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死亡”

论鲁迅小说中“死亡”

每个作家者有独特的关键词，鲁迅也例外。鲁迅的关键词基本上都有暗藏在他的两篇重要的序言之中：《<呐喊>自序》（1922）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阅读两篇序言，我们发现由这些关键词：寂寞、忘却、死、沉默、隔膜、无聊、麻木等组成了一个意义错综的网络。在其中，死是一个中心纽结。可以说，“死”之于鲁迅，犹如“审判”之于卡夫卡，“瘫痪”之于乔伊斯，是关键词关键词。在具体的作品中，这个词被溶解和浓缩，派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这些词围绕着它进行向心——离心的旋转或扩延。

一、反讽是解读鲁迅关键词的一个最佳出发点。

值得注意的是，序言本身就是两个反讽式的陈述。词语互相说明着有不断破坏着彼此的词典意义，以至于它们超越了序言的散文性的实用意图而具有诗的价值。鲁迅曾说自己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我们不妨把他的话转化一下：他不肯相信某个辞的字面意义，尤其是那些有着好名称的词的字面意义。如果说，反讽带有“表里不一，似是而非“的性质的话，那么，鲁迅本人的怀疑气质和反讽的性质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换言之，他的气质构成了他的文体的始基，造就了反讽式的叙述策略。

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到处都能发现反讽的杰出运用。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认为，反语（即反讽）是鲁迅小说第一个，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在这个大的语境之内，鲁迅的词语必然“充满意义”或同时并蓄数种意义。反讽离字面意义最远的距离最偏的角度突破常用语言

的规约，赋予词一种敏感和适应能力，授予词性的奇异和含混。

借助反讽，鲁迅成功地抵抗的伪抒情主义。伪抒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一种病态发展。五四时期流行的抒情小说，有很多大用大量空洞华丽的同义词镀饰出来的“半成品”。在这样的作品里，词语只能承担扁平的意义，而在鲁迅这里，词语经过反讽的“淬火”工序之后，经的起“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的考验”。

二、出于对死亡的憎恨，鲁迅写出了死亡——肉体的死亡和精神死

死亡。

鲁迅一直被死亡意念所缠绕。他一生都在感受触摸和思考死亡——它的恐怖、它的寒冷和它的无所不在。他在死亡的阴影下成长——祖父因为科考贿赂而被判了“死缓”，父亲忧愤成病，久医不愈。于是，同死亡争夺亲人就成了周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为鲁迅早最深刻的记忆。

他在死亡谣言的追击下求学南京——“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便以为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在这里，“走投无路”意味着绝境，而“灵卖给鬼子”意味着与“鬼”为伍。所以，在鲁迅的亲人看来。他的“走异路，逃异地”就等同走不归的死路。实际上，逃出家乡之后，鲁迅再也不能“回家”了。隐喻层面上来讲，他的确把灵魂卖给了“鬼”—摩罗。摩罗是“挣天抗俗”魔鬼，是“国民的公敌”，是令一切正统意识和识时之彦畏惧的化身。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摩罗却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在鲁迅看来，摩罗是“旧弊之药石”新生之津梁“，也即中国历史惰性的解毒剂。

摩罗代表着“否定和怀疑”的精神，一种思想主义。由于它存在，西方历史才能沿着否定——肯定的路线作螺旋式上升；由于它的不怎存在，中历史似乎总是在“封建主义”立场范围作循环运动。我们虽然有老子的“福祸“辨证论，但我们从来没有给“恶”一个伦学上名分。“恶”从礼教体系被放逐出去了，而具有怀疑和否定精神的摩罗们也就招致构陷和虐杀。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确是与“鬼”为伍，成为拜伦、易卜生、尼采的同道，成为庸众放逐，他一度放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固定的”职业（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还只能在一种职业“士大夫”范围内选择自己的立身之处。除了个别的“有识之士”外，如李时珍，几乎没人会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向别的知识领域发展），转向医科：“预备卒来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伯疾苦。”从这个选择里，我们看出鲁迅对现代科学的信仰。犹如他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鲁迅迷信技术文明的威力。当时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西方的强大根植于他们优越的科学技术。对于鲁迅来说，现代医学将成为死亡的对手。

然而，还有一种死亡是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

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那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人便是来鉴赏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是一个人的死，又是许多人的死，甚至是“全部”的死。鲁迅用了一个“一样是……”的类比来建立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讽，即从读者的

理解中产生，而小说人物却不曾意识到的效果：“示众”原本是一个羞辱将死者的仪式，现达个仪式却变成了一场盛宴。于是围观者就变成人肉宴上的食客。便同时，在他们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他们也成为示众的对象。鲁迅在反讽的意义上捕捉到了别致种死亡：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这情景使鲁迅感到“大恐惧”。在这里，“恐惧”意味着精神上的深度惊骇和焦虑。人正是从对死亡的恐惧出发进而关注“何为生存”，“人往何处去”等终极问题。焦虑则意味着灵魂的不安，不安启动怀疑，而怀疑导致发现：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在中国现代作家里，鲁迅第一上发现了精神上的普遍的死亡。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发现同时又是世界性。实际上，精神站的死亡。不仅是中国独有的困境，而且是整个现代世界的精神灾难：“整个人类生活，如同死屋囚犯的生活一样，正在变成一场噩梦。简言之，人在精神上已经死了。具有反讽味的是，从尼采到雅斯贝斯都把这种死归咎于理性主义的过度扩张，而在鲁迅这里，这种死则是由于古国的人民从来没有经受过理性主义的洗礼。由是，鲁迅憎恶死亡。如果说，他从前的憎恶还停留在“抗拒肉体上的死”的层面的话，那么在经历了“示众”的一幕之后，他的憎恶则发展为一种反思意识：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分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出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憎恶人文关怀的反思意识则是反讽的内核——一种导生于思想上的怀疑主义的修辞学上的怀疑主义。弗莱说：“持续改变人的社会意识

的关怀神话，常常始于一种也许最好称之为生死之罪的东西：这些是伟大的情绪变化。”②在这个层次上，憎恶是比家更深刻的定义。从这种憎恶里产生了鲁迅的愤世嫉俗的悖论和怀疑主义的激情。对此，李长之富有卓见地指出：鲁迅依然是持有丰富强烈的情感的，可是因为太丰盛而强烈了，倒似乎在那时可以别着一口气，反而更有去冷冷地刻画一番的能力，这样，在似乎残忍而且快意的外衣下，那热烈的同情是含蕴于其中了……③

出于对“庸众”的憎恶，尼采写下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于对死亡的憎恨，鲁迅写出了死亡——肉体的死亡和精神的死亡。

可以说，死亡造就了鲁迅的内在经验世界④，并构成了他写作的全部。这是他的不幸，又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在中国特有的“乐感”文化语境下，死的另一层含义就“轻的”乐观主义。国人非常忌讳“死亡”这个词，他们一味地躲不过去，就把它含糊变成其他的概念。在《祝福》中，“死”一词就被替换成了“老了”自居，并把“老”馈赠与人，因为“老”意味着权威、尊严、权力。通过这种近乎自欺的手法，国人也就转移了“死”的本来意义，自己造出一个奇妙的幻觉，从而逃避了对死亡的思考，进而掩盖了一个社会和历史的梦魇：人们必须毫不同情地吞噬他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此处，回避死亡的问题升级为对死亡的绝对服从。就这样，词在一次次背叛了它的字面意义之后，抵达现实的本质：死亡问题是国人认识结构上的一个空白。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祝福》中那位叙述者“我”，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就拒绝回答祥林嫂的问题。他说自己，“对于魂灵的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