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存疑案件之刑事赔偿

论存疑案件之刑事赔偿
发表时间:2006-09-13 16:22 阅读次数:271 字体: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张佐钊
刑事诉讼中的存疑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作撤案、存疑不起诉或宣告无罪的案件。

此类案件，国家是否应当给予赔偿，目前争议较大。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论证存疑案件之刑事赔偿。

一、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谈存疑案件之刑事赔偿
对存疑案件是否应当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赔偿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了司法界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存疑案件的当事人具有犯罪嫌疑，有证据证明其有罪，只是因已有的证据尚达不到定罪的要求而推定当事人无罪，因此不存在刑事赔偿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于存疑案件，应视案件具体情况来决定赔与不赔，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事实不清，证据比较薄弱的案件，应予赔偿；而对于犯罪事实存在，证据比较充足，但达不到起诉和判决有罪程度的案件，则应不予赔偿。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存疑案件应当给予赔偿。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首先，对存疑案件给予国家赔偿，符合当今世界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和宪法精神。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司法人员虽然收集到了一些证实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存在的证据，但证据的质和量还不足以指控、认定犯罪，因此，存疑案件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刑事诉讼存在，难免会发生证据不足案件。

在对存疑案件的处理上，历来有“疑案从有”（即疑案从轻）和“疑案从无”之争。

疑案“从无”具有宪法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身自由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对其加以非法剥夺和侵害。

但由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特殊性与危险性，国家在行使司法权力时，难免会使少数无辜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受到损害的无辜公民的权利得到恢复，精神上得到抚慰，国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宪法还规定，即使有罪的人，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其依然具有人身自由的权利，但为了保护全社会的利益，司法机关不得已而通过法定程序暂时剥夺或限制其自由。

而给予最终在法律上被认为无罪的存疑不起诉、宣告无罪、存疑撤销案件的当事人予以赔偿，其实质是把本来就属于他的利益归还给他。

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当时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但最终认为是无罪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是合法的羁押，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对存疑案件予以赔偿确实会给司法办案人员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有助于提高司法人员办案质量意识，增强责任心，促使侦查人员依法积极收集证据，提高侦查水平，减少存疑案件发生。

刑诉法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
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这是修改后刑诉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

据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终法律评价只有两种：有罪与无罪。

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只能推定其无罪。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其所作出的撤销案件、存疑不诉或宣告无罪，实际上就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法律确认。

刑诉法意义上的有罪，是靠充分证据来支撑的，而不是司法人员凭借部分有罪证据作出的主观判断。

其次，变相的“有罪推定”、“疑罪从有”，与修改后的刑诉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是相违背的，应予以抛弃。

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是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追究犯罪，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面对的只是最终的处理决定，如果最终处理决定是无罪的，那么，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就是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国家就应当给予赔偿。

这既是实体公正的要求，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

二、从实践的角度谈存疑案件之刑事赔偿
从实践来看，存疑案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嫌疑人的确实施了犯罪行为，只是证据尚不充分无法认定其构成犯罪；另一种可能是嫌疑人根本没有实施犯罪。

如果以存疑案件有可能被重新起诉的理由来否定赔偿，这对后一种情形的嫌疑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司法机关不可能再会发现他新的有罪证据。

至于对第一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原来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案件有了新的证据，能证明原案犯罪嫌疑人有罪，可以重新起诉，由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证据不足判无罪的案件，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由法院撤销原判，作出有罪判决。

但在法院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必须对已认定的无罪结论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法院改判有罪，这时如果原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得到了国家赔偿，可以由司法机关追回赔偿的款项，这并不会损害司法权威。

首先，给予存疑案件以国家赔偿，符合《赔偿法》规定的归责原则。

该法第二条所确定的“违法责任原则”，既适用于行政赔偿，也适用于刑事赔偿。

但在第十五条第二、三项和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是专门针对刑事赔偿的，是特别条款。

一般说，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应当适用特别规定。

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赔偿应采用违法归责原则，而刑事赔偿则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

也就是说不管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主观上有无故意、过失等，只要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损害后果，就要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有《赔偿法》第十七条所列的六种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一规定，不论原审判机关有无违反程序或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符合被再审改判无罪、刑罚已经执行这两个条件，国家就应当给予赔偿，这一条款并没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改判无罪的案件加以限制。

因此，对存疑案件予以赔偿，符合《赔偿法》的规定。

其次，给予存疑案件以国家赔偿，符合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根据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案、不起诉或人民法
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的应当依法进行确认。

199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给陕西省高级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应视为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为对案件作出了无罪的决定。

检察机关在批捕时即便有部分可以证明有罪的证据，但如果在起诉时仅凭这些证据仍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在法律上．不能认定有罪，应按无罪处理，依照《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赔偿义务。

上述司法解释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也与修正后的刑诉法不相冲突，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

再次，第一种观点看似理由充足，但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且与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相冲突。

第二种观点不具有可操作性，看似比较合理，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有无法弥补的重大缺陷，主要是这种观点不能提出界定赔与不赔的具体标准，只能根据经验进行判断。

刑诉法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首要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何谓“有证据”，有的认为，只要有证据即可，一个两个证据就是有证据；有的认为，要有相当的证据；还有的认为，有两个以上确实的能够互相印证的证据，而不是孤证。

而对于某一存疑案件，在案件证据是较为薄弱还是较为充分上，不同的承办人、承办机关可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而在是否赔偿上会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

即使是同一承办人，确定不同的存疑案件应否赔偿时，在掌握证据是较为薄弱还是较为充分上也可能标准不统一，这对不同的赔偿请求人是不公平的。

再说，对存疑案件是否赔偿没有一个具体的界定标准，而是由具体的承办人、承办机关来审查决定，那么不可避免地给承办人、承办机关以滥用权力的机会，导致司法腐败等问题的发生。

另外，第二种观点，对存疑案件作出的撤案、不起诉或宣告无罪并不是对违法侵权事项的确认，而是要经作出拘留、逮捕决定的机关另行审查确认，这种另行确认的机关与作出拘留、逮捕决定的机关同一的机制，不仅有违司法回避原则、公正原则和诉讼效益原则，更由于固有的思维定势和强烈的部门保护主义倾向将导致存疑案件往往不予确认或作出的确认不利于赔偿请求人。

可见，从刑事赔偿运作现状看，第一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并无实质区别，都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对存疑案件是否给予赔偿，关键取决于赔偿法所用的归责原则。

由于受政治、经济、传统习惯等诸因素的影响。

我国刑事赔偿法还相对滞后，现有的赔偿制度也还存在着明显缺陷，尤其是对存疑案件是否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加之“两高”对此认识不统一、有关司法解释相互冲突，从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检、法两机关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先作出统一的立法解释，待时机成熟后再作立法修改，把现行《赔偿法》的混合归责原则变更为统一的严格责任原则，最终解决存疑案件的赔偿问题。

【作者介绍】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