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用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话来说，如果将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算做第一波改革开放，经历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战之间的第二波，再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由第三波进入第四波，由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向更全面和彻底的改革开放。这一波的走向与成败，将影响深远。激进与保守的选择，在每一波改革开放中均引起难以回避的巨大争议和现实后果。现在，中国又站上一个重要节点。自柳传志、王瑛之争以来，企业家群体中，对现实也呈现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转型中，被认为的“激进主义者”也好，自以为的“保守主义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声音都值得一听。正是在心平气和的对话而非被操控的各种情绪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盘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以前常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够革命，回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保守必要的社会秩序，愿意妥协，谋求逐步改良的心态。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集中呈现了一些企业家的观点与分析。这些观点和分析，在此文中，被归纳为“保守主义”。

但“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涵义非常清晰的词汇。亨廷顿说：“当社会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提醒人们一

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现存实践的好处。”基于认识论上的谦虚，保守主义者不认为谁能掌握社会变革的总钥匙和总规律，所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群体中都颇受认同，他同样主张认识论上的谦逊，主张自由秩序的自然扩张与演进。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恰恰曾写过一篇名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自己的方向，划清了反对基于理性狂妄的激进变革与顽固守旧之间的界限。如果说他保守，显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发的社会与宪治秩序。

或许，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要继续自问：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

中国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

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

公权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质，其作用边界，对把握改革方向和实质改革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臵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

知理性角色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把握和操纵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近读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得以比较系统地了解王石、任志强、冯仑等一批著名企业家对商业、政治及两者关系的观点。企业家的见识与作为，对中国转型有重大影响。这本访谈，触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窃以为，值得做一些更深入的辨析。

大致而言，他们认为改革就是改错，如果要追究原罪，首先应追究不合理的旧体制。他们认为推进改革需要保守主义智慧，“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但政府最好不要做市场能做好的事。

凭着直觉，他们实践着如下经济理论：市场的本质，是一个大范围的匿名合作秩序。这一秩序中，有着各色各样的组织，政府、企业、NGO、家庭、宗教组织……它们以其各自的专业贡献相互依赖地共生于一个网络中，市场参与者遵循一般正当行为规则，分享与其贡献大致相对应（却又是事先不确定）的回报。其中，政府作为一个特别的组织，作为提供“保护服务”的“供应商”，换取税收。

由此，我们会以一种新视角看待政府-市场关系：良好治理合作秩序中，政府适当的角色设臵、行动边界和运行方式是什么？今天的文章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刘业进，经作者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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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商文明的转型远未完成

从农耕文明迈入现代社会的地区，难免流行对商业的偏见。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企业家是一群与商业联系紧密的人，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没有得到正确认知和重视。

深处商业文明的传统中，孟德斯鸠发现：“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论法的精神》下卷，P2）

不仅如此，商业还是和平的使者，因为“贸易不越过国界，士兵就越过国界”。一切贸易，无分国内国外，都构成分工的支持机制——分工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贸易、分工和生产是商业行为的不同环节，所有环节，都是人际联合的生产行为，而企业家们正是谙熟和实践这一联合技艺的人。

奥派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驱动力量。中国真正的企业家也在凭直觉实践着这一常识。用武克钢的话说，靠贸易和分工繁荣起来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工商文明”，而企业家正是“工商文明”的核心推动力量。这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差别明显。

传统社会中，“无商不奸”这个俗语折射出农业文明对商业

文明、工商阶层的偏见。企业家群体饱受诟病，这是一种流布甚广的错误归因。

看起来，仅靠改变货物的地理位臵而套利，的确有不劳而获之嫌。但没有商人的价格信息揭示，生产者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资源和技术生产，这些知识是无从知道的。在一个“大社会（Great society）”中，服务于陌生人不需要靠善意，根据价格信号行事就好。

任何一个群体中难免有坑蒙拐骗、以身试法者，对此，武克钢认为“坏富人和坏穷人同时存在”，企业家群体中有以身试法者、坑蒙拐骗者，哪个群体没有这样的个例？

商业贸易和企业，是联合的事业。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人际联合以实现分工合作的两种形式罢了。劳动分工的背后是知识分工。正是引领分工和联合的企业家们，把分散的知识和信息实现整合，引发了惊人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奥地利学派的传人柯兹纳（I.Kirzner，1973）说，企业家是那些“无中生有、以少生多”的人。

人何以成为万物的灵长？“群”也。人以群居，合作创造人。特别是借助于语言能力，人类具备了极高“群”的技艺。“联合的科学是一切科学之母。其余科学之进展都取决于这门科学之进展”，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著名论断。

如果对托克维尔命题做一个扩展的理解，其对转型国家的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