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与参与——关于一些地方村民消极对待村级选举的分析

逃避与参与——关于一些地方村民消极对待村级选举的分析赵树凯1999-10-31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当前的中国农村具有推进直接选举的社会基础，农民有参与村务管理的现实要求。

但是，在具体的选举过程中，村民的态度行为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存在一种消极逃避现象。

出现这个现象原因很多，突出的制约来自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本身。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选举近几年，特别是去年以来，基层民主建设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主要标志是，1998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通知》，首次以专门文件的方式部署基层民主建设工作。

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第八部分专门论述“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主要讲了四个全面推进，即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全面推进村级民主决策、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管理、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监督。

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颁布了修改后的村委会组织法。

应该说，提出农村基层工作中要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并不是从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开始。

人民公社时期就反复提出过“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的要求，显然，这样的民主并没有真正得到过落实。

原因可以说出若干条，最重要的一条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框架本身不包容这样的民主，或者说，人民公社制度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它的高度强制。

农村改革以来，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建立乡政府，尤其是1987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试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才获得了适宜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基层工作中，民主制度建设的实践高潮出现在90年代中期，一些县市甚至省政府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作为密切农村干群关系、维持农村稳定的战略措施给以高度重视，有的省委省政府直接命名为化解干群矛盾的“鱼水工程”。

这种令人鼓舞的变化源起于农村中基层组织和农民的冲突增加，基层组织在农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失落。

农民对于乡村事务的参与要求日益强烈、参与热情不断增长。

一些地方领导清醒地看到，如果不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整合农村社会中的诸方面矛盾，农村的不稳定因素将会进一步滋长，一些基层组织权力的合法性将会产生严重的危机。

由此可以说，在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首先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机制来使用的。

1999年初夏，本人在北京站广场主持一项民工抽样调查，遇到了这样两个人：一位是在北京打工的山东青年，正准备登车回乡，说是要赶回家参加村委员会主任的竞选，因为他们那里真的在搞村民民主选举了，言谈话语中颇显振奋，很有几分英雄逢时的感慨；一位是安徽淮北的中年农民，本来在吉林打工，忽然家乡来电说是他已当选村委员会主任。

他说还没有决定是否上任，要回村看看，主要考察一下村的书记是否好合作。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有少量受访者回答本村干部威信近两年有所提高。

解释的原因是，干部是村民们自己选的，所以在村里威信比过去的干部威信高。

由此可见，村级民主的启动确实鼓舞了农民，扩大了基层组织的民意基础。

但是，我们也强烈地感受到，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农民，对于家乡的基层民主评价不高，认为状况并无改变甚至更糟，在他们的对话中，流露出一种对于村庄事务的哀怨，特别是对于村级政治的危机感。

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民主选举。

本文试图运用首都大学生回村调查的个案材料，分析农民为什么对于村级选举持消极态度和负面评价，并进一步提出对于村民自治社会环境和制约因素的看法。

一、村民对于选举的逃避态度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选举和公开已经成为基层农村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

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广为知悉的政策规定。

在我们对于818名外出就业农民的抽样调查中（本次调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与管理”课题组组织，抽样地点在北京站和北京西客站。

调查为非概率抽样，采用持卷访谈方式。

15名调查员在6天时间里，共访谈873名外出农民，形成有效问卷818份。

调查样本的限定条件是：以外出就业为目的、年满20岁、1998年和1997年分别在村里生活两个月以上的农村人口。

818个样本来自22个省（其中数量较多者依此是河南省174人、四川省142人、安徽省114人、江苏省65人、山东省58人、湖北省54人、河北省53人），434个县、436乡的779个村。

问卷内容以政策态度为主，包括人口流动、土地承包、农民负担、村务管理、计划生育等多项问题。

本次调查的数据分析已经刊出专门研究报告。

），“是否知道村委会必须经过选举产生才合法”，88 9%的受访者回答“知道”，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是很高的；不知者只有11.1%.相比较而言，受访者对于具体的新出台的村委会组织法知道的少一些，41.7%知道国家新公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对于受访者所在村的村干部的产生方式，21.5%回答是“村民选举的”；57.1%回答“上级定了，选举只是走形式”；15.6%回答是“直接由上级定的”；有2.8%回答是“花钱买的”。

大学生的调查显示，不少村民对村级选举往往态度消极。

他们对于自己的消极态度，有充分的理由和解释。

村民对选举并不关心，许多村民认为谁当干部都差不多，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并没有瓜葛。

在让长村和天姆山村，为了调动村民选举的积极性，村委会给选民一元钱的误工费。

在让长村，我调查时发现许多村民都不知道村主任是谁，由此也可以看到村民对选举并不关心。

（周建平，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本科生，《村委会的选举调查》，浙江）村民为什么对于选举缺乏热情，一个大学生调查后的解释是： 很多村民对选举村委主任并不感兴趣，一是由于村里不仅收入很少，还有债务，当了干部也没有意思；二是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印象很坏，很多人不愿得罪太多的人；三是选了村委主任也不管用，因为村里全部事情均由书记说了算。

（姜其，清华大学法律系硕士生，《细木村调查》，湖南）但在更多情况下，村民对于选举活动的消极抵抗，还来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乡村政治的理解，他们天然地认为选举是无用的，大可不必当真。

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享受过真正的选举，他们看过了太多的真戏假作的所谓“民主”。

很多村民对村自治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认为选举无非是换换人，谁当都一样。

当我对村自治做了简单介绍后，说明将要进行的选举将采取怎样的民主程序时，还是有很多人对此有很大顾虑。

村团支书（党员）的话有代表意义，他说：“大队里这么穷，又有镇上的问题，谁也不当的”。

（高兴松，北京大学社会发展所硕士生，《农民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山东）在农民眼中，干部是专吃公粮，专管老百姓的，只管开会、收费、发文件；农民只管种地、交粮和生活，根本谈不上有多少共同的活动领域。

这几年，由于地方搞行政改革，各村都有了联村干部，看起来似乎是将二者关系拉近了，而实际上那些干部也不是长驻村里的，所干的工作也大都是听听汇报，发发文件之类的，有交往的实际上也就几个村组长…（陈志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本科生，《从我村看当前农村的几个问题》，河南）村民对于选举的消极行为表现得比较广泛。

在选举过程中，这种缺乏积极性的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都表现出对于选举的逃避态度。

在这里，选举工作有很大的难度，村民很少有人很乐意地去投那神圣的一票。

认为去参加选举是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要是碰上农忙，他们就更不愿意去了。

大部分村民认为无论谁当这个官都与自己无关，他们还得去种地。

在他们眼中，村干部整天无所事事，却要老百姓凑钱给其当工资，他们因而忿忿不平。

但上面却规定非要投票选举，最后的情况是村民们拗不过村干部的“三顾茅庐”，一搬打发一个老人或一个小孩去代选。

一般老人不识字，就胡乱地把几张全家的选票乱勾上了。

小孩子是识字的，其实他们并没有选举权，就看谁的名字有意思就选了谁。

偶尔也会来几个念过几句书的年轻小伙子，他们这时却玩起了游戏：把手中的选票填得平平均均，加起来几个候选人都一样，说是怕少选了谁得罪人。

这样一来，真正有效的选票不多。

村书记说，“有些地方的选票都是村干部全办，自己在家里填好上交完事，我也很想这样干，但良心会不安，公众选举虽然问题很多，但别人无话可说。

”（赵国庆，北京师范大学电子系本科生，《村支部书记访谈录》，安徽）农村的情况差别很大，农民对于村级选举的态度也并不一样。

从政策的设计和解释看，当然可以说选举对于农民是非常好的，但问题在于，即便非常好的东西，农民也未必会非常热衷地参与。

更何况，在历史上，“民主”并没有象宣传的那样落实到农民的头上，在现实中，一些怀揣某种动机的上级领导或者村干部本人还往往在选举中做点手脚，使得农民比较多地看到了民主过程的消极方面，因而，他们对于选举的逃避甚至抵制行为，并不是一种乡村中的个别现象。

但这并不是农民本身的问题，更不能成为一些人士坚持中国农村不可以实行直接民主的理由。

二、规则被选举的组织者所破坏如果说既往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中国农村缺乏民主传统所形成的心理积淀，是村民对于选举采取冷漠态度的历史原因的话，那么，在现实的村级选举过程中，选举的组织者对于选举规则本身的活生生的破坏，则是农民消极态度的直接原因。

当他们看到，上级领导们并没有真的把选举认真对待时，特别是当他们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出这种选举只是认认真真安排的仪式时，他们的明智选择，或者退避三舍，或者逢场作戏。

从村民的角度看，破坏选举规则的选举组织者，主要是村组干部。

较多情况是破坏选举程序。

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村支书和村长一手遮天。

用村民的话说，“他们吃不饱是不会下去的”。

上边的政策是村民公开投票选举，他们却无法无天，随便找几个人把名单一填上报，村支书和村长当然是他们本人，其他村委由其指定，有村长带队挨户问：“选我当村长，有没有意见。

”百姓们可真是敢怒不敢言，稍有不顺便招来扯不断的麻烦，有的村支书一干就二三十年，虽然年年村里被他搞的穷的叮当响，可他就是下不了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佟卫军，中央民族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乡村干部们干什么》，湖南）村支书由乡里或扶贫工作组定，村委的选举由支书一手安排：村支书提名候选人，支书做工作。

最要命的是唱票的也是支书选定的人。

所以群众对选举普遍抱有一种消极思想，选也白选，不如不去，所以我村的这次选举只出席了30几个人。

有一个很关键的票叫流动票，即那些外地务工的，不识字的，老头老太的票，能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一，这就足以控制选举结果，所以基本上是支书想让谁当就是谁。

（李年长，清华大学本科生，《长坡村的选举》，四川）对于选举程序的破坏，有些情况下表现为可以直接控制选举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并不仅仅在村组干部方面，乡镇干部扮演的幕后角色更为重要。

认真推究起来，几乎每一起选举问题都有乡镇干部的责任。

因为所有的村级选举都是由乡镇甚至县级派员指导组织的。

1999年1月15日上午，洞口村举行换届选举大会：在本次会上，将选举镇人民代表1名，这名代表同时担任新一届的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