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写实小说

论新写实小说

提要：新写实小说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现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还原小人物的灰色生活，以生活流的方式来展现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零度叙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新写实小说涌上文坛，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一方面作家厌倦了传统现实主义那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创作充满正面色彩和理想主义作品的手法，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角度；另一方面，由于寻根派小说的远离现实和现代派小说的故弄玄虚，作家和作品正离读者越来越远，作家们为了找回失去的读者，必将寻找新的契入点去关注人生。另外，在八十年代末那个价值趋与多元和混乱的时代，终极理想幻灭，个人生存问题开始凸现；在文学上，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中心话语受到冲击，开始解体，其中一部分作家向民间话语逃逸，于是关注普通人生存的新写实小说出现了。

新写实小说一出现就因其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新写实小说被批评家所抓住的第一个特点也就是其展示了芸芸众生琐细而本真的凡俗生活。新写实小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写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烦琐的生活，生活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命运的大事，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普通人在这种生活中翻滚、随波逐流，尴尬而无奈。评论界一般认为方方的《风景》是新写实小说的发轫之作，《风景》就展示了一幅普通人灰色人生的风景，小说讲述了武汉市贫民区河南棚子中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的生存史，描述了一家人在困厄中挣扎和彼此见的殴斗，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在这里得到一一展示。一家11口人挤在一间13平米的靠近铁路的房子里，火车每隔七分钟一趟，带着震耳欲聋的噪音。大哥15岁工作，因为没有地方住，长年上夜班，二哥三哥十几岁就到火车上偷煤，七哥五岁就开始捡破烂捡菜，他们整日劳碌奔波，过得艰辛而凄惶。家里没有丝毫的家庭温馨，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手足之情，而是相互欺诈。在这里生活没有丝毫的诗意，有的只是生活的沉重和残酷，他们都在艰难地活着。方方总是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剖析着人性中的弱点和病态，她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这一家人的生活。但最终却是理解认同了这一切。

最能代表新写实风格的是池莉的小说，与方方的冷峻批判不同，池莉对普通人的生存的关注更多地是一种同情和理解，她总是以平静而温和的语调去叙述普通市民社会那艰难而烦恼但也充满希望和温馨的生活。池莉的人生三部曲《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烦恼人生》描写了人生不同阶段上的尴尬无奈，人们在小说中发现原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来不得半点浮华与虚饰。生活是严峻的，并不象想象中的那样充满鲜花与幸福，但生活又是实实在在的，给你以安稳坚定。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烦恼人生》，正如题目那样，写的是烦恼的人生，小说写了青年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生活，一件件杂乱烦琐的而又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都在纠缠着印家厚，使这一天显得漫长而难耐。这种漫长而难耐的不仅仅指生活本身，而且也指这种生活引起的主人公心里的一连串烦恼，给人以更深的疲惫感。每天都要这样生活着，激情和理想都已消磨殆尽，剩下的只是每天去认真地应付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希望明天会更好一些。小说并没有给人以“面包会有的”那种盲目乐观，但在这种烦琐生活的底层，在主人公踏踏实实的生活的背后，有的却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有着对未来生活的希冀和渴望。

新写实小说就是这样诉说着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写了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遇

到的种种琐事，生活本来就是由无数日常琐事构成的，不可避免。作家们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反映生活，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枯燥乏味、令人欲哭不得欲笑不能。但小说不仅仅只是反映了这些生活，小说总是融入了作家的情感体验，作家关注的不仅仅只是生活，更是普通人在这种生活中的生存状况，新写实作家真正体现了写实，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切身的感受。新写实小说以生活流的形式，以强烈的平民意识关注着凡庸卑琐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展示出芸芸众生的一幅幅灰色的人生风景，那些小人物以各自的方式生存真挣扎着，他们的生存环境是那么的残酷，人生的愿望是那么的卑微。

新写实小说对人物琐碎生活的描写给我们展示了下层小人物的生存困难，生存竞争和生存悲剧。池莉曾说过“哈姆雷特的悲哀在中国有几个人有？我的悲哀，我那邻居孤老太婆的悲哀，我的许多熟人朋友同学同事的悲哀却遍及全国。这悲哀就如一声轻微的叹息，在茫茫的苍穹里缓缓流运，那么虚幻又那么实在，有时候甚至让人想不到，值不得思索，但它总有一刻让人感到不胜重负。”[1]作者是同情她笔下的人物的，那些小人物每天在那些凡庸琐事中打滚，他们不会有哈姆雷特那样的悲剧，但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消磨了激情消磨了理想。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一定很不容易察觉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2]新写实小说讲述的就是这些平常悲剧。

这些平常悲剧大多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人在生存环境的制约下随波逐流地生活着，无处可逃。印家厚仍将一天又一天地被那些琐事所围绕，辣辣辛苦一辈子，一家人却仍然没有好的归宿。只有《风景》中的七哥，他要出人头地，来报复哪个曾苛待过自己的社会环境，为此他不择手段，那个苏北佬曾对他说：“对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他照此去做了，也因此成功了。作家对此采取了宽容谅解的态度。方方曾说过：“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必然会使开过眼界的七哥们不肯安于现状。改变自身的命运差不多是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一生奋斗的目标。”[3]在对主人公妥协于现实的一方面，作家们一般都持认同态度，虽然说缺乏批判精神，但这更体现了新写实的写实精神，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作家们正是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认可世俗生活的。

刘震云关注人的生存处境的角度与池莉方方婚恋家庭角度不同，他主要从单位、官场角度去展示人物的生存状态。刘震云的一系列小说《新兵连》、《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都是在一个浓缩的小社会里去展示人们的生活。单位不象家庭那样是一个避风的港口，而是一个角斗场，与单位相连的生存，不仅同样是最日常最平凡最琐碎的，而且也是最残酷最复杂最扰人的。单位里不仅有小人物的挣扎与奋斗，还有“官人”们的角逐与撕咬。刘震云小说关注的是权力对个人命运的无情捉弄及权力对日常生活的顽强渗透。《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在权力弥漫的社会里为了活得好一点，违心地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单位》里的“贵党”成了小林想追求的党，并违心地给党小组长女老乔送礼，他自己也觉得活得窝囊，但毫无办法。权力支配着一切，崇尚权力，不过是更全面深刻地为权力所控制。《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在家庭生活中也操碎了心，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的消磨中，小林变得成熟了。没有任何权力的人们，总是生活在一个不断“屈从”的状况下，然后一有机会就会自觉使用权力。刘震云说：“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