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现代性社会

黑格尔与现代性社会

摘要:现代化带来文艺复兴、理性启蒙和自由、民主、博爱的理念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弊病。针对现代之初欧洲哲学隐现的“人”的现代性社会裂痕,黑格尔提出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学说,试图用逻辑自满性把人带入实体性的政治国家,弥补人的社会裂痕。

标签:黑格尔;现代性;社会

公元1500年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把西方世界带入“现代”。文艺复兴恢复了古典文明的生机,宗教改革打破了人的心灵上的信仰枷锁,启蒙运动掀开遮蔽理性的面纱,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则把人从神权政治国家带入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世俗民权政治国家。进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这都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给现代(modem)带来的功绩。然而,这功绩的背后隐藏着现代性(modernity)弊病:宗教社会解体带来时代祛魅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生存意义的丧失与断裂;人的政治解放虽然让人成为自由平等的主体,却使人孤立为原子性存在,使社会成为人与人厮杀的战场;启蒙理性撕掉宗教神话的遮蔽,却又套上神化理性的外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却把人变成生产的工具。这一切都表征为“现代”时间视域下的现代性问题。面对这些现代性问题,黑格尔欲把人从相互厮杀的市民社会带入国家政治共同体以维护自我意识的自由和统一。

一、现代之初欧洲哲学隐现的“人”的现代性裂痕

现代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形态及人的观念形态。从神学或封建桎梏下解脱出来的人类思想迫不及待地要在人类思维的最高形态——哲学——中去寻找人类思维的主体意识,即在思维能动性中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且这存在不是上帝的造物。这种在思想中发起的对“现代”的反应——把主体意识与“现代”相关联——与其说不是偶然的,不如说是不言而喻的。

在“怀疑一切”的原则下,笛卡儿通过演绎法分析出唯一不可怀疑者的存在,即“我,作为能思维的自觉的东西[思维的东西]而存在”。在这里,笛卡儿第一个意识到在“我思”中“我”,即主体意识的存在,进而“提出反思主体,考察认识论方法的问题,并理直气壮地主张天赋观念”(这种主体意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主张认识只是理性在天赋观念基础上的推理”。虽然,意识存在的确定性“要从怀疑摆脱出来就要依靠奥古斯丁关于意识本质的现实性观点”,这无疑还是经院哲学的,但是其显露出来的现代意义却是巨大的。在“我思故我在”中,笛卡儿把“我”与“存在者”勾连起来,把人与物(存在者)的归属关系一道构成人自身的存在。这样,自身表象着的“自我”就把自己看做一切可表象者(物)的尺度和中心。自此,人,即自我意识以占据支配地位的方式成为主体,成为创造和改造世界的中心。从笛卡儿开始,在现代欧洲思想家的著述中,开始出现这样一个角色,它是古希腊时代和中世纪不曾有过的,那就是“个人”。“人类正当的研究对象是人”被确立为那个时代的哲学特征。世俗生活开始独立出宗教和政治生活进入人们的视野。世俗权威也开始脱离信仰

和身份的桎梏表现出绝对权力。

在这个彰显人之独立性的思想背景下,从培根开始,经过霍布斯、洛克,再到休谟的经验论者(与笛卡儿不同),人们把个人对外部事物的感觉确立为人认识事物的尺度。他们认为:经过“经验归纳法”处理过的(培根)、或经由肉体感官并诉诸“反省”得到的(洛克)、或“知觉”到并能被“直观”和“理论”的(休谟)经验事实才是人的观念的唯一来源,他们并把经验观察认作为主体意识的认识原则,以反对天赋观念的主观臆造。于是,道德原则就源自对善与恶、快乐与痛苦的感悟。然而与此相反,唯理论者却追问:感觉的反复无常如何带来人面对世界时所寻求的确定性?于是,以斯宾诺莎为首的唯理论者回答道:正是这种日常感性经验和经验语言的运用带来了有条件的、联想性的模糊意义。人要寻求确定性,就必须把每个个体放到作为整体的、不变的名为“自然(上帝)”的系统中,并最终只能用演绎的方法确定自我的存在(斯宾诺莎),又或是设想出具有“预定和谐”本性的“单子”,且其本身就是宇宙,就包含宇宙的规律及对世界的完全认识(莱布尼兹)。

在这里,无论经验论者还是唯理论者,无论从经验事实出发,还是从人类思维的本性出发,现代之初的欧洲思想家都已经注意到“在意识哲学的论述中,当自我(意识)得到独立的确认之时,个体的人如何面对同样独立的他者和其置身其间的公共生活”这一问题。一部分经验论者把目光瞄向一种原初状态,如霍布斯和洛克。霍布斯从人性恶的视角出发,通过社会契约把人带出相互厮杀的战场(自然状态),引入以自然法保全自身的和平的社会。洛克同样从自然状态出发。与前者不同的是,洛克的自然状态不是野蛮状态,而是缺少适当的惩罚权威的表面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在追求自利时所运用的自然法则对他人比对自己更苛刻。这促使人们在这种自然状态下订立社会契约,把权威让渡给更可信赖的国家权力,以保证来自感官经验的、趋于幸福避免痛苦的道德规范。另一部分经验论者则把视角倾注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这样的利害抉择或是诉诸可以量化的功利计算(边沁),或是以“同情”和“效果”标榜的、经过“反省”的情感体验(休谟)。同时,唯理论继续沉思于由主观思维而来的先验本体(天赋观念)。他们用先验的“自然”,或纯粹的在其自身就能领悟宇宙之完满的“单子”(因为这”单子”本身早已为人类制定了永恒不变的道德律),来填补上帝缺位时人的空疏。这被承认为绝对本质的东西就如个人纯粹而空虚的作为“一”的自我意识。

康德看到,单纯强调经验观察就如同单纯强调理性思维一样,要么走向极端的怀疑,要么不过是一种主观性的独断。这些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分裂。于是,康德试图把两者,即感性直观确定性和知性思维能动性统一起来。在统一体中,原子式的个体被表征为先验的认识主体,资产阶级追名逐利的动机变成人的自由意志,进而这意志又变成没有内容的、纯粹思想上的先验规定。为了保證这种统一,康德在自我意识之外,求助于被悬设出来的本体论承诺,即认识论领域的“物自体”,实践领域的“自由意志”、“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进而“德性”和“善”变成高高在上的、应然状态中的道德假设。于是,人只能生活在一个二分的世界,即自然的世界和自由的世界中。

对康德而言,自然的世界是现象的世界,而自由的世界是本体的世界。作为现象的自然世界,不过是不变的、单纯作为本质的物自体向人投射来的影像,因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