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基本理念

儒家政治基本理念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儒家关于政治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在儒家诸子对人文、社会、国家问题的讨论中，主要精神包括：政治是实现人性的形式，治国不能违背仁义原则，政治从本质上说也是做人之道。统治者修己成仁政治的根本，修己最切实的路径是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视听言动，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孝悌之道，治国以治人为本，以治法为末；法无治乱，得其人则治，失其人则乱，应以贤者为君，以圣者为王。君子当其位是实现人性政治的保证。民为邦本，君、民、神三者，民是第一位的，民秉天意，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国家应由贤能的士人掌治权，士人应以义入仕，以道事君；贤能的士人不仅为人臣，而且为君师。士人以修身为体，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一、政治本于人性

人性论是先秦诸子政治文化的起点和基础，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人格、政治社会秩序、政治行为规范、政治方式方略的不同设计。儒家是从人与禽兽的区别与分离的角度揭示人类的类属性的。孟子讲：孟子讲：人生而有良知良能，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这四心，也就是区别于禽兽的四种属性：仁、义、礼、智。这四种属性的核心是仁与义，礼不过是仁义的具体表达形式，智则是对两者的明辨与觉悟（见孟子离娄上）

仁与义在孔孟思想中有不同含义。孔子的仁包括三层关系结构：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成员，只要“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都可以实践仁（《论语颜渊》）也就是把这种秩序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化为人的主观自觉的意识。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人是指贵族或统治者，人与人的关系指统治集团内部即贵族之间的人伦关系。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贵族集团内部建立亲和、彼此相互着想，相互承担责任的关系，三是人与民的关系，即贵族统治者对庶民百性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通过恤民、惠民、义民、博施以济众，建立一种人民相恤的事功关系。孟子所说的仁则是人生来就有的良知良能，即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尽管孔孟对仁的解释各异，但儒家所揭示的仁的本质和精神是共同的，仁的本质是由血亲之情而放大的的同情心和爱心，孔子讲“爱人”孟子讲“亲亲仁也，都是对人最本质的说明。

二、寓政于修身

《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这样两段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君道》“请问为国？曰：闻修身也，未尝闻为国也君子仪也，民者景也，仪正则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

政治的第一要义，是统治者的实践人性，是统治者自治的问题，是统治者自己管理好自己的问题，自身不正，怎么要求民正，在儒家看来，政治的根本在于统治者自身建设，即修身。P4

孔子所说的修身有两条：其一是克己复礼，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所说的礼是周礼包括官制和冠婚丧聘朝及相见饮酒等礼仪规定，周礼即包括管理社会的职责和等级规定是，又包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活动方式和行为规范。就中体现了尊卑上下贵贱长幼等宗法等级秩序。孔子认为礼是人间秩序较完美的形式，郁郁其文哉孟子认为修身首要是尽心、存心《孟子尽心下》尽心也就是把人固有的四心——仁义礼智的善端发扬开来；存心也就是“立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立四心也就是立仁义礼智。孟子的修身实质是在人心上下功夫，这种修身被宋明心学所弘扬。

儒家认为：如果社会人人都亲其亲，长其长那么就会实现天下太平，犯上作乱的人就少了，儒家把政道的实现与人们日常的最平凡的家庭生活统一起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只要

践行人性规范，就是在实现政道，维护政道，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寓于平凡的家庭生活中，寓于子对父，弟对兄的日常关系中，这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政治文化的起点就是世俗化，这是一种生命力较强的政治思维，因而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

儒家这种政治文化的理念被后人发挥到极处，儒家后人把孝说成是治天下的至德要道，并把孝从家庭推向社会：“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孝既是伦规范又是政治规范，作为君子，要把事奉双亲的孝，移于对君主的忠，把对兄长的悌，移于对长上的顺，这样国家就成了和睦的大家庭，而皇帝就成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儒家孝治文化是汉以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先声。

郭按：主张以德治国，轻视法治，儒家主张，统治者首先必要一种理想的人格，然后才实现政治的合理，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重法者必重刑，但以刑齐民，以政导民，民虽畏刑而不敢胡为，但却不能培养人性，对德化人格起不到作用，也就是说对政道无补，只有君子当政。以德化民，以礼导民，能培养民的人格，对政治有利。

四、天视自我民视

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民为政治之首。

孟子把孔子的重民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天、君、民三者关系中，民充当一个中介角色，孟子引《太誓》言：“天视在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民代表天的意志，在孟子看来，什么人可以得天下是由“天”来决定的，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于也，失其民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将民抬高到决定天下归属的至高地位。

正是从民本意识出发，孟子在民君神三者的关系上，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君王如果残暴不仁可以推翻，孟子思想成为后世开明学者政治民主化的理论武器。（明代：晚明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黄宗羲认为：皇权是天下不安宁的根源，《明夷待访录原君》岂天地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同上

君臣关系上黄提出：为官是：“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盖天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正是从以上认识出发，黄宗羲提出了限制君权的主张。提出以学校成为监督皇权，《明夷待访录学校》

孙中山先生：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因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以为不能做到。（《孙中山文集民权主义第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