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大序

论述《诗大序》的文学思想

【摘要】《诗大序》为《诗经》的研究著作。

《诗大序》阐述了《诗经》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提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并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本文试就这些思想，对《诗大序》的文学思想作一粗浅的探索。

【关键词】诗经毛诗大序小序子夏毛公卫宏六义

一、经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秦统一中国之后，我国的文化进入了统一的进程。但秦王朝采取文化专制政策，而且这个王朝存在的时间极短，严格说文学上并无建树。汉兴，文化的统一进程得到继续。汉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盛期之一，在文化上也有重大的建树。这首先就表现在文化的融合上。齐文化与楚文化融合中原文化，成为汉文化的基础。其次表现在儒学的空前发展上。汉初是尚黄、老的，思想上崇尚无为。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以儒学缘饰吏治，思想领域也进入大一统时期。此时之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已建立起一套与大一统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天人关系，君权神授，天君臣民有严格的纲纪遵守。这一思想体系给了我国后来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以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当时当国家从长期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时候，这套思想体系，是与它相适应的，具有其积极的意义。政治和思想的大一统，影响于学术领域，就是经学的高度发达。经学的发达，又给文学带来功利目的。汉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上发展起来的。《诗》被尊为“经”，用于吏治；对于楚辞的评论依“经”立义；赋的创作目的明确的说是为了讽谏。经学给文学以约束，给它规定了发展的方向。

二、《诗经》的流传

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诗、文是主要样式。诗的最早的形态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歌谣。早期的诗来自民间，多数为集体创作。经采集删订，成《诗》三百，用之于宴飨、讽颂、言语。《诗》的时代，诗、乐、舞是一体的。从文学的角度说，初期出自民间的诗，或有非功利之目的；但是删定而用于教育、用于政治外交场合之后，它的非功利的目的也就消失，而赋予了功利的目的。这就是说，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诗主要是以其实用的功能存在的。诗的创作是一回事，诗的解读是另一回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本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以后才尊为“经”。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中）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共305篇。包括《国风》（分为十五国风）160篇，《小雅》74篇，《大雅》31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40篇。《小雅》中另有6篇“笙诗”，仅存诗题，不在305之数。

“《诗经》”是后起之名。从“诗”或“诗三百”，到尊之为“经”，称呼的变化与《诗经》的作用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有关。秦以前，除去祭祀、宴享时奏唱而外，《诗经》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常常作为外交场合言谈应对的辞令，一是作为教育的课本。在外交场合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情形，《左传》中多有记载。而作为教本，大约由孔子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人焉。”《论语》载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阳货》），可证司马迁之言不诬。这个时期，《诗》是一种比较平实有用的工具，还没有上升为不可违背的“经典”。秦火之后，《诗三百》随其他典籍一道遭焚。只因为它是乐歌，有幸在学者的记诵中得以保全。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即：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赵人毛苌。或取其国名，或取其姓氏，而称为鲁、齐、韩、毛四家诗。《诗经》在其编辑之初，人们便着眼于它的实际用途；到了汉代，经学兴起，学术与政治联姻，《诗经》作为五经之一而显赫、兴盛，一跃而为儒者言必称引、论必为据的经典。鲁、韩、齐三家诗先后于文帝、景帝时立博士学官，属今文经；毛诗出现稍晚，又是古文经，未得立。但是到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随着郑学大昌，毛诗遂独行于世，其余三家诗逐渐消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便是毛诗。

三、《诗大序》的内容

《诗大序》为《诗经》之研究著作。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据清代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但三家已失传，而《毛诗序》独存。前人认为现存《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一般认为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也有人认为《诗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小大之异。

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

汉代郑玄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对此魏晋以来无异议。至刘宋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提出《诗序》为东汉初的卫宏所作。

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以为《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又作增益润色。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借之子夏以自重”。

宋代王安石认为《诗序》为诗人自制；程颐认为“小序”是国史旧文，“大序”出于孔子；郑樵则认为《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自朱熹直到清代的姚际恒、崔述、魏源、皮锡瑞等，都持卫宏作《诗序》之说，因为《后汉书·儒林列传》明言“(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但也有人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小序”首句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卫宏可能是最后的集录、写定者。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序》提要及清代崔述《通论诗序》可资参考。

诗小序：是《毛诗》中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往往先列教义，从美刺立言，以见诗人之情；随附史事以明之，材料则多取自《左传》。其论各篇之主旨，除《颂》之外，《国风》一百六十篇中，美诗仅十六篇，刺诗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中，美诗仅四篇，刺诗四十五篇；《大雅》三十一篇中，美诗七篇，刺诗六篇，故后人有“强分美刺”之评。朱熹云“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然《诗序》的讽刺之说于后人作诗多寄托、言于此而意在彼不无影响。

诗大序：《毛诗》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说)

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序》中提出了“六义”、“正变”、“美刺”等说。

“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的“风”、“雅”、“颂”一般认为是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六义”的提出，把《诗经》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了一步。

“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