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 国家主义与全球正义5

世界主义国家主义与全球正义5作者:徐向东2013-09-26 分享到：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对全球正义的观念提出的第二个主要质疑。

所有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理论家都论证说，一个人属于哪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一个人对其国家和文化传统的依恋和忠诚是具有重要的伦理含义和政治含义。

2 在大卫·米勒看来：国家是一种伦理共同体……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所负有的责任不仅不同于我们对一般人所负有的责任，而且在范围上也要比后面那种责任广泛得多。

［因此］对伦理学的一种恰当说明就应该尊重国家边界，尤其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度体制上的设计完全是为了让其公民得到好处，那么1 有些学者认为全球正义应该把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机会的公正平等作为一个目标包括进来，但在这里我并不倡导这个观点。

2 例如，参见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Oxford: Blackwell,1983);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Miller, Citizenship and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这种做法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在一片特定的领土上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人民有权要求政治上的自我决定；一种制度结构也应该被确立起来，以便他们可以按照那种结构来集体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主要关心的问题。

1按照米勒的说法，不管一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国家是一种共同体，这样一个共同体是由某些共同的信念和承诺构成的，在历史上延续下来并与一片特定的领土相联系，通过它的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而与其他共同体区分开来。

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国家确实具有这些特征，那么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人们就确实因为他们所分享的信念和承诺、历史和文化而具有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也产生了各种特殊的义务或责任，就类似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不同于他们对家庭之外的人的责任。

如果国家在这个方面就类似于家庭，那么，按照这些理论家的说法，即使一个人被认为对其他国家的成员负有某些责任，但他对同胞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就要优先于那种责任。

此外，一个国家也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例如国内资源的分配和利用。

然而，这两个主张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对全球正义的挑战。

全球正义的观念，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不仅承诺了一种道德普遍主义，而且也要求我们要从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来评价人们的命运或遭遇。

按照我们对道德的直观理解，道德的观点确实就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或者至少包含了对这样一个观点的承诺。

假设有两个人同时申请一个职位，其中一个人在这个职位所要求的能力和才能上远远不如另一个人，但他最终却得到了这个职位，因为他与主持录取的那个人有亲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倾向于认为主持录取的那个人做了一件道德上错误的事情，比如说有失公正。

在日常的道德思维中，我们确实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把某种特权赋予自己的利益，或者赋予那些与他具有特殊联系的人的利益。

人们确实因为进入了某些特殊的关系而具有了特殊的责任，例如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某个组织的成员对同一组织的其他成员的责任。

如果道德表达了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一般规范，那么当很多特殊的责任与道德责任发生冲突时，它们就必须让位于后者。

在上述例子中，即使那个主持录取工作的人与其中的一个申请者具有亲戚关系，因此对后者有一种特殊的责任，例如照顾他的责任，但如果他是一个具有道德意识的人，他的那项特殊责任就应该让位于公正的责任。

很明显的是，一个医生不应该为了挽救一个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才能活下来的同胞而把一个外国人活活杀死。

因此，即使人们因为属于同一个国家的成员而对同胞负有特殊的责任，但对这种责任的落实不应该涉及到不正义，正如米勒自己所承认的。

2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偏爱并不违背正义，那么这种偏爱不仅是道德上可允许的，而且也是值得赞赏的，因为正如米勒所说，同胞之间所具有的那种特殊情感能够加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从而有助于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然而，米勒的观点并不是那么简单。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全球正义的情形时，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即使全球正义的目标只是让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都能得到有效落实，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涉及到两个方面的责任：消极的责任和积极的责任。

消极的责任指的是不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剥夺其他人的基本人权，或者妨碍其他人对基本人权的行使。

积极的责任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三个1David Mill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p. 27.2 David Miller (2005), “Reasonably Partiality towards Compatriots”,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8(1-2):63-81, especially p. 66.责任：第一，让我们有责任保护的那些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证，例如向那些自己不能提供食物的人提供食物；第二，阻止第三方违背其他人的基本人权，例如对种族清洗的行为进行干预；第三，当某一方没有履行他们保护某些人的基本人权的责任时，保证后面这些人的基本人权得到落实，例如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法履行保护其公民的基本人权的责任时，保证那个国家的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落实。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人权要由某种制度来加以实现。

米勒并不否认一个国家的政府有责任落实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有责任保护和尊重其他公民的基本人权。

他所要反对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一种平等主义，因此他就对上面提到的第三个积极责任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1 不过，按照我在这里对全球正义的论述，全球正义并不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一种在福利水平或者能力上的平等，甚至也不要求实行一种机会的公正平等；全球正义仅仅要求实现对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的尊重。

但甚至这个很有节制的主张也不是米勒所能接受的。

在他看来，当某些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即使某些国家或者某些人民具有可以被用来保护那些人的基本人权的资源，但他们的责任至多是一种人道主义责任，这种责任的道德力量介于正义的责任和慈善的责任之间。

用他的话说，“一个人道主义的责任是这样一个责任：不履行这样一个责任当然是错的，但也不能用履行正义的责任的那种方式来要求履行这种责任”。

于是他就认为，“只要国家需要利用资源，以便在其公民当中实施一种社会正义体制，涉及到教育和福利保障等等，这项责任就应该优先于［上述第三个积极责任］”。

2 然而，如果上述第一个积极责任也是一个国家需要对其公民履行的责任，而履行第二个积极责任大概不需要在国际层面上重新分配一个国家的资源，那么米勒的说法几乎就等于否认有全球正义这样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看到米勒的立场与罗尔斯的立场的相似性。

实际上，罗尔斯认为贫困主要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而米勒则按照他对国家的分析论证说，一个国家不仅有权自行决定国内事务，而且也有责任承担它在过去和现在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后果，正如他所说：“人是能够进行选择的行动者，必须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

……人们［不仅］应该有权享受成功的结果，［而且］也必须承担失败的负担”。

3 然而，在提出这样一个主张时，米勒似乎完全忽视了我们反复重申的一个事实：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不可能完全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一样，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也不可能完全是由自己来决定的。

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把实现国内的社会正义看作一个要去争取的目标，但如果全球秩序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必然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那个秩序本身是不公正的，那么在那个国家实现国内正义的可能性就会受到削弱。

如果博格提到的国际资源特权和国际借贷特权仍然在这个世界秩序中发挥作用，如果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总是能够利用这些特权来为自己谋取私利，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任何国家都能够发展出健全的民主和法制来保障基本人权的落实。

即使国家就像米勒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实体，但如果它现在所遭受的沉重负担本身就是由它在历史上不能完全负责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由西方国家的殖民、奴役和剥夺造成的，那么也没有道德上可靠的理由认为这个国家要对它目前的现状负责。

还有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在一个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并没有能力支配政府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这样，如果上一任政府因为极度腐败，不仅让国家的经济完全崩溃，而且还1 参见 David Miller (2005), “Against Global Egalitarianism”, The Journal of Ethics 9(1-2): 55-79.2 David Miller (2005), “Reasonably Partiality towards Compatriots”, pp. 76-77.3 David Miller,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在国际上欠下了累累债务，那么把这种负担完全转嫁到人民头上不仅是不合理的，也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米勒正确地强调一个国家要对实现国内的社会正义承担责任，但他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当今世界中，一个国家的社会正义的实现也依赖于作为背景条件而出现的那个全球秩序。

若不首先让全球秩序变得公正，这个世界就仍然会有严重贫困、暴力冲突和流血战争。

全球正义要求我们跨越国家的边界，让其他国家中基本人权上没有得到保证的人们能够充分享受基本人权。

但在米勒看来，落实一个国家的国内正义的责任要优先于这项责任。

一般来说，要是每一个国家都致力于让其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落实，要是目前的全球秩序已经是公正的，那么我们的世界当然就已经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全球正义也就不再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然而，我们目前的世界并非是这个样子。

米勒之所以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国内正义的实施仍然具有他所说的那种优先性，是因为他反对在国际层面上重新分配资源。

一个国家占有那片领土确实是一个历史上偶然的事实，但在米勒看来，通过生活在那片领土上，对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加工，一个国家所占有的资源就获得了一种经过强化的价值，因此一个国家也就可以声称它对领土资源的权利，正如一个人可以声称他有权占有他通过利用原始资源而获得的产物。

在这里我没有时间详细评论米勒的论证，只需指出两点就足够了。

第一，米勒的论证显然是立足于洛克对财产权的论述，不管洛克的观点有什么缺陷，1 他至少认为，在占有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资源的时候，也需要留下足够好的资源给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