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史论文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美国外交史姓名：梁铁芹学号：2009210035 专业：历史学概要：19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对华交涉时处处追随英国的炮舰政策，奉行“搭便车”外交，以分取一杯羹；19世纪60年代，美国联合英、法等强国为进一步维护和扩大在华特权，由蒲安臣推行“合作”政策；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展和大陆铁路的完工，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华浪潮，美国开始实行排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单独提出对华“门户开放”，初步体现了美国对华外交的独立姿态。

关键词：“搭便车”外交“合作”政策排华政策“门户开放”学术界对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阶段，尤其是对排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入，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但是对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就显得有点单薄，本文就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19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搭便车”外交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打破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美国开始实行以侵略为特征的不对等外交。

鉴于美国生存在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圈内，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抗衡；又正忙于开展西进运动和向拉丁美洲扩张势力，而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分量很小，没有必要像英、法那样在中国咄咄逼人。

因此，美国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外交的“和平”旗号“选择追随英国的办法，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标。

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①”，奉行被欧洲国家极为不屑一顾的“搭便车”外交，来谋求在华利益，这是美国在当时保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

英国以炮舰外交打开中国大门后，美国权衡利弊，在其“还是强国中一个不发达的弱国，即使有在东亚施展政治和军事权威的愿望，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②”的情况下，决定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坐收渔翁之利。

1842年8月《南京条约》开创了列强强迫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恶例，美国不再无动于衷。

12月30日，美国总统泰勒在国会咨文中的提议“国会拨出专款、遣使团来华、要求通商权利、处理外交事务和保护在华侨民③”就被国会采纳，总统任命凯莱布·顾盛为赴华专使。

1843年5月8日国务卿丹涅尔·韦伯斯特训令顾盛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政策的“和平”旗号，步英国后尘，力争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获得在华特权。

而在中国，清廷“天朝上国”的信念受到致命挑战，为阻止顾盛使团北上，于1844年7月3号，以《南京条约》为蓝本，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美国援引英国在华特权，获得最惠国待遇，成为其此后共享条约体系的法定依据。

因此，顾盛曾趾高气扬地宣称“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

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打开得更宽阔了④”就很形象地说明了美国首次搭英国便车的外交方略大获全胜，以损害中国利益为条件，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初次披上了几件帝国主义的衣着⑤”就充分体现了其侵略性质，美国伪装和平的假面具被拆穿，美国人在中国的“美好”形象大打折扣，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成为近代中美不对等外交史的开端。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靠拾英国人的牙慧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侵略特权，这在外交界一直为西方国家所不齿，“美国作为一个伙伴跟在英国的后面，泰然自若地分沾了英国在中国的侵略特权⑥”就是明证。

但此时美国对华的外交决策是正确的，它不仅适应了国内外形势，而且很明智地借用英国的强大的实力，为美国在华争得了切合自身实际的条约权利，为其以后对华外交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二、19世纪60年代美国“搭便车”外交中蒲安臣的对华“合作”政策美国正忙于应对国内战争，对欧洲各国企图瓜分中国的行动，“既没有阻止的能力，也没有参加分割的力量⑦”，因此美国为维护其在华条约权利，国务卿西沃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成为其最好的选择。

“合作”政策是由美国倡导，美、英、法、俄四国共同付诸实践的联合侵华政策，而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则成为其积极推动者和实际执行者。

1862年2月，美国国务卿西沃德训令蒲安臣“美国的在华利益，按我的理想，是和我所提到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一致的。

国务院指示你，要与他们协商与合作，除非有充足理由，个别情况可不与他们联系⑧”就说明了西沃德把与列强“合作”作为对华外交的基本思想。

而蒲安臣把“合作”政策加以扩展，把“理想”和“利益”并重，在与列强合作的同时，也注重和清廷合作，这就是他与西沃德的不同之处。

首先，蒲安臣作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从美国切身利益出发，面对英、法、俄对中国领土的强势掠夺，以保护中国领土完整为幌子，照会中国当局“任何中国土地的让与，就是缩小了美国的条约权利。

依照条约，美国在所有条约商埠内，有权自由买卖与居住。

故让与任何一部分土地为一国租界地，必然妨碍美侨享有之自由买卖与居住的权利⑨”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护欧洲均势的目的，同时也与清廷反对列强分割中国的意愿不谋而合，找到了中美利益的汇合点，再加上中国政局的变动及总理衙门的设立，使“合作”政策具有合法性和可行性。

蒲安臣说“我们在中国，正企图用公平的外交关系代替武力；我们希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美、英、法、俄）用合作为一般原则，来进行对中国的交涉⑩”披着貌似公允的外衣，将美、英、法、俄合伙侵略中国的行为解释得冠冕堂皇，以所谓的“公平”粉饰侵略，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外扩张所惯用的花招和手段。

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借清廷委派他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出使欧美各国的机会，以美国利益为基点，背着清政府擅自与美国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通过外交程序使招募华工合法化，为美国扩大拐骗华工的交易推波助澜，为华工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

其次，蒲安臣在推行“合作”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时能够适当地照顾清廷的利益，“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11”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清政府的好感和信任。

1863年，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在到达中国沿海港口时被劫，美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要求清政府赔偿，蒲安臣拒绝交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合法利益。

另外，在处理“白齐文”事件、“阿难达”艘队事件等细小事务上，蒲安臣都把中国利益考虑在内，缓和了同清廷的关系，使清政府把他和英、法、俄等国公使区别对待，提高了美国“和平友善”的外交形象。

蒲安臣作为一个二流强国的公使，其推行的“合作”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传教得到扩展，贸易增加了3倍，科学家被聘请，惠顿的《国际法》被翻译和采用，军事教育被采纳，近一百人为中国机构服务12”使美国在华利益倍增，达到了美国政府预期目的。

蒲安臣推行的“合作”政策，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蒲安臣在列强和清廷之间的斡旋、调解以及调停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和好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其同英国的外交关系，促进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公开勾结，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三、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疯狂的排华政策西进运动已近尾声和太平洋铁路基本完工，“早期他们（华人）的到来，我们从中得到了特殊的好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个时代了，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些工程…我们从这些劳工身上得到的特殊好处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13”华工对美国的经济开发作用大打折扣。

又“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资本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14”而美国资本家和下层民众的矛盾加剧；加上美国种族主义思潮泛滥，资产阶级、政党、政客的煽动及美国政府的纵容，美国国内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华浪潮，为适应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在对华外交中实行排华政策。

美国排华政策主要是以美国政府的排华法令、移民局的设立以及美国资产阶级鼓动策划的排华暴行等方式得以实现的。

首先在排华法令方面，美国政府立法排华的范围不断扩大，排华法令频繁出台，一项更比一项苛刻，促使美国的排华运动不断升级。

1879年，美国国会就已经通过了“十五名乘客法”，虽被海斯总统否决，但作为正式的法律条文，“十五名乘客法”为进一步的排华运动打下了基础；1880年，以安吉拉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与清廷签订《中美续增条约》，修订了《蒲安臣条约》中关于“两国移民自由”的规定，导致中美两国自由移民时代的终结；1882年，国会通过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美国政府高层的明文支持使排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合法性，排华政策正式成为美国对华的既定方针，把排华运动推向了高潮；1888年国会通过的《斯科特法案》和1892年通过的《吉里尔法案》及1898年美国将排华政策扩大应用于夏威夷群岛等都以官方法律的形式剥夺了在美华人和华裔美人的合法权利。

美国一系列排华法令的出台，使排华运动不断升级，由排斥华工到排斥中国商人、留学生，甚至中国外交官员最后发展到全面排斥中国人，使华工遭受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排华风暴。

其次，国会在1891年设立移民局，1900年责成其全权负责中国移民的行政事务，对华人具有广泛的处置权。

以鲍德利为首的反华分子控制了移民局，利用移民局的行政权力大肆排斥和残酷迫害华人，“为了保证能排斥所有劳工，移民局企图尽可能将网张大，甚至不惜捉拿一些不属于排斥范围的人15”就充分体现了美国官方赤裸裸的排华政策，排华运动进入了一个更为严厉的新阶段。

此外，在美国资产阶级策动的排华暴行方面，其对华工的迫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成群结队的美国暴徒“在街道上对华人投掷石子、砖泥、拳打、鞭打、脚踢，踢到后在华人身上践踏，从华人提的筐子内盗窃蔬菜和衣物，用刀割去华人的发辫，从女人头上抢夺装饰品16”华人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和侮辱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1885年发生在怀俄明州的石泉惨案更让人愤怒，在700多名华工集居的住宅区，被几百名流氓、暴徒放火焚烧，所有财物被抢劫一空，损失达148000美元之巨，华工廖臣颂等28人当场惨遭杀害，重伤15人，被驱逐者约600人，这是一起性质极端恶劣的打砸抢杀事件，凶手理应被严肃处理，而事实上其在美国政府的大力纵容和美国资产阶级的庇护下逍遥法外。

诸如此类的情形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中国虽有驻美公使，“前任公使伍廷芳固绝妙口才，熟悉外交，争之甚力，与金山府尹某氏，几至动武，而卒以无效17”这就是中国当时对美交涉的普遍结果，中国的弱国地位使清政府在对美侨务交涉中收效甚微，华人仍然处于接近无保护的状态。

美国残酷的排华暴行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1905年中国掀起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使中美贸易大幅下降，“1906年输华的美货顿减，美国棉货输华数量减少一半，矿物油仅为1905年的三分之二18”严重影响了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中美外交史上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同时也使中国深刻地认识到强大的国力是开展有效外交的坚实后盾，也是保护海外华人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