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州立银行丑闻及其教训
宏观经济学案例库

第十二章国民收入核算案例1:蜜蜂的寓言18世纪初,一个名叫孟迪维尔的英国医生写了一首题为《蜜蜂的寓言》的讽喻诗。
这首诗描述了一群蜜蜂的兴衰史。
最初,蜜蜂们追求豪华的生活,浪费成性,结果整个蜂群兴旺发达。
后来,它们在一个“哲学蜂”的劝说下崇尚节约,结果弄得社会衰落,终于被另一个蜂群所消灭。
这首诗因为宣扬“浪费有功”,当时被英国中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判定为败类作品。
但在2 00多年后,这部作品却启发凯恩斯建立了以总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理论。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相信“供给决定需求”。
但30年代大危机时的供给过剩、失业严重使凯恩斯从供给转向需求,建立了以总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总供给水平是既定的,因此,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小取决于总需求。
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
总需求不足正是引起供给过剩和失业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或称凯思斯国民收入决定模型。
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与净出口(出口—进口)。
因此,增加消费,哪怕是浪费性消费(诸如像埃及人一样建造金字塔等)也可以刺激经济繁荣。
这正是孟迪维尔《蜜蜂的寓言》的中心思想,不过凯恩斯用现代经济学概念表述了这一思想。
我们知道,居民的收入分为两部分,即消费与储蓄,消费增加则储蓄减少。
这就又得出一个推论,减少储蓄可以使经济繁荣。
但是,这与传统的“节约光荣”正好相反。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却使社会萧条;浪费是个人的恶行,却使社会繁荣。
人们把这种似乎矛盾的结论称为“节约的悖论”。
当然,这种悖论是一种假象。
如果我们分开短期与长期,这个悖论就不存在了。
在短期中,总供给能力是固定的(资源与技术不变),因此,总需求大小决定了国民收入水平。
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处于30年代那样的萧条或衰退时期时,刺激总需求的确是重要的。
但在长期中,一个经济的总供给还取决于资源与技术,这就要增加储蓄了。
初中演讲稿

初中演讲稿初中演讲稿1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初一(x)班学生__x。
众所周知,现代的社会,许多东西都列入造假行列。
我们吃的是掺假面粉和有毒大米,住的是偷工减料的楼房,用的是难以辨认的假货,甚至我们有病吃的药,也是不能治病还要害命的假药。
而且,这种造假之势正在肆意蔓延,就连我们这纯净的校园,清净的讲台也被这造假魔爪蹂躏着:成绩是假的,荣誉是假的,来校的父母也有从市场花钱雇来的--凡此种种令人触目惊心。
说到这,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中国难道真的这样永远假下去吗?不!有点良知有点责任感的人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
否则,我们的郭佳真的不像个国家,我们的百姓也真的没有任何的保障可言了。
大家都知道“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他戏弄了“烽火是敌军来犯的战火”的承诺,结果不但丢了江山也丢了姓名,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几千年来,它像是一块警示招牌,告诫着后人,千万不可拿诚信当儿戏,否则,下场可悲可叹!然而,我们的国人对这一点却毫不察觉,目光短浅的,仍在那里学样造假,这是多么可怕的无知呀!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两个故事:一个人在德国一家银行贷款,因为延误了一天的还期,结果,他在德国任何一家银行永远也贷不出一分钱。
一留学生在美国一参观刷盘子,要求刷七遍,他只刷了三遍,结果再也找不到工作。
可见他们不但讲诚信,而且守诚信,把诚信看做做人的底线,这也许就是他们之所以强盛的原因吧。
这正应了那句:“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呀!我们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她之所以能历经数千载而发展至今,也是因为拥有“诚信”的美德呀!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商鞅为了让人相信他变法是真的,他于都城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说:“能扛北门者,赏黄金十两。
”当时没人相信,他就把赏金加到五十两。
终于有一天,一壮汉把木头扛到北门,果然受赏五十两,百姓纷纷议论:商鞅言而有信,他的命令一定要执行。
这就是“商鞅立木树信”的故事,商鞅就是凭借这种诚信,拥有了人格魅力,深孚众望,使变法成功,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巴林银行倒闭启示

巴林银行倒闭原因及教训期货市场经常发生投资者因抱侥幸心理而由小输演变成大亏的例子。
表面上看,巴林银行事件与我们国内投资者似乎相去较远,其实不然。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风险是如何由小变大,企业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形同虚设带来的巨大危害,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惨重教训。
首先,我们对巴林银行事件回顾1995年2月,具有230多年历史、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按核心资本排名第489位的英国巴林银行宣布倒闭,这一消息在国际金融界引起了强烈震动。
巴林银行1763年创建于伦敦,它是世界首家商业银行。
它既为投资者提供资金和有关建议,又像一个商人一样自己做买卖,也像其他商人一样承担风险。
由于善于变通,富于创新,巴林银行很快就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功。
它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无论是到刚果提炼铁矿,从澳大利亚贩运羊毛,还是开掘巴拿马运河的项目,巴林银行都可以为之提供贷款。
由于巴林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卓越贡献,巴林银行的经营者先后获得了五个爵位。
巴林银行的倒闭是由于该行在新加坡的期货公司交易形成巨额亏损引发的。
1992年新加坡巴林银行期货公司开始进行金融期货交易不久,前台首期交易员里森,同时也是后台结算主管即开立了“88888”账户。
开户表格上注明此账户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误差账户,只能用于冲销错帐,但这个账户却被用来进行交易,甚至成了里森赔钱的隐藏所。
里森通过指使后台结算操作人员在每天交易结束后和第二天交易开始前,在“88888”账户与巴林银行的其他交易帐户之间做假账进行调整,里森反映在总行其他交易账户上的交易始终是盈利的,而把亏损掩盖在“88888”账户上。
里森作为一个交易负责人,曾经通过大阪股票交易所,东京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买卖日经225股票指数期货和日本政府债券期货,从中赚取微薄的差价。
由于差价有限因此交易量很大,通过这种风险较低的差价交易,也一度为巴林银行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在1994年头7个月获利3000万美元。
最新操作风险典型案例

操作风险典型案例操作风险典型案例1、巴林银行的倒闭1995年2月26日,英国中央银行突然宣布;巴林银行不得继续从事交易活动并将申请破产清算。
这则消息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因为巴林银行是英国举世闻名的老牌商业银行。
说起巴林银行破产的原因,更加让人难以置信;它竟葬送在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一名普通职员之手!1992年,里森加入巴林银行并被派往新加坡分行,负责新加坡分行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里森的主要工作是在日本的大阪及新加坡进行日经指数期货的套利活动。
然而过于自负的里森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则去做,他判断日经指数期货将要上涨,伪造文件、私设账户挪用大量的资金买进日经指数期货。
1995年2月23日,里森突然失踪,他失败的投机活动导致巴林银行的损失逾10亿美元之巨,已经远远超过了巴林银行5.41亿美元的全部净资产。
巴林银行破产的原因耐人寻味。
从表面上看,巴林银行是由于里森个人的投机失败直接引发的。
而实际上,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巴林银行控制内部风险尤其是操作风险的制度相当薄弱。
首先,巴林银行没有将交易与清算业务分开,允许里森既作为首席交易员,又负责其交易的清算工作。
在大多数银行,这两项业务是分立的。
因为让一个交易员清算自己的交易会使其很容易隐瞒交易风险或亏掉的金钱。
这是一种制度上的缺陷。
其次,巴林银行的内部审计极其松散,在损失达到5,000万英镑时,巴林银行总部曾派人调查里森的账目,资产负债表也明显记录了这些亏损,但巴林银行高层对资产负债表反映出的问题视而不见,轻信了里森的谎言。
里森假造花旗银行有5,000万英镑存款,也没有人去核实一下花旗银行的账目。
监管不力不仅导致了巴林银行的倒闭,也使其3名高级管理人员受到法律惩处。
2、日本大和银行。
井口俊英是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一名职员,1976年进入该行,担当国债交易审核员。
1979年,因工作勤奋,认真负责,被提升为纽约分行国债交易室主管,同时兼任国债交易稽查主任。
在华尔街有一间专用的办公室,这是银行给他的特殊待遇。
十分钟酿就“德国最蠢银行”

目录
• 引言 • 德国最蠢银行的诞生 • 银行的愚蠢行为 • 银行的破产与后果 • 教训与反思
01
引言
主题简介
01
本文将探讨德国最蠢银行的产生 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其背后的原 因。
02
通过分析这起事件,我们可以深 入了解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背景介绍
04
银行的破产与后果
破产过程
01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 弟申请破产保护,美国国 际集团(AIG)告急。
02
2008年9月16日,北石 银行和南德意志银行开 始遭遇信任危机。
03
2008年9月17日,德意志银 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巴克莱 银行出现资金链断裂。
04
2008年9月18日,德国 政府宣布救助Hypo Real Estate银行。
破产影响
金融市场信心受挫
银行破产导致市场对金融体系 的信心急剧下降,引发金融市
场恐慌。
信贷紧缩
银行破产导致信贷市场紧缩, 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经济活动 受到限制。
经济增长放缓
由于信贷紧缩和金融市场信心受 挫,企业可能会减少投资和生产 ,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
失业率上升
经济衰退会导致企业裁员和破 产,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银行业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压力。
许多银行纷纷加大科技投入,以 提升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但在 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败的
案例。
“德国最蠢银行”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诞生的一个典型案例,其 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和讨论。
02
德国最蠢银行的诞生
银行成立背景
德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关于银行风险的真实案例

关于银行风险的真实案例
关于银行风险,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即“巴林银行事件”。
巴林银行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成立于1763年。
然而,这家享有盛誉的银行在1995年因为一个交易员的过度冒险行为而破产。
这个交易员名叫尼克·利森,他是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首席交易员。
利森利用巴林银行的信用,大量买入高风险的欧洲债务,并通过复杂的交易策略来掩盖他的真实交易情况。
然而,这些交易最终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利森的行为被揭露后,巴林银行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
这个事件对银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揭示了银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在利森的案例中,他的行为之所以能够成功掩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林银行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其次,它也揭示了交易员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利森的行为表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交易员,如果没有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也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
总而言之,巴林银行事件是一个关于银行风险的重要案例,它提醒我们要时刻关注银行的风险管理,确保银行业务的安全和稳定。
德意志银行百年兴衰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启示

JRYJ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金融与经济2018.08德意志银行百年兴衰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启示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1870年成立的德意志银行本身就是世界银行业发展的缩影,在曲折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早期的德意志银行充分利用企业股份制度和德国对外扩张的机遇,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世界级大银行,但两战期间却陷入低迷期。
二战后,1957年合并后的德意志银行致力于恢复国际业务,并通过产品、服务和技术创新逐步蜕变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型银行。
2008年以来,德意志银行受累于次债危机,又陷于多种丑闻,正艰难度日,但以古鉴今,笔者相信德意志银行会安然度过危机,并获得新的生机。
本文研究发现,德意志银行在战略布局及执行力、多元化经营、科技运用、公司治理与风险控制等方面均有得意之作,对国内商业银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合规管理之败笔也为国内银行敲响了警钟。
[关键词]德意志银行;发展战略;服务创新;风险管理[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9X (2018)08-0068-08DOI :10.19622/36-1005/f.2018.08.011王应贵(1965-),四川江油人,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胡妍斌(1974-),江苏太仓人,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上海200336)■王应贵,胡妍斌J自1870年成立至今,德意志银行有着悠久的历史,始终是欧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德意志银行逐渐跌落神坛,目前正陷入深渊。
早期的德意志银行居经济社会中心,参与了国内外重大经济活动,其主营业务为银行,但经营活动涉及影响国计民生的新兴工业产业,形成了十分密切且颇具德国特色的银企关系。
二战结束后,德意志银行被拆分为十大区域银行,1957年重新合并后的德意志银行在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逐步恢复海外市场业务,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德国怎样治理商业贿赂

德国怎样治理商业贿赂德国怎样治理商业贿赂德国市场经济发达,商业文化比较健康,社会信用体系较完善,公务员队伍建设也卓有成效。
然而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近年来德国的贿赂之风不仅丝毫不见好转,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2005年"透明国际"公布的159个国家的反腐败排名中,德国排名第16位。
据德国"预防"公司的数据,2003年德国经济犯罪造成的损失达68亿欧元,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近年来,德国不断有贿赂丑闻曝光,其中不乏政府要员和大型跨国集团。
介绍一下德国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德国政府在治理商业贿赂方面的作用、德国法律对治理商业贿赂的规定,德国是怎样治理商业贿赂的。
一、德国商业贿赂的主要方式及其成因在德国,最易发生行贿受贿的是建筑领域,其次是医药销售、设备购销和项目审批部门以及发放补贴、救济金等款物的部门。
由于行贿和受贿主体不同,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各异。
目前在德国企业间的商业贿赂方式主要表现为:(一)厂商代表在签订采购协议时滥用职权,向供应商索取贿赂,中饱私囊,损害他人和公司的利益。
如宝马公司采购部某经理收受供应商10万美元贿赂,其妻领取从未发生过的"咨询费"。
大众斯柯达公司人事主管HelmuthSchuster涉嫌从潜在供货商处收受贿赂,并利用影子公司操纵大众公司多个利润丰厚的海外合同,特别是在印度和安哥拉。
(二)中小型建筑企业为了拿到订单而贿赂项目委托方。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科隆市垃圾焚烧设备建设工程,据称有关企业在这一工程中的贿赂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
(三)公司经理利用职务之便巧立名目,为己或第三者索取和收受回扣。
如英飞凌公司存储芯片部门总经理涉嫌两年内从摩托车赛赞助款中抽取25.9万欧元回扣。
奔驰汽车德国销售公司经理利用公款为女友在西班牙一座岛屿上购置房产。
(四)企业间秘密商定投标价格或建立价格同盟,垄断市场,抬高价格。
最愚蠢的银行案例讨论

最愚蠢的银行2008年9月15日上午10时,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消息转瞬间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传遍地球的各个角落。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0时10分,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居然按照外汇掉期协议的交易,通过计算机自动付款系统,向雷曼兄弟公司即将冻结的银行账户转入3亿欧元。
毫无疑问,这笔钱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转账风波曝光后,德国社会各界大为震惊。
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发誓,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并严厉惩罚相关责任人。
一家法律事务所受财政部的委托,进驻银行进行全面调查。
几天后,他们向国会和财政部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并不复杂深奥,只是一一记载了被询问人员在这10分钟内忙了些什么。
这里,看看他们忙了些什么。
1、首席执行官乌尔里奇·施罗德:我知道今天要按照协议预先的约定转账,至于是否撤销这笔巨额交易,应该让董事会开会讨论决定。
2、董事长保卢斯:我们还没有得到风险评估报告,无法与时做出正确的决策。
3、董事会秘书史里芬:我打电话给国际业务部催要风险评估报告,可是那里总是占线。
我想,还是隔一会再打吧。
4、国际业务部经理克鲁克:星期五晚上准备带全家人去听音乐会,我得提前打电话预定门票。
5、国际业务部副经理伊梅尔曼: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时间去关心雷曼兄弟公司的消息。
6、负责处理与雷曼兄弟公司业务的高级经理希特霍芬:我让文员上网浏览新闻,一旦有雷曼兄弟公司的消息就立即报告,现在我要去休息室喝杯咖啡。
7、文员施特鲁:10时3分,我在网上看到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新闻,马上跑到希特霍芬的办公室。
当时,他不在办公室,我就写了张便条放在办公桌上,他回来后会看到的。
8、结算部经理德尔布吕克:今天是协议规定的交易日子,我没有接到停止交易的指令,那就按照原计划转账吧。
9、结算部自动付款系统操作员曼斯坦因:德尔布吕克让我执行转账操作,我什么也没问就做了。
柏林银行危机

早在2001年夏天,柏林参议院就获悉德国最大的十家银行之一的柏林银行公司需要紧急注资20亿欧元,震惊的参议院清楚,如果得不到纳税人的支持,联邦监管机构将关闭这家柏林市政府拥有56%股份的银行。
作为柏林的旗舰金融机构,柏林银行公司及其主要的分支机构,包括首都柏林最大的零售银行和主要的抵押贷款银行,它的损失,在政治上的影响是无法想象的。
参议院投票同意对柏林银行,同时也是柏林最大的雇主之一进行注资,但这次拯救无论是对政治家还是纳税人而言,代价都是巨大的。
柏林银行的资产重组使这座城市几近陷入绝境的财政状况[1]再次遭到重创。
同时,上世纪90年代那些杰出的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对银行的管理导致了2001年6月柏林重大的政治危机,造成了管理柏林很多年的“大联合政府”的分崩离析。
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柏林银行公司的主要分公司对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一系列大额贷款,并且建立了房贷基金,对散户投资者提供慷慨的担保。
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陷阱。
1999年柏林房地产和租金泡沫破裂,柏林银行持有的与房地产相关的投资组合开始了大规模亏损并承担了负债。
2001年12月和2002年4月间柏林政府为了保护这家面临倒闭危险的机构采取了一种极端的风险规避方法或者说是一系列的担保,因此该银行此次溃败造成的损失至今仍无法确定。
此方法是将银行在房地产投资组合方面的负债转移至柏林地方政府,从而为该银行的重组和在2003年可能进行的私有化铺平道路。
但是这种风险大规模的转移意味着在接下来的30年里,柏林当地和联邦的纳税人面临的负债在理论上将达到210亿欧元[2],有关专家认为在最坏的情景下这一状况可能引发37亿至80亿欧元的损失。
故事摘要柏林银行公司是在1994年合并了私营柏林银行和柏林地方政府拥有的几家金融机构之后成立的。
在合并的这些大型公有银行中包括州银行,或称柏林银行,和柏林抵押贷款银行。
对柏林的政治精英们来说,全新的柏林银行可以为这座统一起来的城市的重生提供一个有力的工具,使其成为德国的金融、商业以及政治中心。
德国最愚蠢的银行引发的思考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德国最愚蠢的银行”引发企业内控思考“德国最愚蠢的银行”引发企业内控思考案例简述及分析2008年9月15日上午十点整,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消息瞬间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传遍地球的各个角落。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十分钟后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居然按照外汇掉期协议的交易,通过计算机自动付款系统,向雷曼兄弟公司转入了3亿欧元。
毫无疑问,3亿欧元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与该事件相关的人员有十多位,上到董事长,下到操作员,他们都是企业经过严格筛选的精兵强将,可悲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每个人都开了点小差,加在一起就创造出了“德国最愚蠢的银行”。
在该事件中,假如制度设计合理、即使每个人都开了小差,钱也出不去。
倘若每个人都是灵活机动的人,即使制度再不合理,钱也出不去。
对于如此硕大的企业靠人们的机动灵活,虽然能避开3亿欧元事件,但总有一天会发生比3欧亿元更愚蠢的事情。
如果企业有风险预警等内控机制或许该事件就不会发生了,归根究底还是制度有缺陷呀!企业内控五要素的建立及运用COSO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监督五要素构成,coso 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内部框架,通过理解和贯彻该框架要求,梳理管理流程、规范管理,对实现提升整体管理水平,继而实现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有重要意义。
1、完善企业的控制环境(1)坚持诚信和树立道德价值观。
无论是企业最高管理层还是其它成员都应当做保持诚信行为和拥有道德底线。
例如:不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以致形成不必要的压力。
企业制定收入指标应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结合当年行业环境制定指标,好高骛远或大跃进,反而激发销售造假行为。
(2)完善人才管理机制。
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职务说明书,逐项分析并规定各工作岗位所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制定恰当的员工工作标准和道德标准,将该标准作为考核员工的依据,使员工清楚自己的晋升渠道,以此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为企业服务。
20世纪以来的银行危机事件

20世纪以来的银行危机事件内容摘要:在银行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机构,被人们普遍视为可靠的象征。
然而,20世纪以来,银行危机并非如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极少发生, 此文将从全i角度分析20世纪以来各国经济的银行危机及其成因。
关键词: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一、1907年美国银行危机1.1事件介绍1907年,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大肆举债,在股市上收购联合铜业公司(United Copper)股票,但此举失利,引发了华尔街的大恐慌和关于尼克伯克即将破产的传言。
银行纷纷收回贷款,股市暴跌,民众挤兑,几家大银行濒临破产。
当恐慌最终蔓延至美国全国各地,多家银行破产。
1.2原因(1)通货紧缩。
1907年5月到1908年6月的经济紧缩,尽管相对短暂,但却相当严重。
“1907年恐慌”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发生,当时有很多银行和信托公司被挤提。
(2)存户对银行失去信心(3)美国缺乏法定最后贷款人。
二、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2.1事件介绍2.1.11930年10月,第一次银行业危机的开端1930年10月之前,歇业银行的存款或多或少地都要高于1929年的大多数时期,但这种现象并没有违背上一个十年的经验。
1930年11月,上述银行存款总额达到了1921年以来所有月度数据最高值的两倍还要多。
大量的银行破产,尤其是在密苏里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阿肯色州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等地的银行破产,促使人们普遍试图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转化为通货,或者转化为邮政储蓄存款,但后一种情况所占的比率要小得多。
2.1.21931年3月,第二次银行业危机的开端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私营银行Kreditanstalt银行倒闭,对整个欧洲大陆都产生了影响。
紧接着,德国的一些银行于7月14日和15日倒闭,其他国家的银行也未能幸免,英国的短期资产在德国被冻结。
[在这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1931年5月。
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立:历史上有多起丑闻

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立:历史上有多起丑闻尽管众多的好莱坞电影都涉及到中央情报局及其特工的情节,但仍然有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机构到底是做什么的。
本文中,我们将回顾一下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以及几十年来它所卷入的丑闻。
我们将了解它目前的组织构成,由谁监督,及其监察制衡系统。
我们还将了解到特工是怎样工作的换句话说,我们将会明白好莱坞的素材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CIA是中央情报局的缩写。
其首要的常规任务就是收集、评估和传播国外情报,以协助总统和美国政府的高级决策者就国家安全问题做出决策。
有时,中央情报局在总统的授权下也可以参与秘密行动,不过它并不制定政策。
中央情报局既不能刺探美国人在国内的活动,也不能参与暗杀尽管它曾经因为违反这两点规定而受到指控。
与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一样,中央情报局也有一套彼此相互制衡的系统。
中央情报局向行政和立法两个机构汇报工作。
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疏漏发生的次数是时高时低的。
在行政机构方面,中央情报局需要向三个单位汇报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以及情报监督委员会。
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组成。
根据中央情报局网站的介绍,“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国内、国际和军事事务中与国家安全有关内容向总统提出建议,并为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提供指导、评价和方向。
”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由私营机构的人员组成,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及其结构的有效性有所研究。
情报监督委员会则是确保情报收集的正确性及所有情报收集的合法性。
在立法机构方面,中央情报局主要为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服务。
这两个委员会连同外交、外国事务和军事委员会,批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并对其进行监督。
拨款委员会向中央情报局和所有的美国政府行动拨款。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乔治·布什中心。
说到资金,中央情报局的预算是保密的。
根据1949年通过的法律,中央情报局的人员配置、组织结构、薪资和雇员数量都是保密的。
巴林银行事件案例分析

巴林银行事件案例分析巴林银行事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起金融丑闻,该事件不仅对巴林银行自身造成了重大影响,也引起了金融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
在这起事件中,巴林银行的管理层和员工涉嫌违规操作,导致银行资金链断裂,客户利益受损,甚至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了不良影响。
本文将对巴林银行事件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教训,以期为金融行业提供借鉴和警示。
首先,巴林银行事件的发生与银行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密不可分。
在这起事件中,巴林银行的管理层未能有效监督员工的操作,导致了内部风险的快速积累。
同时,银行内部的审计和风控机制也存在严重缺陷,未能及时发现和阻止违规操作的发生。
这表明,银行在日常经营中应更加重视内部管理和控制,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监督机制,以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其次,巴林银行事件也揭示了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意识不足。
在这起事件中,一些银行员工为谋取个人利益,故意违反银行规定和监管要求,进行违规操作。
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也损害了银行客户的利益和金融市场的良性秩序。
因此,金融从业人员应当牢记自己的职业责任,坚守职业操守,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手段违规谋取私利。
再次,巴林银行事件对金融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和执法能力提出了挑战。
在这起事件中,监管机构未能及时发现和介入银行内部的违规操作,导致事件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表明,金融市场监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能,及时发现和处置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和市场的合法权益。
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当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监管和培训,提高其职业素养和责任意识,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最后,巴林银行事件也给投资者和公众敲响了警钟。
投资者和公众在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应当审慎选择,加强风险意识,避免盲目跟风和投机行为。
同时,投资者和公众还应当关注金融市场的动态和监管情况,积极参与监督和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巴黎银行倒闭案例分析解析

王 孙 李 张 陈 朱 刘 胡 组 鹏 海 莹 玉 英 龙 飞 力 员 超 磊 莹 凤 宇 洋 强
巴黎银行的简介
1,巴林银行(Barings bank),是英国历史上 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于1762年在伦敦开业 ,创办人为法兰西斯· 巴林爵士(Sir Francis Baring).它是世界首家“商业银行 ”,素有“女皇的银行”的美称。 2,最初从事贸易,后涉足证券业。 3,巴林银行是金融市场上的一座 耀眼辉煌的金字塔。
你怎么看?
七、从这个案例所想到的
• 1,台湾作家三毛说过:“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 就能产生。世上的悲剧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2,电影《华尔街》中道格拉斯说:“投机是万恶之 根” 3,中国的老祖先们曾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 层高台始于垒土,万里长堤溃于蚁穴” 感悟: 小错误往往容易产生大的影响 且不可视而不见 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问题 拖拖拉拉就要出大问题 金融监管的力度必须足够控制问题的发生程度
七、巴林银行倒闭风波给我们的 经验与启示
• 1、权利过于集中可能为逃避监管部门的监管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2、现阶段还存在着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认识和 管理的不足等问题。 • 3、中央银行应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和 救助。
• 4、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重要 岗位业务人员的资格审查和监督管理。
巴林银行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 巴林兄弟公司,主要从事企业融资、银行 业务及资本市场活动 • 巴林证券公司,以从事证券经纪为经营目 标 • 巴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以资产管理 及代管个人资产为目标 • 该集团在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拥有40%的股 份
巴林银行
二、巴林银行重要发展历程
• 1,从1798年至1814年间,当时英法两国正进行战 争,亚历山大· 巴林为英国首相小皮特提供担保,同 时提供融资协助美国政府向法国进行路易斯安那购 地,间接资助了拿破仑的军费。 • 2,1848年墨西哥战争后,巴林安排融资协助美国向 墨西哥政府购买德克萨斯州。在美国内战期间,巴 林也协助美国政府向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州。 • 3,1886年,巴林银行发行“吉尼士”证券,购买者 太多 很多人排上几个小时后,买下了少量股票,第 二天股票价格已涨了一倍。 • 4,1994年就先后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 地开设办事处,主要在亚洲和拉美新兴国家和地区 。
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及教训

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及教训1、管理层必须对其所经营管理的业务有充分的认识。
(每种业务的盈利和风险有客观的分析)2、银行内各项业务的职责必须确立并明示。
3、利益冲突业务的隔离是内部控制有效性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前台业务(交易)与后台业务(清算/稽核))应当严格分离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及教训4、必须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以应对可能的业务风险。
(缺乏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5、内部审计或稽核部门应当迅速将查悉的内部控制漏洞报告最高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后者应尽速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巴林银行事件发生后,英国监管当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形成了一份300余页的研究报告《巴林银行倒闭的教训》(Lessons Arising From the Collapse of Barings),对改善跨国银行的内部控制,提高其风险防范能力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
巴林银行的倒闭看起来像是因为个人的越权行为所致,实际不然,巴林银行事件反映出现代跨国银行管理和内部控制体制的缺陷。
巴林银行的管理层可谓在各个层面、各个步骤都存在失职现象,外部审计师和监管者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巴林银行事件的原因并不在衍生业务的复杂性,而主要在于业务人员的行为超出了管理层的控制范围。
外部审计师的行为准则在英国审计业务委员会的相关规则中有明确规定,其中包括了对银行审计师的特殊要求。
但其中缺乏内部审计师与外部审计师工作关系的标准和要求,造成实践中内外审计的脱节,内外审计师之间无法实现重大审计信息的有效沟通。
为此,英国银行监管部门总结了如下五条重要的经验教训:1、管理层必须对其所经营管理的业务有充分的认识。
现今跨国银行的业务正日益复杂和多元化:(1)以前在同一国家内以同一实体经营的业务现在可以在多个金融中心以不同法律实体的形式经营,这意味着以前仅受一国监管机构管辖的业务现在必须由多个监管当局联合管辖。
(2)银行交易业务的不断拓展使银行的利润来源日益多元化,同时也改变了银行业务的性质,使银行的风险来源日益多元化。
爱尔兰联合银行欺诈案

爱尔兰联合银行欺诈案爱尔兰联合银行(AIB)总部位于都柏林,是爱尔兰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
它在美国设有专门负责外汇交易的分支机构———全冠银行(Allfirst)。
全冠银行排在美国50家大银行之列,其业务主要集中在马里兰州和宾西法尼亚州。
该银行为爱尔兰最大的外汇交易机构,其影响力远超过爱尔兰银行。
该银行共有250个分理处,全世界有31000名职员。
爱尔兰联合银行在纽约、伦敦和都柏林股市上总共有10万股民。
2002年月初,联合爱尔兰银行美籍外汇交易员鲁斯纳克(Rusnak)诈骗7.5亿美元巨款的特大案件曝光后,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界。
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规模仅次于巴林银行破产案的一起银行诈骗事件。
一、实施欺诈鲁斯纳克在全冠银行的工作是外汇交易员,其职责是通过低买高卖货币来获利。
通常情况下,银行对于外汇交易都有明确的规定以控制风险,如限制交易员的交易上限(鲁斯纳克的交易上限为250万美元)、规定在进行货币交易操作的同时买入相反方向的期权等,但鲁斯纳克并未遵守这些准则。
2001年下半年日元疲弱时,鲁斯纳克认为其不久就能对欧元出现反转,故大量买入日元以期获利,同时却并未买入认沽权证以规避风险。
此后日元持续贬值,至年底下跌了11%,银行的损失不断增加,为了隐瞒损失,鲁斯纳克通过修改账目来伪造假的权证交易信息,而全冠银行的监管人员被轻易骗过,直至次年1月例行审查中恰逢鲁斯纳克再次申请巨额款项时才起了疑虑。
事实上,早在1997年鲁斯纳克就开始给银行造成损失了。
他利用此类方法在5年中不断隐瞒实情。
同时,为了筹措资金弥补损失,他还私自利用全冠银行的名义向其他金融机构出售期权,从而诱发了更大的损失,而这些期权的交易信息同样被鲁斯纳克通过利用该银行交易监控系统的漏洞来隐匿,银行管理人员在这5年时间里从未发现或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二、东窗事发2001年12月初,鲁斯纳克的骗局开始暴露。
由于资产负债表的异常,鲁斯纳克的上司开始密切关注鲁斯纳克的交易情况。
巴林银行破产案的10个教训

巴林银行破产案的10个教训1995年2月14日,世界首家商业银行,一个在金融业掷地有声的金融巨头---巴林银行倒闭了,其倒闭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分行总经理里森通过“88888”号帐户操作金融衍生产品所致。
里森从1994年底开始认为日本股市将上扬,所以未经批准就做风险很大的被称作“套汇”的衍生金融商品交易,期望利用不同地区交易市场上的差价获利。
在已购进价值70亿美元的日本日经股票指数期货后,利森又在日本债券和短期利率合同期货市场上作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空头交易。
不幸的是,历史不是按照个人的意愿转动,日经指数并未按照利森的想法走,在1995年1月就降到了18500点以下,在此点位下,每下降一点,就损失200万美元。
利森又试图通过大量买进的方法促使日经指数上升,但都失败了。
随着日经指数的进一步下跌,利森越亏越多,眼睁睁地看着10亿美元化为乌有,而且整个巴林银行的资本和储备金只有8.6亿美元。
尽管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拯救措施,但都失败了之手。
分析该银行破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一、管理层不执行银行期货交易的内部规定。
对海外银行投入其本金超过25%的限额规定。
无视新加坡期货交易所的审计与税务部发函提示,续继维持“88888”号账户所需资金的注入。
二、银行内部监督松疏,控制不力。
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让里森既直接从事交易又担任交易负责人,两种职能未能完全分开。
而监督巴林银行的英格兰银行却没有发现这个致命的弱点。
三、交易员权力过于集中。
里森作为总经理,他除了负责交易外,还集以下四种权力于一身:监督行政财务管理人员;签发支票;负责把关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交易活动的对账调节;以及负责把关与银行的对账调节。
我们都知道,他分管交易和结算,这与让一个小学生给自己改作业、打分没什么区别。
四、混淆代客交易和自营交易。
如果代客户交易,公司会向客户收取一定的佣金或交易费。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股票交易一样,公司一般根据客户的要求做交易,当然有时也提供一些建议。
关于民主的案例

关于民主的案例1.分饼的政治学一个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学:两个贪心饿鬼要分一个饼吃。
而这俩都不是省油的灯,谁要怀疑他少分了一丁点都跟你没完。
你说他们应该怎样切才公平?很多人会想,这还不简单。
从正中二一添做五,平均主义。
因为这世界不患寡而患不均。
行不行?可你忘了,这两人拿到自己那一半时,眼睛还会盯着另一半。
心想他那半拉子里夹的是花旗参,我这半里一定是萝卜干。
我非干他不可!我们中国人号称文明悠久,聪明过人。
可我们到今天还没有想清楚这么个简单问题。
五千年过去了,我们的思路还停留在盼包公转世,或哀求当政者“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
”眼巴巴地期望分饼人刀下留情,让我等还有活路。
还有一批文人甚至摇唇鼓舌,说只要经济发展而把饼做大点,怎么腐败分法都行。
听得我都要吐。
马克思的分法是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可惜他治学缺乏严谨,搞不清楚到底怎么按劳分配,谁来分配。
其门徒也不闹明白,胡来一气。
留下一个永远理不清的烂摊子。
老马及后来的小马们,似乎也觉得不对。
因此又有更荒谬的解决办法:把这两个小气鬼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
于是怎么分都无所谓啦。
也不想想做不做得到。
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有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答案:分权制衡!两人只要说清楚,一个动刀子切,另一个先挑。
切者不能挑而挑者不能切。
自然天下太平(即公平)。
别搞错了。
切饼者完全可以是个傻帽,自做聪明把饼分得一半大一半小。
当他发现剩下给他的是小的那一块,他只能煽自个儿的耳刮子。
挑饼的仍然可以发现,他挑的那半夹着萝卜干而另一块里有花旗参。
他跺脚咬牙恨的也是自己怎么不挑那一头。
这就是公平!公平是唯心而不是唯物。
于是当分饼制度一旦建立,这饼必越分越合理。
相反,只要切饼人有权先挑,而且这家伙又终身制,即使他当初的确是圣贤,这饼也只会越分越不均。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200多年来越来越廉洁?就因为美国的国父们立下了三权分立的分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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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柏林州立银行丑闻及其给我们的教训网址:http://www.humboldt-forum-recht.de/deutsch/7-2005/beitrag.html可能的意义:公法法人的破产能力问题;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管理及改革问题;国家对于公有企业的担保责任问题;HFR 2005, Beitrag 7, Seite 1Prof. Dr. Hans-Peter SchwintowskiBerliner Bankenskandal - Ursachen und was wir daraus lernen könntenI. Die Größenordnungen1Am 16. April 2002 hat das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 zugunsten de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BGB) ein Risikoabschirmungsgesetz beschlossen1. Durch dieses Gesetz werden Risiken, die sich möglicherweise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bei der BGB verwirklichen, über den Landeshaushalt in Höhe von 21,6 Milliarden Euro abgeschirmt. Die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gehört zu mehr als 80 % der Stadt Berlin. Eine Risikoabschirmung in dieser Größenordnung zugunsten einer öffentlichen Bank ist in der Bundesrepublik einmalig - die Größenordnung entspricht etwa zwei Elbe-Flut-Katastrophen. Die Stadt Berlin, die über einen Jahreshaushalt von etwa 21 Milliarden Euro verfügt, müsste ein volles Jahr lang auf sämtliche Leistungen aus ihrem Haushalt verzichten, um den durch die BGB aufgehäuften Schuldenberg abzutragen.2Wohlgemerkt - der Schuldenberg droht nur - er ist (noch) keine Realität. Die 21,6 Milliarden Euro werden auch nicht auf einen Schlag auf die Stadt Berlin zurollen, sondern sich über einen Zeitraum von 25 bis 30 Jahren verteilen, wodurch sie allerdings nicht weniger werden. In der Gesamtschuldenlast der Stadt Berlin im Jahre 2004 (ca. 52 M illiarden Euro) sind die aus dem Bankenskandal resultierenden Risiken noch nicht enthalten. Vorsichtige Schätzungen gehen davon aus, dass sich der Schuldenberg Berlins trotz erheblicher Einsparungen bei Personal (500 Mio. Euro jährlich) und Investitionsausgaben (340 Mio. Euro jährlich) bis zum Jahre 2007 auf ca. 67 Milliarden Euro erhöhen wird2. Diejenigen, die meinen man könnte die Finanzprobleme der Stadt Berlin durchein geschicktes Krisenmanagement bei de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lösen, irren sich also leider.3Berlin hat - ganz unabhängig vom Bankenskandal - ein strukturelles Finanzproblem, das mit der jahrzehntelangen Teilung der Stadt zu tun hat und der daraus resultierenden Subventionsmentalität auf beiden Seiten der Mauer. Diese Mentalität verhindert bis heute grundlegende Strukturreformen im Bereich der städtischen Behörden, den Anstalten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wie beispielsweise den Universitäten) und den öffentlichen Unternehmen. Das Bewusstsein, dass man eine Stadt wie ein Unternehmen führen muss, dass es auch auf Effizienz und Effektivität ankommt, ist wenig ausgeprägt. Statt dessen lähmt ein riesiger Personalüberhang die Stadt und viele ihrer Institutionen.4Allein in der renommierten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werden Jahr für Jahr (bis mindestens 2012) 15 Mio. Euro in den Personalüberhang gesteckt. Dieses Geld, das in überflüssige Stellen investiert wird, wird bei der Forschung gespart, wo es dringend nötig wäre. Wir verzichten also Jahr für Jahr allein i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auf Forschungsinnovationen in Umfang von etwa 20 Professuren einschließlich der damit verbundenen wissenschaftlichen Mitarbeiterstellen, um mit dem auf diese Weise eingesparten Geld Stellen zu finanzieren, die überflüssig sind.HFR 2005, Beitrag 7, Seite 2 Seitenanfang5Die damit verbundenen Nebenwirkungen sind - neben der finanziellen Enge - von großer Bedeutung. Die Behörden und Organisationen, in denen Menschen arbeiten, die "eigentlich nicht gebraucht werden", lähmen sich nach innen selbst. Die Angst den Arbeitsplatz zu verlieren, bestimmt das tägliche Geschehen. Jeder der wirklich effizient und effektiv arbeitet, ist automatisch Feind, weil er offen legt, dass die Arbeit innerhalb der Behörde sehr viel einfacher, schneller und bürgerfreundlicher erledigt werden könnte. Überbesetzte Behördenstrukturen schaffen - das gilt natürlich auch in privaten Unternehmen - eine Mentalität der Bürokratisierung - man schafft Arbeit durch Bürokratie, auch dort, wo dies nicht nötig ist. Gleichzeitig sinken Leistungsbereitschaft und Innovationskraft - die hochqualifizierten Mitarbeiter/innen wandern dorthin ab, wo man Kompetenz, Innovationskraft und Leistungsbereitschaft schätzt. In den Amtsstuben verbleiben dann diejenigen, für die die bloße Anwesenheit am Arbeitsplatz bereits hinreichende Legitimation für ihre Entlohnung ist. Das Allerschlimmste an diesem sich selbst lähmenden Kreislauf ist, dass diejenigen, die in diesem Kreislauf gefangen sind, nicht einmal die Chance bekommen, ihr eigenes Leben umzusteuern, neu zu orientieren und Fähigkeiten in sich selbst zu aktivieren, die das Leben wieder lebenswert machen, weil man erkennt, dass man tatsächlich gebraucht wird.6Warum es in Berlin - aber auch anderswo - so schwer ist aus diesen schlichten Wahrheiten praktische Politik zu machen, ist nicht leicht zu erklären. Vielfach wird das Aufrechterhalten von Überkapazitäten als soziale Wohltat verkauft, obwohl jeder weiß, dass als Folge dieser Wohltaten viele wirklich wichtige, in die Zukunft weisende Projekte nicht finanziert werden können und die Probleme derer, denen die Wohltaten kurzfristig zugute kommen, langfristig trotzdem nicht gelöst sind.7Was hat dies alles mit dem Bankenskandal in Berlin zu tun? Auf den ersten Blick wenig - auf den zweiten aber viel. Natürlich sind die strukturellen Probleme der Stadt Berlin nicht identisch mit den strukturellen Problemen de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Aber - und das ist der zweite Blick - die Bankgesellschaft war und ist als öffentliche Bank des Landes Berlin eng mit der Berliner Politik verbunden. Viele bekannte Politiker der Stadt waren in maßgeblicher Position in der Bankgesellschaft tätig. Nur so dürfte man erklären können, warum die Bankgesellschaft bereit war, so viele Schrottimmobilien der Stadt Berlin in ihre Immobilienfonds zu übernehmen. Nur so wird man aber auch erklären können, wieso die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über einen langen Zeitraum überhaupt Geschäfte gemacht hat, von denen Insider bereits im Jahre 1995 sagten, dass sie notwendigerweise in den Ruin führen müssen. Und damit wären wir bei den Ursachen für das ganze Desaster.HFR 2005, Beitrag 7, Seite 3 SeitenanfangII. Die Ursachen8Die Geschichte beginnt am 01. Januar 1994. An diesem Tag hat das Land Berlin seine Bankenbeteiligungen an der Berliner Bank AG, der Berliner Hypotheken- und Pfandbriefbank AG sowie der Landesbank Berlin, Anstal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LBB), unter dem Dach der neugeschaffenen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AG (BGB) zusammengeführt. Erstmals in der Konzernrechtsgeschichte wurde damit eine Anstal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LBB) den Weisungen einer juristischen Person des Privatrechts unterworfen und so in ein hybrides Konzerngebilde eingefügt3. Das wesentliche Ziel dieser Holding-Konstruktion dürfte, so mutmaßt Thorsten Fett in seiner Dissertation, die Privatisierung des Anstaltsvermögens sein. Die angespannte Haushaltslage zwinge die öffentlichen Hände immer mehr ihr Tafelsilber zu veräußern.9Welche desaströsen Folgen diese katastrophale Fehleinschätzung gerade einmal sieben Jahre später haben sollte, war am 01. Januar 1994 sicher kaum vorherzusehen. Eines aber hätte man von Anfang an erkennen können und müssen. Durch die Integration der Landesbank Berlin, Anstalt öffentlichen Rechts (LBB), war eine Bank im Konzernverbund, für deren Verbindlichkeiten das Land Berlin alsGewährträger uneingeschränkt haftete (§5 Landesbankgesetz). Damit wurde geradezu ein Anreiz geschaffen, problematische Geschäfte über die LBB abzuwickeln, weil man sich bei diesen Geschäften immer auf die Gewährträgerhaftung des Landes Berlins berufen konnte. Umgekehrt konnte die LBB zugunsten des Gesamtkonzerns am internationalen Kapitalmarkt (z. B. in Irland) Kredit in geradezu unbegrenzter Höhe zu besten Konditionen aufnehmen, weil sie als Landesbank Berlin durch Berlin abgesichert war und folglich weltweit AAA-geratet war.10Diese aus der Natur der Gewährträgerhaftung resultierenden Anreize sollten letztlich die entscheidende Ursache für den Berliner Bankenskandal werden. Die LBB beschaffte über Jahre hinweg Kapital zur Ausfinanzierung der Konzerntöchter und übernahm - weitgehend durch harte Patronatserklärungen - letztlich das gesamte Konzernverlustrisiko. Im Ergebnis bedeutete dies, dass der Berliner Steuerzahler für die Verluste im Gesamtkonzern der Berliner Bankgesellschaft einstand. Abgesichert wurde dies schließlich durch das Gesetz über die Konkursunfähigkeit juristischer Personen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des Landes Berlin4. Dieses Gesetz beruht auf der Annahme, dass ein öffentliches Unternehmen, für das das Land eine Gewährträgerhaftung übernommen hat, seinem Wesen nach nicht konkursfähig ist. Im Ergebnis wurde durch dieses Gesetz das letzte Schlupfloch, um aus der Gewährträgerhaftung noch herauszukommen, geschlossen. Eines stand jetzt fest: Egal wie viele Schulden man bei der LBB machte - eine Insolvenz drohte in keinem Falle. Die Bürger von Berlin standen vielmehr als Gewährträger für die Schulden des gesamten Konzerns zur Verfügung.11Es ist wichtig sich klarzumachen, dass in diesen zwei Bausteinen, der Gewährträgerhaftung einerseits und der Insolvenzunfähigkeit andererseits, die entscheidenden Ursachen für den Berliner Bankenskandal liegen. Hätte es diese Möglichkeit der unbegrenzten Schuldenübernahme des Gesamtkonzerns durch die LBB nicht gegeben, so wäre das Gesamtunternehmen sehr viel früher in die Nähe der drohenden Insolvenz gerückt und sehr viel früher saniert worden. Möglicherweise hätte man aber die Immobilienfondsgeschäfte, die das Desaster herbeigeführt haben, gar nicht erst gemacht, weil man das Kreditvolumen für Fonds dieser Art am internationalen Kapitalmarkt ohne Gewährträgerhaftung und damit eine AAA-Bewertung gar nicht bekommen hätte.12Die eigentliche Ursache des Berliner Bankenskandals liegt also in einem Fehler im Rechtssystem. Landesbanken, die im Eigentum der Öffentlichen Hand stehen, benötigen, wie jede andere Bank auch ein angemessenes Eigenkapital. Sie benötigen aber keine der Höhe nach völlig unbeschränkte Gewährträgerhaftung des Landes. Im Gegenteil: eine solche unbeschränkte Gewährträgerhaftung des Landes schafft automatisch Anreize dafür, geschäftliche Risiken einzugehen, die besser nicht eingegangen werden und die man unter marktüblichem Wettbewerbsdruck auch nicht eingehenkönnte. Dieser Webfehler des Deutschen Rechts ist von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seit langem erkannt und wird von ihr im Rahmen der Beihilferegeln des EG-Vertrages seit langem kritisiert. Inzwischen ist man dabei, das Gewährträgerhaftungssystem für die öffentlichen Banken in der Republik (dazu gehören auch die Sparkassen) zu reformieren, nicht um diesen Banken das erforderliche Eigenkapital zu nehmen, sondern umgekehrt, um sie im Wettbewerb mit anderen Banken gleichzustellen. Zugleich wird auf diese Weise das Risiko der unbegrenzten Haftung zu Lasten der Bürger des Landes beseitigt.HFR 2005, Beitrag 7, Seite 4 SeitenanfangIII. Die Geschäfte13In der Öffentlichkeit werden gewöhnlich die Geschäfte, die später von den Tochtergesellschaften der LBB gemacht wurden, als die eigentlichen Ursachen des Berliner Bankenskandals dargestellt. Natürlich ist es richtig, dass es den gesamten Skandal ohne diese Geschäfte nicht gegeben hätte. Aber - und das ist, wenn man über die Fehler nachdenkt, die man in der Zukunft vermeiden sollte, wichtig - die eigentliche Ursache sind eben nicht die Geschäfte, sondern die ihnen zugrunde liegende Gewährträgerhaftung. Die Geschäfte wurden erst möglich, weil es die Gewährträgerhaftung gab. Alle Beteiligten konnten sich zurücklehnen und sagen, dass die mit den Immobiliengeschäften verbundenen Risiken letztlich ja vom Land Berlin aufgefangen werden. Was genau hat man getan?14Die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AG hat im Wesentlichen in den 90er Jahren über die Immobilientöchter der Gruppe in großem Umfang Anteile an geschlossenen Immobilienfonds (LBB-Fonds) verkauft. Es sollen etwa 70.000 Anleger gezeichnet haben, darunter große professionelle Investoren, wie 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en und kleine, wie etwa Politiker, Künstler, Ärzte, Rechtsanwälte oder Hochschullehrer. Die Fonds der LBB-Linie zeichneten sich durch zwei besondere Merkmale aus. Zum einen durch die Sicherheit der Erträge für den Anleger und zum anderen durch die steuerlichen Verlustzuweisungen in den ersten Jahren. Die Sicherheit der Erträge ergibt sich im Wesentlichen aus 25- bis 30-jährigen Mietgarantien, aus Generalmietverträgen zugunsten der Fonds sowie aus einem Andienungsrecht, das es dem Anleger erlaubt, seinen Anteil kurz vor Ablauf der Garantiezeit zum Nominalwert zurückzugeben. Durch die abgegebenen Garantien sind die Fonds fast als Garantiefond zu bezeichnen, dem Anleger verblieb nur ein geringes Restrisiko. Neben die 25-bis 30-jährige Mietgarantie (die Mieten wurden auf hohem Niveau garantiert: Stand 1998 bis 2000) trat in vielen Fällen eine 10-jährige Mindestverzinsung in Höhe von 7 bis 7,5 % bezogen auf das angelegte Kapital.15Noch besser wurden Kapitalanleger selten bedient. Die Rückzahlung des angelegten Kapitals ist durch das Andienungsrecht am Ende der Laufzeit gesichert - selbst wenn die Immobilien in den Fonds bis dahin ihren Wert vollständig verloren haben, bekommt der Anleger sein Kapital zurück. Während der Laufzeit der Kapitalanlage (25 bis 30 Jahre) wird das Kapital in den ersten 10 Jahren mit 7 bis 7,5 % verzinst, danach werden Mieteinnahmen auf dem Niveau der Jahre 1998 bis 2000 garantiert. Genau gesehen handelte es sich bei diesen Papieren um Anleihen mit einem Garantiezinssatz auf sehr hohem Niveau, verbunden mit hohen Verlustzuweisungen in den ersten Jahren und darauf resultierenden Steuereinsparungen entsprechend des persönlichen Steuersatzes des Zeichners.16Es ist klar, dass es nicht gerade schwierig war, die LBB-Fonds am Kapitalmarkt zu platzieren. Im Gegenteil, die Fondanteile wurden den Mitarbeitern der Bank geradezu aus den Händen gerissen. Die Mitarbeiter/innen waren ihrerseits begeistert, denn für den Verkauf der Fondanteile gab es natürlich Provisionen. Umgekehrt war es nun ein Leichtes in diese Fonds Schrottimmobilien zu verschieben. Der Anleger musste bei Erwerb des Fondanteils ja nicht mehr darauf achten, ob die Immobilien im Fond werthaltig waren oder nicht. Er hatte genügend Garantien und er wusste, dass das Land Berlin mit der Gewährträgerhaftung hinter all den Fondsrisiken stand.17Kein Wunder, dass die Geschäfte de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nach außen hin ganz hervorragend liefen. Es wurde ein LBB-Fonds nach dem anderen aufgelegt und kurz nach der Platzierung waren die Anteile auch schon verkauft. Das Volumen reichte nie. Es musste immer an die besonders guten Kunden zugeteilt werden. Umgekehrt hatten alle anderen Fondanbieter größte Schwierigkeiten ihre Anteile auf dem Markt zu platzieren, weil sie mit dem LBB-Fonds nicht mithalten konnten. Große Bauträger, auch aus der Stadt Berlin, berichten, dass es in jener Zeit praktisch nicht mehr möglich war, Bauvorhaben mit Hilfe von Immobilienfonds zu finanzieren, weil man diese in Konkurenz zu den LBB-Fonds einfach nicht verkaufen konnte.18Eines müsste den Vorständen und Aufsichtsräten der Bankgesellschaft ebenso wie den Wirtschaftsprüfern, den Kontrolleuren in der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BaFin) in jener Zeit aber doch aufgefallen sein: Obwohl die Geschäfte de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durch das extrem starke Aufblähen der Immobilienfonds immer schneller und immer größer wuchsen, machte keiner der am Markt tätigen Wettbewerber - also vor allem die anderen Banken - das Modell de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nach. Das ist im Wettbewerb ungewöhnlich, denn ein erfolgreiches Geschäftsmodell wird im Normalfall sofort kopiert und nachgeahmt, um dem erfolgreichen Innovator Marktanteile abzunehmen. Woran lag es, dass keine andere Bank in Deutschlandvergleichbare Fonds auflegte, während doch die BGB Jahr für Jahr exponentielles Wachstum verkünden konnte?HFR 2005, Beitrag 7, Seite 5 SeitenanfangIV. Die Verluste19Die Antwort ist einfach. Die Wettbewerber der BGB haben die Geschäftsidee der LBB-Fonds deshalb nicht nachgeahmt, weil sie von Anfang an wussten, dass man damit eine Bruchlandung machen muss. Das hat auch der Wirtschaftsprüfer Achim Walther bereits im Frühsommer 1997 bei einer Sonderprüfung der BGB attestiert. Der Walther-Bericht vom 24.07.1997 kommt zu dem Ergebnis, dass die "LBB-Fonds erhebliche steuerliche Risiken enthalten". Es könne nicht ausgeschlossen werden, dass die Steuervorteile zu Unrecht erbracht worden sind. Es seien sogar berechtigte Zweifel angebracht, ob überhaupt ein Totalüberschuss auf Dauer erreicht werden könne. Es könne eine Insolvenz der LBB als Folge der Fondsgestaltung nicht ausgeschlossen werden.20Die Zweifel und Überlegungen des Walther-Berichtes wurden von einem Sonderprüfbericht nach § 44 KWG vom 14.03.2000 angefertigt und von der Wirtschaftsprüfungsgesellschaft FASSELT METTE & Partner in vollem Umfang unterstrichen und verstärkt. Damals wurde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Verluste in einem Umfang von 19 Milliarden DM in der Bilanz nicht zutreffend ausgewiesen waren.21Diese Verluste, die durch das hektische Auflegen weiterer, immer größerer LBB-Fonds (wie in einem Schneeballsystem) zunächst noch kaschiert wurden, führten schließlich zum Abschirmungsgesetz vom 16.04.2002. In diesem Gesetz wird der Senat von Berlin ermächtigt, eine Garantie von höchstens 21,6 Milliarden Euro für vertraglich näher zu bestimmende Risiken aus dem Immobiliendienstleistungsgeschäft de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zu übernehmen. Die Laufzeit der Garantie endet spätestens mit Ablauf des Jahres 2032. Die Garantie bezieht sich nicht auf die Risiken, die daraus resultieren, dass nach dem 31.12.2000 Immobilienfonds aufgelegt wurden, und nicht auf Risiken, aus nach dem 31.12.2001 vorgenommenen sonstigen Neugeschäften. Schließlich heißt es in §1 Abs. 3 des Garantiegesetzes, dass die Garantie von den begünstigten Gesellschaften nur in dem zwingend notwendigen Ausmaß in Anspruch genommen werden kann. Weiter ist sicherzustellen, dass die Garantie nicht für Leistungen gilt, die ohne Rechtspflicht (z.B. Verstoß gegen die guten Sitten oder gegen den Grundsatz von Treu und Glauben) erbracht werden.22Man kann bezweifeln, ob es überhaupt nötig gewesen wäre, ein solches Garantiegesetz zu verabschieden. Die ohnehin bestehende Gewährträgerhaftung des Landes und die mit ihr verbundene Anstaltslast haben die auf die LBB verlagerten Risiken der gesamten BGB ohnehin aufgefangen. Das Abschirmungsgesetz hat also nur dann zusätzliche Wirkungen entfaltet, wenn Teile der Risiken des Gesamtkonzerns BGB womöglich doch nicht vollständig auf die LBB verlagert gewesen sein sollten. Nach heutigen Erkenntnissen scheint es aber so zu sein, dass die LBB für alle Immobiliengeschäfte des Konzerns sowieso einstand, sei es über Erklärungen in den Fonds-Prospekten, sei es über harte Patronatserklärungen oder interne Garantien und Konzernverlustübernahmen. Eines hat das Abschirmungsgesetz aber in jedem Falle bewirkt - es hat das Desaster in de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öffentlich gemacht und damit einen politischen Prozess und eine Diskussion ausgelöst, die bis heute nicht abgeschlossen ist.HFR 2005, Beitrag 7, Seite 6 SeitenanfangV. Risikobegrenzung23Was kann man in einer solchen Situation eigentlich tun? Das Kind ist in den Brunnen gefallen - die Riesenverluste sind gemacht - da kann man doch nichts mehr ändern - oder doch?24Ein Argumentationspapier vom 27.02.2002, mit dem den Abgeordneten von Berlin die Gründe für die Abschirmung vorgetragen wurden, kommt jedenfalls zu dem Fazit, dass die von der Senatsverwaltung gewählte Form der Risikoabschirmung mit großer Wahrscheinlichkeit der den Haushalt Berlins am wenigsten belastenden Umgang mit der Haftung des Landes darstellt. Eine Risikoabschirmung, so heißt es dort, sei notwendig, um den Bestand des Bankkonzerns zu sichern und würde zu einer Verbesserung der Position der Bank am Geld- und Kapitalmarkt beitragen.25Diese Einschätzung wird heute auch vom Untersuchungsausschuss "Bankgesellschaft", der im April 2001 vom Abgeordnetenhaus eingesetzt wurde, nicht mehr geteilt. Der Vorsitzende dieses Untersuchungsausschusses Frank Zimmermann (SPD) schreibt am 30.01.2003: " Zu Beginn des Jahres (2003) ist der Untersuchungsausschuss zur Aufklärung des Bankenskandals in eine neue Phase eingetreten. Nach den notwendigen Vorermittlungen werden nun detailliert die Entwicklung der Immobilienfonds, die Kreditvergabe, der Ankauf der Vorratsimmobilien und die Bildung des Schattenkonzerns innerhalb der Bankgesellschaft untersucht. Der Milliardenskandal wird systematischbearbeitet."26"Gegen die Hauptverantwortlichen der Schäden für das Land und die Bank ermittel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unter anderem wegen Untreue und Kapitalanlagebetrugs. Gegen verantwortliche, ehemalige Bank- und Fondsmanager hat die Bankgesellschaft entweder Schadensersatzklage erhoben oder - zur Sicherung der Durchsetzbarkeit - den Verzicht auf die Einrede der Verjährung erwirkt. Auch gegen vermeintliche Zahlungsansprüche ausgeschiedener Bankvorstände geht die Bank vor. In zwei der sieben arbeitsrechtlichen Verfahren wegen fristloser Kündigung liegt ein erstinstanzliches Urteil vor; in diesem Verfahren hat die Bankgesellschaft obsiegt. Darüber hinaus werden juristische Schritte gegen Wirtschaftsprüfungsgesellschaften vorbereitet."27Ferner wird jede geltend gemachte Leistung streng auf ihre Rechtmäßigkeit überprüft. Es gilt "Forderungen abzuwehren, zu deren Erfüllung das Land nicht verpflichtet ist. Dazu gehört z.B. auch die Rückabwicklung von Fonds, soweit dies rechtlich möglich und wirtschaftlich sinnvoll ist." Dieses "Vertragsmanagement" obliegt der landeseigenen Gesellschaft zum Controlling der Immobilien-Altrisiken, deren Geschäftsführer zum 01.12.2002 seine Tätigkeit aufgenommen hat.HFR 2005, Beitrag 7, Seite 7 Seitenanfang28Diese neue Phase auf die Frank Zimmermann verweist, ist auch Ergebnis einer intensiven öffentlichen Diskussion über die Bankenkrise in Berlin. Als Teil dieser Diskussion hatte sich ein wissenschaftlicher Arbeitskreis zu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gegründet und am 28.01.2003 zehn Thesen zur Überwindung der Bankenkrise in Berlin vorgestellt5. Die zehn Thesen zur Überwindung der Bankenkrise in Berlin sind hier im Anhang beigefügt. Im Kern ging es darum, die Konditionen der Fondsverträge auf das marktübliche Niveau zurückzuführen. Die Fondszeichner sollten so gestellt werden, wie andere Fondszeichner standen und stehen, die vergleichbare Immobilienfonds erworben hatten. Es geht darum, die 25- bis 30-jährigen Mietgarantien auf ein marktübliches Niveau von etwa fünf Jahren zurückzuführen. Das Andienungsrecht am Ende der Laufzeit muss ersatzlos wegfallen. Die Zinsgarantie für die ersten zehn Jahre (7 bis 7,5%) muss auf das marktübliche Niveau zurückgeführt werden. Das bedeutet im Normalfall gar keine zusätzliche Zinsgarantie, allenfalls eine auf dem Niveau von Staatsanleihen (zzt. etwa 3,5%). Vertiefende Argumente finden Sie in Anlage 3.29Grundgedanke war und ist, dass die Anteilszeichner so behandelt werden, wie dies von steuerrechtlich begünstigten Unternehmern erwartet werden kann. Der Steuervorteil wird nämlich dafür gewährt, dass der Anteilszeichner ein mitunternehmerisches Risiko trägt. Wenn er die Steuervorteile generierenwill - wie hier - so muss er sich also auch so behandeln lassen wie ein Unternehmer, sprich, die in den Fonds schlummernden Risiken selbst tragen. In einem zweiten, sehr wichtigen Schritt (These 3) hat der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skreis klargestellt, dass die Gewährträgerhaftung des Landes Belins nur für einen kleinen Teil der Verbindlichkeiten und nur in Höhe des angemessenen Eigenkapitals der Bankgesellschaft Berlin besteht. Das hängt auf der einen Seite mit der ultra-vires-Doktrin u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mit dem Europäischen Beihilferecht zusammen. Ein Beitrag, der diese beiden Argumentationslinien etwas schärfer untersucht, ist hier als Anlage 2 beigefügt. Dort werden die entscheidenden juristischen Überlegungen ausgearbeitet und ausgeführt. Der Grundgedanke ist, dass das Land Berlin in Wirklichkeit nur für einen Teil der Verbindlichkeiten der BGB einsteht, nämlich in Höhe eines angemessenen Eigenkapitals. Alle darüber hinaus gehenden Verbindlichkeiten treffen die Stadt nach geltendem Recht nicht, so dass eine Risikoabschirmung, wie sie am 16.04.2002 für erforderlich gehalten wurde, gar nicht nötig gewesen wäre. Letztlich ist diese Risikoabschirmung aber nicht problematisch für die Stadt Berlin, weil ja nur Risiken abgeschirmt werden, die es rechtlich gibt. Die Garantie darf nicht für Leistungen in Anspruch genommen werden, die ohne Rechtspflicht erbracht wurden. Wenn die Gewährträgerhaftung der Stadt Berlin also in Höhe des angemessenen Eigenkapitals der Bankgesellschaft endet, schuldet sie keine weiteren Leistungen aus der Stadtkasse. Das hat das Abschirmungsgesetz sogar ausdrücklich noch einmal bestätigt.30Neben diesen Risikobegrenzungen innerhalb des Fondsgeschäfts und innerhalb der Gewährträgerhaftung geht es, worauf Frank Zimmermann zu Recht hinweist, darum, die Verantwortlichen für das, was sie getan haben, angemessen in Anspruch zu nehmen. Das entspricht auch der Auffassung des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kreises. These 5 lautet, dass das geltende Haftungs- und Strafrecht auch das Fehlverhalten jener Personen erfasst, die in der Bankgesellschaft, z.B. im Aufsichtsrat, mitverantwortlich für die Gesamtentwicklung des Konzerns waren. In These 10 wird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sich die Haftung der Wirtschaftsprüfer nach dem geltenden Handelsrecht nicht nur auf Vorsatz, sondern auch auf Fahrlässigkeit erstreckt. Die Unfähigkeit des Bundesaufsichtsamtes für das Kreditwesen (heute BaFin), die Krise der Bankgesellschaft frühzeitig zu verhindern, legt auch die Frage der Haftung des Amtes nahe.HFR 2005, Beitrag 7, Seite 8 SeitenanfangVI. Was lernen wir daraus?31Was kann man aus alledem lernen? Kann man überhaupt etwas lernen oder kann man nur resigniert zuschauen oder sich frustriert abwenden? Ich glaube schon, dass wir eine ganze Menge aus dem Bankenskandal lernen können - zunächst und vor allem, dass es sich lohnt sich mit diesen schwierigen und unzugänglichen Fragen öffentlich zu beschäftigen, und dass es keinesfalls so ist, dass der Einzelne keinen Einfluss auf die öffentliche Diskussion nehmen kann. Es kommt allerd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