，同孙中山会谈，发表《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表明孙中山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正式确立联俄政策。与此同时，孙中山与中共开始接触。陈炯明叛变时，中共声明支持孙中山。1922年6月，中共发表的时局宣言肯定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同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作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不久，中共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接受共产国际建议，决定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会后，陈独秀、李大钊、马林等会见孙中山，建议他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欣然接受。1923年6月中共三大进一步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确定了两党合作的方针。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改组国民党。他在上海召开改组国民党的会议，成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改组案起草委员会。又派员赴苏俄考察，聘用苏俄政治、军事顾问来广州工作。1923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改组特别会议，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在次年1月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65人，共产党员约占14％。大会选举组成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正式标志着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从一个单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联盟，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政治基础。

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出现了以推翻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大革命高潮，工人、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了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势力。然而就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阶级拉拢、收买国民党中的右翼势力，破坏国共合作。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政变，实行反共“清党”，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失败。

第二次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处于军事对抗状态。从30年代起，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基于民族大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12月，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日益受到抵制和批评，不得不考虑作适当调整。自1935年11月召开的五大以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态度逐渐强硬，谋求改善对苏关系。同时，国共双方在国际、国内通过多条渠道进行秘密接触。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在有利于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调停。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迫使蒋介石同意以下条件：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

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集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弃军事“剿共”的政策，粉碎了日本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次日，中共中央发布全民抗战的通电。15日，中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17日，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蒋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全面抗战的主张。同时将所属武装力量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9 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广播了中共关于两党合作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并在组织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曾就国家统一、和平建国等问题举行政治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和平协定。然而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在完成其军事部署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至此，国共合作被迫中断，双方展开大规模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