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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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关于五四运动的论文

少年强则中国一定强

——论五四运动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

用青春拥抱时代；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

用生命点燃未来。

“五四”的火炬，

唤起了民族的觉醒。

壮丽的事业，

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母亲用共产主义为我们命名，

我们开创新的世界??”

每当唱着这首歌曲的时候，青春的热血总是沸腾不已，脑海中闪过的是义愤填膺的学生宣传队，是在黑夜中仍然熠熠生辉的“救国雪耻”的图章，是有着排山倒海之势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声，是中华儿女国难当头依旧不曲的脊梁！

青春，就是用来挥洒热血的！

而1919年，注定就是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一、五四运动的爆发与经过

巴黎——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

平会议”，和会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反而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月30日，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还是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中国——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国家的主权遭受危险后，当天，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学生们一起奋起救国。5月4号，3000多学生云集天安门广场，突破军警阻扰，打着“誓死力争，

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走上街头，奔走呼告。他们冲进了曹宅，揪出了卖国贼，火烧赵家楼。星星之火的五四运动，在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大地上蔓延，迅速掀起了燎原之势，点燃了这个不屈的国家。

5月7日，五四爱国运动迅速向各地扩展。上海于是日举行国民大会。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城市群众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此外，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也在本日集队向英、美、法、俄、意各国公使馆呈书，要求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日本警察出面镇压，学生被捕及受伤多人。是日，由北京女师发起，北京各女校代表集会，议商救国方法。除发电数通外，另发布通告，呼吁全国女同胞奋起救国。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旅京的山东劳动者数万人于彰仪门外旷野集会，要求山东交涉，万勿签字。武汉学商两界集会，商议支持北京五四运动的办法。南昌、杭州等地学生游行。广州、吉林等地召开国民大会。5月12日，山东济宁学界展开爱国活动，本日成立学界联合会。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上海人力车工人，拒绝日人雇坐车辆，本日先从吴淞路一带开始，至月底已遍及全市。5月16日山东各地抵制日货。厦门学生游行。

各界的爱国人士已经纷纷行动起来，不仅是罢课罢市，文字也不甘落后于这浩浩荡荡的爱国潮流中，或洋洋洒洒或激情澎湃的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注入了振奋人心的血液。

5月15日《新中国》月刊在北京创刊。同年12月15日出版的1卷8号，载有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5月21日上海《新闻报》载山东第5师全体士兵1万零80名敬告全国同胞电，电中呼吁全国一致共御外侮，速除国贼。《新青年》，即“马克思研究号”，刊载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的宣传、评论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19年5月9日，国立武昌高师学生率先响应和声援五四运动，武昌各校学生齐集中华大学，决定以武昌学生团的名义，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草拟《武昌学生团宣言书》。6月1日，王占元派军警封锁各校。下午1时，各校学生冲破封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军警残酷镇压并逮捕学生数十人，殴伤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吴序宾等十余人，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六一惨案”。

6月9日天津各界4万余人（1说两万余人）召开公民大会。6月10日，天津商界第一次罢市；12日，第二次罢市。是日杭州罢市。6月10日天津工人酝酿大罢工。天津总商会急电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下令准曹汝霖、

章宗祥、陆宗舆3人辞职。

6月11日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向北京政府提出取消中日密约等5项要求。同日，陈独秀走上街头，散发《宣言》，在“新世界”游艺场被暗探逮捕入狱。

二、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与条件

总结起来，“五四”的发生至少有如下几个主要的历史因素或历史条件在起作用。

“五四”所以能够发生，首先必须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当新思想，同时又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时期、清末新政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也产生不了这样的启蒙运动。1915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之所以能够发起并促成了这场运动，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留洋的背景，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视野，同时在国内各大学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一个《青年杂志》要能够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还需要有大批的受众与之互动。在此之前，即使有相应的报纸杂志谈到类似的话题，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共鸣，其原因就是读者数量太少。这个时候读者之

所以极其广泛，就是因为经过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后10年左右时间，国内已经有了大批新式学校和数量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如“五四”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多半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这类留洋

归国知识分子的学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热烈的响应，才使得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呐喊与呼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并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

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的旧东西不能利用，就要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论。过去虽然也有过大量的译介工作，但当年具有严复那样眼界的译者可谓凤毛麟角，多数的译介工作靠的是传教士通过同文馆训练出来、毫无新思想可言的外语人员，因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能够得到新的思想材料就十分有限，译介的数量自然更少。而1915年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留学回国的有新思想的留洋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非常热衷于译介各种新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大量的欧美文化思想资源陆续被译成日文，中国在日或留日归国的学生数以万计，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积极借助日文资料接受新思想，这些都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随后的“五四”运动，提供了相当充沛的思想启蒙材料。

思想启蒙要形成规模和效应，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一个是城市化要发展到相当程度，一个是生产力必须发达到相当程度，亦即必须要有比较便利的铁路、电报、电话、报纸、杂志等等交通和信息同步传播的条件。清末科举废除之前，中国不仅缺少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条件，几乎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