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幸福”悖论的发现与验证——基于北京市16区的数据分析
《2024年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范文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篇一一、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生活圈的规划与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基于时空间行为的研究方法，探讨城市生活圈的规划策略，旨在为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研究背景与意义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圈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
因此，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深入研究居民的时空间行为，可以更好地了解城市生活圈的运行规律，为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时空间行为理论与城市生活圈规划时空间行为理论是研究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和变化规律的理论。
在城市生活圈规划中，时空间行为理论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通过分析居民的出行行为、活动规律、时空分布等，可以更好地了解城市生活圈的需求和特点，为规划提供依据。
四、北京市时空间行为分析4.1 数据来源与方法本研究采用多种数据来源，包括GPS轨迹数据、问卷调查、社交媒体数据等。
通过数据分析方法，如时空可视化、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等，对北京市居民的时空间行为进行分析。
4.2 居民出行行为分析通过对居民出行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北京市居民的出行行为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
早晚高峰时段，居民出行主要集中在工作、学习和购物等方面。
在非高峰时段，居民的出行行为更加多样化，涉及休闲、娱乐、旅游等方面。
4.3 城市生活圈特点分析根据时空间行为分析结果，可以总结出北京市城市生活圈的特点。
如城市核心区的功能多样化、城市边缘区的居住功能突出、城市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等。
这些特点为城市生活圈的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五、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策略5.1 优化交通网络根据居民出行行为的时空分布特征，优化交通网络，提高交通效率。
如加强城市核心区的交通疏导，完善城市边缘区的交通设施，提高公共交通的覆盖率和便捷性等。
效用论、互动论与幸福感：解读中国的“幸福悖论”
效用论、互动论与幸福感：解读中国的“幸福悖论”作者：丘海雄黄嘉文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01期关键词：幸福感；幸福悖论；效用论；互动论摘要：回顾和梳理“幸福悖论”的两种主要范式，在中国情景下对其进行验证与分析。
研究资料源于2012年珠三角发达地区的问卷调查。
研究结果发现：效用论和互动论两种范式均有较高的解释力，二者对解释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低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更多源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中上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则主要归结为社会互动的增加。
中图分类号： C91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3507一般认为，有钱的人感觉更幸福，因为金钱能够使人远离贫穷、饥饿和疾病。
早期西方研究也表明，无论在富裕还是贫穷国家，收入对幸福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1]后来，主流经济学更是将效用直接等同于幸福，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至此，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变成一种恒定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断都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工业化前期，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仅能满足基本的生存状况，经济因素自然成为决定个体幸福的重要条件。
然而，在过去的50年里，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伊斯特林在1974年提出的“幸福悖论”，即收入并不总能促进幸福感的提高，在不同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可能是微乎其微，甚至呈现曲线或负向关系。
[2]从世界范围来看，诸多国家的经验事实也证明了“幸福悖论”存在的普遍性。
如，从1975年到2006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增长了18.5%，但居民的幸福感却没有三十年前高。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中国仍然没能因此摆脱“幸福悖论”的魔咒。
世界幸福研究结果表明，从1990到2001年，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发展轨迹。
效用论、互动论与幸福感：解读中国的“幸福悖论”
他人 的互 动过程 中获得 的 。对于 “ 幸福 悖论 ” 的 解 释 ，“ 互 动论 ”试 图摆 脱 经济 因素 的制 约 ，从
社会 层面 寻找 分析 的 突破 口。其 中 ，社 会支 持 与
社会 参 与是构 成社 会 因素 的基本 构件 ，对个 体 幸
的对 比，他 认 为相对 收入 对幸 福感 的影 响在 高收
入群 体 中体现 得更 为 明显 。习惯形 成理 论 的主要
观点 是 ，从纵 向 比较来看 ，个 体从 收入增 长 获得 的幸 福感 是短 暂 的 。一 方面 ，这是 因 为个 体 具有 较 强 的适 应 力 ，能 够 较 快平 复 自己的情 绪 起 伏 ； 另一 方 面 ，由 于 欲 望 的增 速 往 往 高 于 收 入 的增
值 的大小 ，更 为重 要 的是 ，当别 人 获得 满 足 时 ， 自己是否 有相 同的能力 和机 会达 成这 一 目标 。总
而言 之 ，“ 效用 论 ”认 为 ，个 体 的幸 福感 受 制 于
明 ，家 人对 个体 的帮 助更 多体 现在经 济支 持 ，朋 友 对个 体 的帮助 则体 现在情 感 支持 。虽然 个体 获
很 大 的影 响 。这 也从 另一个 层 面解 释 了 “ 个体 幸
福感并 未 随绝对 收入 增加 而增 强” 的原 因 。
与 “ 效用论 ”不 同 ， “ 互 动论 ” 坚持 个 体 是 社会关 系 的总 和 ，人性 、 自我和社 会 的形成都 离
不开 与他 人 的角色关 系 ，也就 是说 ，幸 福是从 与
相对 收 入 ，而 非传 统 意 义上 的绝对 收 入 。 “ 幸 福 悖论 ”产 生 的根源 在 于没有 区分 相对 收入 与绝 对 收 入 ，最 终 导致 经济 因素 对幸 福感 的解 释失效 。
经济社会学论文家庭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社会学论文家庭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社会学论文家庭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引言：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家庭的幸福感对个体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并以北京市为例进行调查。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将揭示不同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具体影响，为家庭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家庭收入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家庭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即收入较高的家庭往往拥有更高的幸福感。
在北京市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家庭收入与家庭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高收入家庭的幸福感普遍较高，但并非绝对。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一定范围内，家庭收入对家庭幸福感的提升效应逐渐减弱。
因此，家庭收入并非是家庭幸福感的唯一决定因素。
2. 家庭债务与家庭幸福感家庭债务是家庭经济压力的一种表现，过高的债务负担可能对家庭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发现，在北京市的数据中，家庭债务与家庭幸福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家庭负债水平越高，家庭幸福感越低。
然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适量的家庭债务可以提高家庭幸福感。
这可能是因为适量的债务可以为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和投资机会，促使家庭成员更加努力工作和相互支持，进而增加家庭幸福感。
3. 家庭财富积累与家庭幸福感家庭财富积累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稳定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北京市的调查数据显示，家庭财富积累与家庭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家庭财富积累越高，家庭幸福感越高。
一方面，较高的财富积累可以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从而增加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财富积累还可以提供家庭在不确定性经济环境下的应对能力，增加家庭的稳定性和幸福感。
4. 家庭投资与家庭幸福感家庭投资是指家庭对教育、健康、住房等方面的投资。
“幸福悖论”的积极心理学思考：我们如何更加幸福
作者： 王岩
作者机构：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北京100048
出版物刊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6-145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6期
主题词： 幸福悖论;伊斯特林悖论;积极心理学;幸福;GDP;GWB
摘要：幸福悖论在发达国家是经济足够发达之后的产物。
中国目前出现的“幸福悖论”现象虽然表现为不随经济发展而幸福感增高的所谓“悖论”，但深入分析后发现，经济不够发达仍是重要影响因素。
同时，幸福悖论的产生也与我们过分重视客观经济因素而忽视主观心理因素，以及人们的攀比心理有关。
积极心理学的幸福可持续模型从社会和个体两方面提出了建议：一是改善环境因素，如继续发展经济、提升社会保障、调整分配机制等；二是改善主观意识活动，如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变国民生产总值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个体自身的意向性努力（如运用积极的思想、投入地做事、提升身体健康、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等），多方位多手段让我们更加幸福。
经济学“幸福悖论”的一个文化回答——基于顺德数据与案例的考察
— —
基 于顺德 数据与案例 的考察
李 敢 ，丘 海雄
（ １ ． 浙 江工商 大学 公共 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３ １ ０ ０ １ ８ ；２ ． 中山大学 社会学 与人类学学 院，广东 广州
５ １ ０ ２ ７ ５ ）
摘
要： “ 幸福悖论”是经济 学的一个经典命题 ，也是正发 生于 中国相 对富裕地 区的一个 显
解答。
关 键 词 ：幸福 悖论 ；幸福 ；文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Ｃ ９ １ ０ －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 ０ ０ ８ — ２ ９ ７ ２（ ２ ０ １ ３ ）０ ５ － ０ １ ０ ７ — ０ ９
一
、
引言 ：研 究问题 的提 出
（ 一） “ 幸福悖论”研 究文献概 述
“ 幸福悖论 ” ，由美 国南 加州大学经济 学教授理查 德 ・ 伊斯特 林 （ Ｒ ． Ｅ ａ ｓ ｔ ｅ ｒ ｌ ｉ ｎ ）在 １ ９ ７ ４年提 出 ， 他在名为 《 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 的幸福》论文对传统经济学认为的 “ 财富增加将导致
２ ．中心命题
在幸福影响 因素的学科解 释方面 ，不 同于心理学的幸福人 格认 知说 （ 内在性影响因子） 、经济学 的幸福效用说 （ 外在性影响 因子） （ 丘海雄 和李敢 ，２ ０ １ ２ ） ， 阎 在主要与经济学进行对话基础之上 ，本 文进一步提出 “ 幸福受制 于一种价值共享体系 ，是一种基于价值共享 的愉悦性体验” 这一中心命题 ， 而价值 又是 文化 的内在规定性与基本特征 ，文化是价值 的体 现。这是 因为 ，文化体 系中 内含 的价值 观、信仰 、观念 、生活方式等 内容 的有效整合有 助于实现社会 规范秩序的合法 化 （ Ｐ ａ ｒ ｓ ｏ ｎ ｓ ，１ ９ ６ ７ ） ０ 美元，而当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为 ７ １ ５ ，０ ０ ０ 美元） 。 ［ １ １ “ 快乐年数”提出者、荷
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报告
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报告幸福悖论是指人们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幸福。
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中被广泛研究。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但很多人尽管努力追求幸福，却往往感到不够幸福或者无法长久地体验幸福。
幸福悖论指出，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往往存在一些矛盾和困境，从而导致无法达到真正的幸福。
首先，幸福悖论与人的适应能力有关。
人对于外在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变化具有适应能力，一旦适应后，新的变化往往无法再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增加收入、改变居住环境还是拥有更多物质财富方面，人们都会适应，并且很快回到原来的幸福水平。
其次，幸福悖论还与人们追求的幸福对象有关。
很多人追求的幸福常常是基于物质财富、社会地位和外在认可等因素。
然而研究表明，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相反，内在的满足感、积极情绪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幸福感更为重要。
因此，追求错误的幸福对象会导致幸福悖论的发生。
此外，幸福悖论还与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有关。
人们往往在消极情绪较重的时候更容易感受到幸福悖论。
研究表明，当人们情绪低落、焦虑或沮丧时，他们对幸福的感知和追求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这种心理状态下的幸福追求往往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还可能导致更加消极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问题。
为了克服幸福悖论，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人们应该关注内在的幸福要素，例如个人成长、人际关系和内心满足感等。
同时，要学会满足于现有的幸福，而不是一味追求更高的水平。
其次，人们应该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这可以通过积极的心理干预、情感管理和自我调节等方法实现。
最后，社会和个人应该共同倡导一种真正的幸福观，提倡从内在和积极的角度看待幸福，并且关注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总结来说，幸福悖论是人们追求幸福过程中的困境和矛盾现象。
这一悖论与适应能力、追求的幸福对象以及心理状态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为了克服幸福悖论，人们应该关注内在的幸福要素，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并且共同倡导一种真正的幸福观。
《2024年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范文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篇一一、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生活圈的规划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作为中国首都，北京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北京市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北京市及其他城市的规划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二、时空间行为理论及其在城市生活圈规划中的应用时空间行为理论主要关注个体在时空维度上的活动行为模式及其规律性。
在城市化背景下，这一理论为城市生活圈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时空间行为研究主要包括居民活动的时间规律和空间分布规律。
时间规律揭示了人们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活动特征，而空间分布规律则反映了居民在不同地域的居住、消费、通勤等行为的分布特征。
因此，通过分析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规划城市生活圈。
三、北京市时空间行为现状分析3.1 时间规律：北京作为大型都市，具有显著的“职住分离”现象。
一天之中，人们在早上从周边区域向中心城市活动集中，傍晚则出现明显的反高峰回流。
此外，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的居民在时间规律上存在差异。
3.2 空间分布规律：北京市的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布特征。
居住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及郊区，商业区则集中在中心城区及部分副中心区域。
此外，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交通状况等也具有明显的差异。
四、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北京市生活圈规划策略4.1 优化居住区布局：根据居民的通勤需求和居住偏好，合理规划居住区的布局和规模，以实现职住平衡。
4.2 强化中心城区功能：中心城区应承担更多的商业、文化、教育等功能，以吸引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同时减轻周边区域的压力。
4.3 完善交通网络：加强城市交通网络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公共交通的覆盖率和便利性，以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4.4 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城市群，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五、结论通过对北京市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时空间行为理论在城市生活圈规划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攀比效应、棘轮效应和非物质因素：对幸福悖论的一种规范解释
作者： 何强[1]
作者机构： [1]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75号100826
出版物刊名： 世界经济
页码： 148-160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7期
主题词： 幸福悖论;攀比效应;棘轮效应;非物质因素
摘要：近些年来，经济学者研究发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会持续地提高人们的平均幸福度，这种观点被称为幸福悖论。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本文整合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中提出的攀比效应和棘轮效应，结合影响幸福度的非物质因素，构建了一个相对规范的幸福度分析框架，并沿用现代经济学中经典的理性人假设，对幸福悖论进行多角度的解释。
研究表明，重视社会公平，建立良好的收入获取和消费习惯，增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持续提高居民幸福度起着关键性作用。
幸福悖论的质疑与新解
幸福悖论的质疑与新解【摘要】本文尝试以男性收入、平均时薪来解释伊斯特林悖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两个指标增长缓慢甚至有下降，和幸福感的变化曲线相似。
使用这两个指标较真实地反映了物质财富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幸福；收入；悖论；伊斯特林；财富伊斯特林悖论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
而伊斯特林悖论在美国也一直重复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人的财富迅速增长，但调查表明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提高。
研究人员从各个角度包括用心理学解释了，为什么收入超过一个临界点后人们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导致幸福的提高；比如一种解释是萨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
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或者服务所能获得的满足程度，欲望则是一种缺乏的感觉和求得满足的欲望。
当效用给定时，欲望值越大，幸福值越小，所以即使效用是一样的，幸福感也因人而异。
所以，作为分母的欲望的增加可以抵消分子效用的增长，其结果就是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程度的增加。
另一种解释是，收入的增长确实使美国人更幸福了，但是离婚率的上升和社交性的下降抵消了收入增长带来的幸福。
一、1972～2005年美国人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对于幸福的测量，最典型的是美国民意研究中心每年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幸福的问题：“总的说来，你觉得最近：a.非常幸福（very happy）；b.相当幸福（pretty pappy）；c.不很幸福（not very happy）。
”调查者事先并没有给出幸福的确切定义，而是将这个定义让渡给了调查对象，由调查对象自己来确定幸福的标准和自己的幸福感。
因此这种调查虽然仍具有主观性，但结果却是客观的。
并不涉及到“幸福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更没有涉及到调查者预设的价值判断；对于财富的测量就是人均gdp。
如何破解中国的“幸福悖论”
如何破解中国的“幸福悖论”
李静;郭永玉
【期刊名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50)006
【摘要】“幸福悖论”是指尽管国家经济大量增长,但国民幸福水平却并未随之提高的现象.我国幸福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转型使人们对收入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导致整体的社会幸福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的收入竞争过程的不公平,影响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归因认知,进而降低了国民幸福感.针对以上原因,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来破解我国的幸福悖论: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流动机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
【总页数】6页(P155-160)
【作者】李静;郭永玉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华中师范大学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9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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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调整能否破解利益悖论?--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视角的中国经验5.破解“通勤悖论”:通勤时间如何影响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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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分析
社会关注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分析[摘要]本文讨论了截面数据下，是否存在收入—幸福悖论，及个人社会关注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实证分析思路如下：先对全样本进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识别，分析研判了个人特征、经济条件、个人认知及个人对社会关注度等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
其次，通过分性别、分城乡、分地区进一步检验了中国是否存在幸福感的伊斯特林悖论，及社会关注度对幸福感的影响。
第三，基于上述实证结果，进一步通过收入的代理变量，识别了劳动年龄人口、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收入和社会关注度对幸福感的影响。
最后，通过系数稳定性理论讨论了内生性问题。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和相关检验，保证了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可推广性。
[关键词]收入地位；社会关注；居民幸福感[中图分类号]C813 [文献标志码] A居民的个人特征、经济条件、个人认知及对社会关注度的差异，势必带来对居民幸福感主观感受的差异影响。
1.基于全样本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识别结果本文首先使用有序逻辑斯特（Ordered Probit）回归方法评估了各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汇报了OLS回归结果，并与OProbit回归结果进行对比。
同时基于各影响因素对于居民幸福感得分回归结果稳健性问题的考虑，进一步将居民生活满意度作为居民幸福感的代理变量，也采用OProbit和OLS实证方法识别了各因素对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系数，以此再次与居民幸福感得分回归系数进行稳健性比较。
在采用OProbit实证分析前，首先对OProbit的适应性问题进行了平行性检验，表明数据适用于OProbit实证方法。
在表1中汇报了，各影响因素对于居民幸福感得分和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结果，并且无论是OProbit还是OLS的识别结果，多数影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
第一，个人收入提高仍是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在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在此很难有证据直接表明中国存在“伊斯特林悖论”的现象。
关于幸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关于幸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什么是幸福?你幸福吗?回答肯定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你所生活的社会状态,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近几十年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化词,现在的中国国情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也有人说这几十年来，中国愈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是走了社会中国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人们一直把幸福看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追求幸福.为此我们在自己的社交圈范围内做了关于幸福的调查。
如何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实现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如何使社会经济发展的考量从“血汗GDP"的数字标签到宜居“幸福指数"的人文标签的转型?如何将“幸福"的概念转化为民众切实感受的幸福生活?这些都将是未来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一、大多数人感到幸福,整体幸福感接近“比较幸福水平”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不是很高,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约占六成,两项相加的比例达到了8成,也就是说回答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的幸福;也有人觉得自己不幸福, 比如我的一同学在扬大上学,也是个体育生，她就是说自己不幸福,因为她每天都在忙碌,而且都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
所以一个人幸福不幸福, 可以说就在于是不是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是觉得自己不幸福的毕竟是少数,就整体而言大家都处于一个“比较幸福"水平。
二、从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来看(1)女性比男性幸福感高就从已经成家立业的人来说,女性基本都回答“非常幸福”，而男性因为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所以回答都是一些“说不清”“不太幸福"和“不幸福"。
(2)、领导群体的幸福感最高由于权利有限,就只是调查了一下基层领导干部,但也足够说明一些问题了。
幸福悖论及其最新解释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1, 180–189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DOI: 10.3724/SP.J.1042.2018.00180180幸福悖论及其最新解释晏小华1 刘振亮2 王祥坤1 沐守宽1(1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漳州 363000) (2南京大学心理学系, 南京 210023)摘 要 横断研究认为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长时时间序列(通常指10年及以上)研究认为二者无关, 这种矛盾的结论即构成了幸福悖论。
传统上解释幸福悖论主要从理论着手, 如定点理论、适应理论、相对效用理论等。
近年来, 学者们开始从“忽略变量”的角度解释, 文章分别介绍了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婚姻状态五种忽略变量。
忽略变量对幸福感的消极效应抵消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导致了幸福悖论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 幸福悖论; 幸福感; 收入; 忽略变量 分类号B849:C911 引言1.1 什么是幸福悖论幸福经济学之父、著名南加州大学教授、经济学家Easterlin (1974)对美国、日本、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收入和幸福感关系进行了横断比较研究, 并对美国的收入和幸福感关系进行了时间序列研究, 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幸福经济学。
当前幸福经济学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问题、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问题(Clark, Frijters, & Shields, 2008)。
对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形成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令人困惑的社会科学结论之一(Oishi & Kesebir, 2015)——幸福悖论(happiness- income paradox)。
幸福悖论指的是, 从横断研究来看, 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即富裕的国家(的居民)普遍比贫穷的国家(的居民)更幸福(Easterlin & Angelescu, 2007; Frey & Stutzer, 2002; V eenhoven, 1989), 富人普遍比穷人更幸福(Easterlin, 1974; Frey & Stutzer, 2002; Stevenson & Wolfers, 2008); 从时间序列(通常指10年及以上)来看, 二者无关, 即一个国家(或社会)收入增长的同时, 居民幸福感并不会随之增长(Easterlin, McVey, Switek, Sawangfa,收稿日期: 2017-01-11通信作者:沐守宽, E-mail: msk1967@& Zweig, 2010)。
福建省晋江市季延中学20212021学年高二语文下学期期末考试试题
季延中学2021年春高二期末考试语文科试卷考试时间150分钟。
总分值150分。
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此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思乡的根底是离乡，在乡的人不会思乡，“乡〞作为价值形态无疑只对无乡者或离乡者才成心义。
只有当一个人在实际的存在状态中陷入了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窘境，“乡〞才会作为一种补偿价值而成为流浪儿的精神支柱，成为思的对象。
这样，思乡就常常与作客相联系。
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京城一批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手中。
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基层知识分子要想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就必需离乡漫游天下，尤其是游历京城。
在科举制度和异地为官制度的制约下，他们若是想要让统治者知道自己的才能，就必需离乡；而一旦做了官，或留在京城，或充任各地的地方官，又根本上很少能回抵家乡做官。
但是，中小地主身世的士医生都有浓厚的宗法乡土观念，不以异乡作故土，因此家乡老是为他们难以忘怀。
林语堂指出：“关于中国社会所宗奉的五大人伦，其中四伦是与‘家’有关的。
此五大人伦即君臣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夫妇之关系，和兄弟和朋友之关系。
其最后一伦朋友之关系可为之归并于家庭，因为朋友乃为那些可以包括进家的范围内的人——他们是家族间的朋友。
〞家的这种核心地位使士医生知识分子在其仕进阶段总有一种流落异乡之感，不时体验到自己的作客身份和流浪状态。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作此诗时合法年少气盛，壮志满怀之时，本不该有思乡病。
但在王维的眼中，任何别的地方都是异己的，都无法取家乡而代之。
“异〞字突出说明了诗人所处的是一个陌生的、异己的世界。
对于客子而言，异乡与家乡是敌对的，因此是“异乡〞；而反过来，异乡中的游子，对于这个异乡而言，也是异己的、敌对的，因此是“异客〞。
两个“异〞字充分提示了“异客〞与“异乡〞的敌对与距离，“异乡〞不认同“异客〞，“异客〞更不认同“异乡〞。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冯春芳;刘爱莲
【期刊名称】《求实》
【年(卷),期】2014(000)005
【摘要】“幸福悖论”,即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正成为一个现实而尖锐的世界性难题.物质的充裕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但不是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幸福的本质在于从物质跃向精神,道德则是从物质跃向精神的动力和表征.以道德精神消解“幸福悖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充分挖掘财富的道德蕴含,确立新的财富观;第二,深刻理解幸福的精神本质,树立科学的幸福观;第三,切实筑牢社会道德根基,建立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
【总页数】4页(P40-43)
【作者】冯春芳;刘爱莲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8;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
【相关文献】
1.中国"80后"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相对优势群体与相对劣势群体的"幸福悖论"及其解释
2.从满足、知足到自足的幸福伦理思考——对“幸福悖论”的一种解
答3.\"收入-幸福感悖论\"与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4.理性利己的幸福是否可能——安·兰德幸福观的悖论5.两种幸福悖论:收入悖论和欲望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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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幸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进展与启示【摘要】近几年，诸多经济学家基于早期幸福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借鉴人类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将幸福问题的研究内容从客观层面推至主观层面、从抽象的幸福问题理论推进到细致的实证分析阶段，并从其中探寻幸福的源头。
本文综合述论的方式来梳理当前幸福问题的研究进展，基于此进行深入探讨幸福感问题对当今人类进行社会实践和发展问题研究的实际意义和启发。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经济学角度幸福收入悖论幸福问题作为心理学研究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自1974年“幸福收入悖论”被发现之后，学界研究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
无论在幸福问题的研究深度还是广度上面，相关的文献资料都在不断增加。
本文主要梳理了学术界在幸福问题方面的研究现状，基于此进行幸福问题经济学探讨研究，旨为当前我国人类进行社会实践和发展提供动力。
一、探索幸福的源头（一）“幸福收入悖论”是否真正存在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幸福感与人类的个人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Veenhoven经过研究盖洛普国家间的幸福感测试数据发现，各个国家的人均GNP与人类的幸福感正相关系数达到了0.84（P<0.02）。
他因此提出了绝对幸福的理论，中心思想认为人类的幸福感基于人类基本的生活需要，相对幸福的标准是不存在的。
我国研究学者对中国居民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研究次数较多，但结论大都无法统一。
部分学者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大幅度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根据近几年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居民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
诸多研究结果显示，收入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的个人幸福感，收入是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幸福收入悖论”如何产生我国学者对幸福问题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人类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建立在他人收入基础上的相对收入，并非居民的绝对收入。
“幸福悖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评述
“幸福悖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评述幸福悖论是指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反而感到不幸福。
这一悖论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Philip Brickman于1978年提出，他将其定义为“当人们追求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时，他们所认为会使他们更幸福的东西的价格也越来越高，结果是他们难以获得或无法获得这些东西，进而感到更不幸福”。
幸福悖论的核心观点是，追求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不会带来长期幸福感，相反，它可能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研究表明，当人们追求金钱和物质欲望时，他们常常陷入一个永不满足的循环中，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会不断增加，导致他们的幸福感持续下降。
同时，追求社会地位和名誉也可能导致压力和焦虑的增加，进而降低幸福感。
实证研究对幸福悖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讨论。
首先，幸福悖论是否存在仍存在争议。
一些研究显示，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加了幸福感。
另一些研究则支持幸福悖论的观点，认为追求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过程中的竞争和压力会导致幸福感的降低。
最后，幸福悖论还存在个体差异。
研究发现，个体的心理特征和自控能力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关联。
一些研究认为，具有高自控能力和积极情绪调节能力的人更容易在追求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时保持幸福感。
而缺乏自控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的人则更容易陷入幸福悖论。
因此，对于幸福悖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评述可以总结为：幸福悖论存在着争议，不同的研究结果和观点都有其合理性。
个体的文化背景、心理特征和自控能力可能会对幸福悖论的影响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幸福悖论的认知和追求方式，并加强对个体差异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幸福悖论的机制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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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幸福”悖论的发现与验证———基于北京市16区的数据分析高启杰，费佐兰，李静（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193）收稿日期：2018-05-07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幸福视角的北京市区县发展水平研究”（15JGB037）作者简介：高启杰（1963—），男，湖北武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发展、创新经济和福利经济研究。
【摘要】一直以来，幸福和发展都备受人们关注，相关的研究也不少，然而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却不多。
本文对比分析了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 ）和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 ）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再次以北京市16区为研究对象，在分别构建测度区域发展和居民幸福的常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采用加权求和法对区域发展和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测度，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发展—幸福”悖论是存在的。
验证结果显示，北京市16区居民幸福水平和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发展水平位于前五位的区域有海淀区、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和丰台区；而居民幸福水平位居前五位的是平谷区、门头沟区、顺义区、延庆区和昌平区。
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居民幸福水平却不一定高；居民幸福水平高的区域，区域发展水平也不一定高；两者之间存在相悖的关系，即“发展—幸福”悖论。
【关键词】区域发展；居民幸福；“发展—幸福”悖论【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362（2018）04-0003-10引言幸福是人们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区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变化的过程。
在发展进程中，发展离不开人民的参与与共享。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规划建议中提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注重机会平等，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的幸福程度[1]，增进人民的福祉。
然而，居民幸福受到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和个体特征的影响。
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幸福感在某个时间点随直接收入而变化，但长期而言，当一个国家的收入增加时，幸福感并不会增加，这便是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论[2]。
那么发展与幸福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发展—幸福”悖论呢？国内学者李顺毅（2017）[3]运用2010年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数据，分析了绿色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发展总体上有利于增强居民幸福感。
但区域发展影响居民幸福或两者之间关系探索的研究几乎没有。
本文首先以全国各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现有的区域发展指数和居民主观幸福感数据，分析了“发展—幸福”悖论的存在；其次以北京市16区为研究对象，构建测度居民客观幸福和区域发展的常规指标体系，分析16区居民客观幸福和常规发展状况，并验证了“发展—幸福”悖论。
1“发展—幸福”悖论的发现1.1区域发展与居民幸福的测度1.1.1区域发展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发展的测度进行了大量研究。
在国外，英国新经济基金会提出了国内发展指数（MDP ）[4]，该指数设置了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源成本四个维度的一级指天津商业大学学报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第38卷第4期圆园18年7月Vol.38No.4Jul.2018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8年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第一次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来综合测量世界各国的人文发展状况[5]。
世界银行在1997年从自然资本、社会资产、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四个方面构建了发展指标体系[6]。
在国内，中国统计学会“综合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于2011年提出了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7]，该指数由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和公众评价六个维度构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于2010年提出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8]，该指数包括三大类指标：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支持度。
中国调查与评价中心编制与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RCDI）[9]，简称中国发展指数，指数由健康指数、教育指数、生活水平指数和社会环境指数四个维度构成。
1.1.2居民主观幸福现有研究中，居民幸福包括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主观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指居民根据自身的标准自我报告的幸福程度。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通过“总的来说，您觉得幸福吗？”这一问题来衡量幸福感，选项有“非常幸福”、“幸福”、“不是很幸福”和“一点也不幸福”四个选项[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同样通过“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来衡量幸福感，但是其选项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五个[11]；赵佳丽（2017）[10]和王钦池（2015）[12]采用了11分量表（0耀10）对幸福进行衡量，分值越高表示幸福水平越高。
1.2数据与结果分析1.2.1数据说明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在区域发展方面，本文选择了2003年、2005年和2010年的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和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进行分析，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样采用了2003年、2005年和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数据进行衡量。
结合现有数据，在区域发展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比较分析中，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的取值在0耀100之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的取值却在0耀1之间，然而居民主观幸福感却是“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五等级选项，分别被赋值为1、2、3、4、5，全国各个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为样本数据的均值。
为了使区域发展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可比性，本文根据CDI和CHDI的取值范围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处理。
1.2.2结果分析从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分析，表1显示，2003年，发展指数排序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东省和浙江省，其中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发展指数依次为68.3和64.67，天津市、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发展指数分别位58.27、52.96和51.55；发展指数排序后三位的分别是贵州省、甘肃省和新疆自治区，指数评分在32耀34之间。
2005年，发展指数排序前五的依然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和广东省，其中北京市的发展指数为74.95，天津市和上海市的发展指数分别为61.38和68.32，浙江省和广东省的发展指数依次为56.09和55.47，浙江省的发展指数超越了广东省，位居第四位；排序后三位的是新疆自治区、甘肃省和贵州省，其指数在34耀36之间，其中贵州省发展指数的排序有所提高。
2010年，发展指数排序前四的省或市与2005年一致，只不过排序第五的发生了变化，2010年发展指数排序第五位的是江苏省，广东省退出了前五的行列。
2010年发展指数排序前五的省/市依次是北京（85.05）、上海（80.57）、天津（72.65）、浙江（69.26）和江苏（68.45）；排序后三位的是甘肃省、新疆自治区和贵州省，其发展指数在46耀49之间。
可见，从时间序列分析，表1显示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分析，表2显示，2003年各地区发展指数均在0.55耀0.95之间，其中上海市的发展指数高达0.909，排列首位；北京、天津、江苏、浙江、辽宁和广东6个省/市的发展指数在0.8耀0.9之间；青海、甘肃、云南和贵州4个省的发展指数在0.6耀0.7之间；仅有西藏1个地区的发展指数在0.5耀0.6之间；其余19个地区的发展指数在0.7耀0.8之间。
2005年，除吉林、河北和湖南3省外，其他地区发展指数在0.60耀0.95之间，其中上海市的发展指数依然位居第一，指数为0.911；发展指数在0.8耀0.9之间和0.7耀0.8之间的省/市/自治区与2003年的一致；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和西藏5个省/自治区的发展指数在0.6耀0.7之间。
2010年，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较2005年有所下降，指数在0.55耀0.85之间，其中北京市和上海市4··第4期的发展指数均在0.8以上，分别为0.821和0.814，位居第一和第二；全国32.26%的地区发展指数在0.7耀0.8之间；高达54.84%的省/市/自治区发展指数在0.6耀0.7之间；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发展指数在0.6以下，排序后两位。
可见，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析，除2005年吉林、河北和湖南3省外，表2显示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从居民主观幸福感分析，表1和表2显示，2003年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均在55耀75或0.55耀0.75之间，其中甘肃省（72或0.72）和新疆自治区（70.2或0.702）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高于70或0.7；吉林（56.6或0.566）和江西（57.8或0.578）两个省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在55耀60或0.55耀0.60之间；其余24个省/市/自治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在60耀70或0.60耀0.70之间。
2005年，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高于70或0.70的省辕市辕自治区有山东（74.8或0.748）、天津（72或0.72）、重庆（72或0.72）、山西（71.4或0.714）、内蒙古（71.2或0.712）、河北（70.6或0.706）、安徽（70.4或0.704）和江苏（70.2或0.702）；其余20个省/市/自治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在60耀70或0.60耀0.70之间，其中评分较低的两位分别是广西自治区（61.8或0.618）和湖北省（64.2或0.642）。
2010年，表1显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评分在65耀90或0.65耀0.90之间，其中河北（82.4或0.824）、内蒙古（87.2或0.872）、山东（80.8或0.808）和新疆（86.2或0.862）4个省辕市辕自省/市/自治区2003年2005年2010年CDIWell-being CDI Well-being CDI Well-being 北京68.367.474.956885.0578.6天津58.276461.387272.6578.6河北40.4366.842.9270.653.7182.4山西38.5767.240.7971.453.4177.6内蒙古37.4869.242.0271.253.4287.2辽宁45.9464.648.7968.659.7173.2吉林43.1556.644.9667.455.4175.2黑龙江40.760.642.3565.653.2671.6上海64.6763.268.326880.5776.6江苏50.0566.653.7970.268.4576.6浙江51.556656.0966.669.2677.2安徽37.456939.8870.453.2175.8福建48.6366.251.176862.5876.6江西40.0257.843.3965.854.9969.8山东45.0167.647.4674.859.3280.8河南39.5766.241.756852.4274.8湖北42.5563.245.1564.256.6871.4湖南41.1866.643.6265.655.0370.2广东52.966455.4767.668.2875广西38.8363.441.1861.852.7571.4海南41.736943.5469.254.7571.8重庆39.3960.443.287257.5171.4四川39.7466.441.676855.1875贵州32.5662.435.5865.648.2571云南35.764.637.9265.650.4573.4陕西41.0662.641.886955.9473.6甘肃33.157235.465.646.0478.2新疆33.8670.234.6666.846.4686.2省/市/自治区2003年2005年2010年CHDI Well-being CHDI Well-being CHDI Well-being北京0.8820.6740.8970.680.8210.786上海0.9090.6320.9110.680.8140.766天津0.8550.640.8770.720.7950.786江苏0.8050.6660.8210.7020.7480.766浙江0.8170.660.8310.6660.7440.772辽宁0.8080.6460.8140.6860.740.732广东0.8070.640.820.6760.730.75内蒙古0.7380.6920.7650.7120.7220.872山东0.7760.6760.7970.7480.7210.808吉林0.7760.566—0.6740.7150.752福建0.7840.6620.7860.680.7140.766黑龙江0.7860.6060.7860.6560.7040.716湖北0.7550.6320.7550.6420.6960.714陕西0.7290.6260.7420.690.6950.736山西0.7530.6720.7750.7140.6930.776河北0.7660.668—0.7060.6910.824重庆0.7450.6040.7560.720.6890.714湖南0.7510.666—0.6560.6810.702海南0.7610.690.7620.6920.680.718河南0.7410.6620.7580.680.6770.748宁夏0.712—0.724—0.6740.822新疆0.7570.7020.7440.6680.6670.862江西0.7320.5780.7350.6580.6620.698四川0.7280.6640.7280.680.6620.75安徽0.7270.690.7230.7040.660.758广西0.7310.6340.7410.6180.6580.714青海0.684—0.685—0.6380.786甘肃0.6750.720.6810.6560.630.782云南0.6570.6460.6720.6560.6090.734贵州0.6390.6240.6470.6560.5980.71西藏0.586—0.616—0.5690.648表1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 ）与居民主观幸福感表2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 ）与居民主观幸福感高启杰，等：“发展—幸福”悖论的发现与验证5··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8年表3北京市16区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一级指标规模指标效益指标潜力指标经济发展GDP 总量人均可支配收入GDP 增速科技发展专利授权量单位合同技术成交额1单位投入产出额2教育发展中小学毕业生数中小学教育普及率3中小学教职工数量文化发展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人均书刊文献外借册次4单位公共图书馆馆藏量5卫生医疗发展诊疗与健康检查人次6每千常住人口医院床位数单位机构卫生人员数7生态环境发展有害物年均浓度值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林木绿化率注：1.单位合同技术成交额=技术合同成交额/成交合同数；2.单位投入产出额=技术合同成交额/科学技术投入经费；3.中小学教育普及率=中小学在校生数量/5耀19岁常住人口数；4.人均书刊文献外借册次=书刊文献外借册次/常住人口数量；5.单位公共图书馆馆藏量=公共图书馆总藏量/图书馆个数；6.诊疗与健康检查人次=诊疗人次+健康检查人次；7.单位机构卫生人员数=卫生人员数辕卫生机构数；8.有害物年均浓度值=a 伊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b 伊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c 伊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值，其中a 、b 、c 是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