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培训)曾国藩的汉宋调和论

曾國藩的漢宋調和論
林美珠
摘要
清乾隆年間，以惠棟、戴震為首的吳、皖二派學者引領整個學術風潮，他們多以東西兩漢為標榜，主張以考證經書為求道的方法，其中惠棟首揭漢學之名，其再傳弟子江藩則著《漢學師承記》壹書，「漢學」乃成為考據之學的代名詞。

而漢學派大盛之後，力詆宋學，乃掀開清代漢宋之爭的歷史。

曾國藩則于此爭論中持調和立場，本文即旨于分析其主要論點。

關鍵詞：曾國藩漢宋之爭漢宋調和今文學派經世致用
前言
清乾隆年間，以惠棟、戴震為首的吳、皖二派學者引領整個學術風潮，他們多以東西兩漢為標榜，主張以考證經書為求道的方法，其中惠棟首揭漢學之名，其再傳弟子江藩則著《漢學師承記》壹書，「漢學」乃成為考據之學的代名詞。

而漢學派大盛之後，力詆宋學，乃掀開清代漢宋之爭的歷史。

惠、戴之時，雖有翁方綱、姚鼐等提倡程朱義理，但宋學始終無法對漢學予以有力的反擊，故所謂漢宋之爭，壹開始只是漢學排擊宋學之局面而已。

方東樹出，始站于宋學的立場，有系統地反駁漢學家詆毀宋儒的言論1，漢宋學之間，也才開始有劇烈的爭辯。

但方東樹雖對漢學頗致箴砭，但也認為「宋儒義理，實不能不用訓詁考證，而漢學訓詁考證，實不足盡得聖人之義理」2、「竊以訓詁名物制度，實為學者所不可闕之學，然宋儒實未嘗廢之，但義理考證，必兩邊用功始得」3。

道、咸之後，漢宋調和論興起，如曾國藩、陳澧、朱壹新等，皆主張漢宋兼采。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

生於嘉慶十六年（西元壹八壹壹年），卒於同治十壹年（西元壹八七二年），享年六十二歲。

以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號稱清代中興首功。

曾氏所處的時代，內亂不斷，外患紛至，清廷國勢，日益衰頹。

而國家社會的變動，加以漢學極盛之後所產生的流弊，學術思潮亦為之壹變。

以下即就時代思潮的轉變及師友的影響兩點，說明曾氏漢宋調和論的思想背景，並就其論點加以分析之。

壹．時代思潮的轉變
清代經學考證的興起，就外緣因素而言，乃因學者多將明代的亡國歸咎於明末王學的空談心性誤國，如黃梨洲、顧亭林等諸大儒出，即倡導徵實致用之學，主張以客觀的考證，代替主觀的冥想4；就內緣因素而言，宋明理學中，無論是陸、王的心即理或程、朱的性即理，他們均不承認是自己的主觀见法，而皆強調是直承孔孟而來，因此爭論到最後，勢必要回到經書中找尋立論的
1方東樹排詆漢學的作品有《漢學商兌》、《書林揚觶》二書，其中以《漢學商兌》為代表。

2見《漢學商兌》頁１５０。

《漢學商兌》，台北商務６７再版。

3同２，頁１６５
根據，考據之學也就由此興起5。

顧亭林的「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經學即理學」，黃梨洲的「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正是主張以考證經書來解決義理的爭端，亦即通過「道問學」以進於「尊德性」。

至乾嘉之世，考據之學大盛，學者為考證而考證，無論經世致用或以考證明義理的目的不再為學者所重。

就知識而言，考證之學自有其意義與價值，但儒學的重心本于其道德性的壹面，由個人的修養以至安定天下，是每壹儒生的基本要求。

而考據學發展到最後，卻不可避免地與「尊德性」越分越遠，不但無益於世道人心，甚且不能保證個人的成德。

因此即使以小學名家的段玉裁，晚年均不免自責生平喜言訓詁考證是捨本逐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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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據學發展到最後，流弊漸深，加以國家社會內憂外患的刺激，漢學漸為學者所不滿，時代思潮亦為之壹變。

以下即分述之。

１．漢學的流弊：
漢學家反對宋學的立論之壹，乃批評宋學空言窮理，墮入禪學、玄學，而非孔門聖學。

因此「訓詁明而義理明」是他們所力持的治學方法，認為只有以考文知音的工夫來治經，以治經的工夫來明道，學問才不致落入玄談空疏。

故考據的最終目的仍是以求得義理為要。

但發展到後來，卻只著重文字的考據訓詁，不再注重思想的探索，甚且陷入煩瑣的箋注主義，不但研究範圍小，態度亦流於迂拘，穎達之士，漸不饜其所為。

如許周生（西元壹七六八－壹八壹八）云：今之治經者吾惑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

然字有篆隸之異，有古今之殊，考之蒼雅，攻其訓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載籍，展轉引申以說之。

壹字之誼，紛紜數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為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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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今之學者，奈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

然而不為者，則群斥以為空疏。

夫學之虛實，至易明也。

積之內，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殫翰，返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數，推之家國天下，壹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真所謂迂疏寡效者也。

8
先不問義理是否只存於古書之中，只訓詁考證以求得經書中義理而言，壹個字、壹個音的解釋便聯篇殫翰，紛紜數千言而不可得，所謂「樸學」、「實學」，反而流於華而不實，瑣碎餖飣了。

漢學大師戴東原中年時以考據為重，至晚年時亦肯定義理的重要性，認為為學不能够專門考據為限：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據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皆庶得其源；後數年又曰，義理即考覈、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吾前言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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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戴氏亦肯定考據實應以義理為目的。

與曾國藩同時之陳蘭甫（西元西元壹八壹０年－壹八八二年）亦云：
說經者欲經文之明白無疑也。

欲經文之明白無疑者，將以諷誦而得其義也，若既解之明5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國哲學思想論集．清代篇》，台北水牛７７再版。

6由段玉裁＜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云：「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

」可見之。

時段玉裁七十五歲。

《段玉裁遺書．經韻樓集》卷八，台北大化６６初版。

7見《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二＜儀徵學案．原學篇＞，徐世昌，台北世界，５５版。

8同７
白無疑，而不復諷誦以求其義，則何必解之乎！且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也，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既解亦仍歸於不讀而已矣，解經而不讀經者，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人之讀之而無疑可也，然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而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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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本欲明白經書中的義理，但考據學家卻是皓首解經而不讀經，是漢學末流之弊不可謂不深。

２．社會的變化：
壹八四０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戰爭爆發，于此之前的幾十年間，中國已經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下進入破產的危機中。

鴉片戰爭後，外強侵略紛至沓來，如壹八四二年的中英南條約、壹八五七年的英法聯軍攻陷廣東，壹八五八年的中俄璦琿條約、壹八六０年的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清帝遠避熱河，簽訂北京條約等。

此外，單從中國內部來见，亦是變亂頻仍。

據侯外廬統計，從西元壹七七四年至壹八四０年，光是農民的暴動便有二十五起之多11，而壹八五０年（道光三十年）起事的太平天國之亂便滋擾長達十五年之久。

內憂外患導致國事日非，而清廷的國勢，亦日益衰頹。

大學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者治學的次第，也是儒者為學的目標，除了「內聖」，尚須「外王」，亦即所謂「經世致用」也。

尤其政治社會面臨危機的時代，「經世致用」的觀念便會更加活躍，晚明的東林學派、清初的顏李學派均是有名的例子，即如清初三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等，亦皆有用世的理想。

而考據學家的治學範圍，除經學而外，廣及文字音韻、天算地理、史學制度、金石校勘等等，而其所標榜，號稱實事求是，但其流弊，如前所言，已流於瑣碎的箋注主義，甚且脫離現實，於儒者經世之旨，了不相涉。

章太炎云：
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楉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亦以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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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亦云：
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

蘇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孫氏、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戴氏、程氏，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鈲析，視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南雷、萬季野、全謝山諸公，即皆擯為史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

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于無用之壹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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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歸咎王學空談誤國，主張徵實致用而興起的考證學，發展到最後，卻是「經世先王之志衰」、「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于無用之壹途」，面對內外交相而至的變亂，學者警悟到篤守古經，鑽研書本已無益於實際，因考據學全盛之後而衰竭的學術致用之說乃又興起。

今文學派的興起即是壹例。

清代今文學派的興起，始於武進莊存與（西元壹七壹九年－壹七八八年），其為學以公羊學為據，專求微言大義，而不屑於考據，但因與戴震同時，所以不為世人所重，後學劉逢祿、宋翔鳳於公羊學理論次第發明，至襲自珍、魏源、凌曙，今文學派乃披靡壹時，直至清末，學術風潮幾為今文學派之天下。

而今文學派即主張通經之微言大義，求有用於世，並站于致用的立場上，
10見東。

11見《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頁６２６，北京人民１９５８，２刷。

12見《檢論》
對於漢學家治學僅限於古書訓詁校勘，「言論不關於經義小學及觀點不是漢儒古訓的，不錄」14的態度深致不滿。

清代經學考據，或因本身流於瑣碎之弊，或因時代動亂的刺激，漸漸為學者所譏評，而于漢學全盛時期飽受詆毀的宋學，其價值亦因此而再次受到公允的論斷。

以宋學為宗的桐城學派固不待言，即如今文學派的學者，其學雖主治公羊以求微言大義，但對宋學亦多肯定之語。

如宋翔鳳即說：
自孔孟之後，異端紛擾，惟董仲舒獨言正誼明道。

韓氏後為原道，學者始知道學為正宗。

至濂洛數子，窮極性命，發揮義理，講明切究，以歸實用；朱子搜輯二程遺書，而後洛學大備。

按程子易傳，不用河洛先天之說，作春秋傳，謂周正月非春，皆合漢儒，至其辨天理人欲之分，最為學問入門要路。

學者守此，能够不流於釋氏。

朱子畢生之學，皆于四書，而於大學，改定前後如古本。

．．．．朱子之學自足繼往開來，非他儒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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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宋氏不但不排詆宋學，反而肯定其成就。

因漢學本身發展至末流所產生的弊端，加上時代社會的急遽變遷，道咸以下，盛極壹時的漢學已為壹般學者所不滿，而宋學的價值則再次受到肯定，曾國藩的漢宋調和論便是于這種思潮轉變中提出來。

二．師友的影響
曾國藩于漢學獨盛之後，能肯定宋學的價值而主張漢宋調和，除了因時代思潮的轉變之外，師友的薰陶也是重要的因素。

曾國藩曾自言其為學淵源於姚鼐16。

姚鼐（西元壹七三壹年－壹八壹五年），字姬傳，于漢學大盛時期，獨以古文辭名，學者相從，稱為桐城派。

姚氏論學亦宗程朱，其＜贈錢獻之序＞云：
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群經略有定說。

元明守之，著為功令。

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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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氏將明朝久而後亡歸功宋儒，其對宋學真可謂推崇備至。

其門下四傑中18，又以方東樹最為有名，捍衛宋學最力。

而曾氏除受姚氏影響外，亦曾直接與方東樹之從弟方宗誠講學論辯。

方宗誠，字存之，學者稱柏堂先生，受其家學影響，論學亦宗宋儒。

方昌翰＜方柏堂家傳＞云：「當咸豐間，益陽胡文忠公、湘鄉曾文正公，皆以督師開幕府延覽英雋。

君方依吳侍郎廷棟於山左，文忠、文正同時幣聘，未及赴。

及江南平，文忠薨於鄂，君感文正知，復應聘。

．．．文正移節金陵，督師北征，皆招居府。

」19，又云：「吾邑以治古文名海內，自姚姬傳先生後，惟君族兄儀衛先生東樹實紹其傳。

君從儀衛久之，為之專且精。

其後與吳侍郎討論本源，而裁成於
14見《漢學師承記》序言，周予同選注，台北華正，７１初版
15見《過庭錄．道學篇》，藝文印書館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三編。

16曾氏＜聖哲畫像記＞云：「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

」
17《惜抱軒文集》卷七，《惜抱軒全集》台北世界，５４再版
18《方儀衛先生年譜》以方東樹、梅伯言、管異之、劉孟塗為姚門四傑，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則以方東樹、梅伯言、管異之、姚瑩為姚門四傑。

19方宗誠撰，《柏堂遺書》，藝文印書館原刻景印叢書集成三編。

曾文正公」20。

由上可知，曾氏論學頗受桐城派之影響，而桐城尊宋之學，自亦影響曾氏。

唐鑑（西元壹七七八－年－壹八六壹年），是繼方東樹之後，篤信程朱，大力提倡宋學的學者，其編《清學案小識》，分傳道、翼道、守道、經學、心宗、待彷錄等，壹以朱子家法為採擇標準。

其所謂道，乃程朱之道，故漢學家視為宗師的戴東原僅列於經學學案。

而唐鑑既尊宋學，對漢學亦頗表不滿：
（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壹字壹句，遠搜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傅會，亦于所不免。

21而曾國藩致力於宋學，則由唐氏之啟發。

據《曾文正公年譜》22記載：
善化唐鑑由江寧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從講求為學之方，時方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兼治詩古文詞，分門記錄，唐公專以義理之學相勖，公遂以朱子之書為目課，始肆力於宋學矣。

由此可知曾氏曾直接與唐氏講學論道，而因唐鑑以義理相勸，曾氏乃以朱子學為目標，致力於宋學。

曾氏論學對漢學流弊亦頗致針砭，論宋學則主宗程朱，皆可见出桐城與唐氏之影響。

以下即就曾氏的漢宋調和的論點加以分析說明。

三．論點分析
道咸以後，變亂紛起，世風日下，曾國藩認為當日不可救藥的原因于於人心陷溺，毫無廉恥23，而無恥則因「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為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為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聵耳，轉相欺謾，不以為恥」24，因此曾氏對漢學亦頗致箴砭，如：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壹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

25
又云：
自考據家之道既昌，說經者專宗漢儒，厭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詆毀洛閩，披索疵瑕，枝之蒐而忘其本，逐之流而遺其源。

臨文則繁徵博引，考壹字，辨壹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

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詖而不知返。

君子病之。

26
又云：
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為壹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壹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壹切變更故訓而別創壹義，群流和附，堅不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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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節所言，漢學發展到後來，只限於名物訓詁考證，蒐枝忘本，流於破碎，無關乎個人修養，亦無益於世道人心，學者競逐，其世風乃轉趨低下，曾氏即針對漢學「詆毀洛閩，披索疵瑕」、「考
20同21
21見《學案小識》提要。

唐鑑著，台北中華，５５一版。

22黎庶昌編，曾文正公全集，台北世界８０四版。

以下所引曾氏各種著述，皆在全集之內。

23曾氏書牘卷二＜復彭麗生書＞云：「足下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國藩私見實與賢者相吻合。

」
24見曾氏書牘卷一＜覆賀耦庚中丞＞
25見＜歐陽生文集序＞
26見＜重刻茗柯文編序＞
壹字，辨壹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加以批評。

但他雖對漢學流弊深致不滿，卻也不否定訓詁的成就與重要，如「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28、「见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假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29、「讀書以訓詁為本」30等，可見曾氏論學能站于比較客觀的角度，除了肯定漢學訓詁的重要外，又能不限於漢學的門戶之見。

而曾氏的不限於門戶之見，由他論漢宋學的短長得失亦可见出來：
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于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于確守故訓，不參私見。

．．．朱子集傳，壹掃舊障，專于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

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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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宋學各有其利弊得失，因此曾氏對漢學所詆毀宋學的，亦提出反駁：
近世乾嘉之閒，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

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乎？32
漢學家批評宋學空言窮理，乃以實事求是相標榜，曾氏則以朱子的即物窮理正是實事求是來反駁漢學，其肯定宋學的態度自不待言。

漢宋學既然各有其優點與缺點，為學自不可偏廢，曾氏乃提出其調和漢宋的主張。

其＜聖哲畫像記＞云：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

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齗齗焉而未有已。

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

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對於漢學與宋學的齗齗相爭，曾氏的態度是俱譏焉。

其中漢學以考據為重，宋學以義理為長，曾國藩乃欲兼取其長以會通之。

其＜致劉孟容書＞云：
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齗齗相角，非壹朝矣。

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為文復臻於無累。

區區之心，不勝奢願。

又云：
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

血氣誠不能够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

．．．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

雖曰不逮，志則如斯。

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誅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壹鬨，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

由此能够很明顯见出曾氏對漢宋學的主張是兼取二者之長，無所偏袒。

于＜勸學篇示直隸士子＞、＜聖哲畫像記＞及辛亥七月的日記中，曾氏根據孔門四科及當世義理、詞章、考據、經濟之
28見曾氏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家訓諭紀澤。

29見曾氏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家訓諭紀澤。

30見曾氏庚申四月日記。

31見曾氏咸豐八年十月廿五日家訓諭紀澤。

說，將為學之術分為四門。

他認為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于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于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于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所謂漢學，于孔門為文學之科。

曾氏認為欲為學，此四門缺壹不可。

＜聖哲畫像記＞中曾氏先圖畫古聖先儒三十三人，然後繫以文字，說明其希仰崇敬之意，再將此三十三人分別繫入此四門之中。

此畫像記是他用以指示後嗣讀書、勗勉子弟用功的門徑及依歸，其重要性可知。

三十三人中，既有漢學所推崇的許慎、鄭玄、王念孫，又有宋儒周敦頤、二程、張載、朱子，最可表現他折衷漢宋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他除了漢宋學並取外，亦特重詞章與經濟之論。

就詞章而言，除＜致劉孟容書＞以人心所載之理比道，以血氣比文字，說明舍文字無以見聖人之道、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不敢雷同苟隨之外，曾氏於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諭紀澤的家訓中亦云：
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閡於末，知其壹而昧其二，頗覺不解。

私嘗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為班張左郭之文章。

曾氏曾說：「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之硬腔滑調之習可改」33，可見其「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為班張左郭之文章」之說絕非泛泛之論，其對詞章之重視可知。

就經濟而言，＜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云：「經濟者，于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聖哲畫像記＞則以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四人列於德行兼政事之門。

曾氏認為諸葛亮「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贄「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阪，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司馬光、范仲淹則「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可見曾氏於經濟壹門的選取標準，不于其學術造詣，而于於彼等能實際地施政行道，博施濟民，亦即以經世致用的觀點加以提倡。

而曾氏除了理論的提倡外，並能化為行動，力行實踐，如平定太平天國壹事，其對經濟的重視亦由此可見。

由上觀之，漢宋調和之外，曾氏更擴大範圍，主張義理、考據、詞章、經濟並重，但四者之中，尤以義理為最重要。

他認為「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分」34、「苟通於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35，以為經世之學者，應以義理為本，也因此于＜聖哲畫像記＞中，他將葛、陸、范、馬與周、程、張、朱並列，而謂之「皆義理也」，即是肯定葛、陸、范、馬能以義理發為經濟也。

其致諸弟的家書則云：
窮經必專壹經，不可泛騖。

讀經以研尋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

．．．兄之私意，以為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

清代漢學者汲汲於考證名物，曾氏則反而以考據為末，不但考據、經濟應以義理為本，詞章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亦云：
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

．．．今與多士約，以義理為先，以立志為本。

．．．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
33同29
34見＜勸學篇示直隸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