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_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陈琳林珏摘要：本研究利用世界银行调查的156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1999~200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Levi ns ohn和Pet r i n半参数方法估计生产函数，用两类指标分别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两类溢出效应，并按企业所有制结构进行分组检验，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FD I的竞争示范效应对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没有影响，人员流动效应却因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其中FD I通过人员流动给国有、外商所有及合资企业都带来了正向而显著的溢出，而中国的私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并没有从中受益。

这可能与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及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关注程度有关。

关键词：FD I技术溢出LP估计两类指标企业所有制一、引言近些年来，国际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的一个趋势是企业层次的研究逐渐增多，并得出了一些不太乐观的结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来自中国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是怎样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转型成功的大国，市场化改革和企业改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型的这些特点有没有带给中国企业在吸收FDI技术溢出上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条件性约束？为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在企业层面上进行实证检验，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征展开研究，有利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正确引进和引导外资，也有利于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从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中获益。

一般认为，引进外资不仅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还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即通过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设厂或合作经营，产生技术外溢，使本地企业受益。

这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渠道通常有两类，一类是行业间溢出（垂直溢出），一般通过跨国公司和当地厂商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来实现。

另一类是行业内溢出（水平溢出），途径有多种：一是竞争效应，外资的进入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迫使本地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二是示范效应，本地企业通过模仿外资公司的技术、管理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三是通过人员培训或流动效应，经培训的人员从跨国公司流动到当地企业，提高了本地企业的生产率。

在FDI溢出效应实证检验中，相比于行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行业内的3种溢出效应通常被混同在一起进行检验。

因此，本文尝试从水平效应的角度，对竞争示范和人员流动所产生的溢出进行区分。

由于竞争效应往往与示范效应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后文的实证检验中，这两种效应被合并在一起进行检验，而人员流动效应则单独加以考察。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文章试图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1）数据选取上，采用世界银行对中国调查的大样本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避免了加总数据造成的重要信息损失，以及*作者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罗长远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复旦大学陆铭、香港岭南大学Yifan Zhang、上海财经大学车维汉、仓勇涛、李国栋、UC Berkeley Luosha Du的评论、帮助和建议。

第一作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赞助（项目号20073020）。

文责自负。

由横截面数据带来的因果关系不清问题。

计量方法上，采用前人发展的半参数估计方法来克服企业生产投入的内生性问题（Levinsohn and Petrin,2003），估计出比较准确的全要素生产率。

（2）在FDI参与度指标的选取上，借用目前国际上微观数据研究溢出效应通用的加权法（Aitken and Harrison,1999; Hu and Jefferson,2002;Du et al.,2008等）。

同时借鉴Wei和Liu（2006）的做法，用产品销售额和就业人数为权重分开考察FDI的竞争示范和人员流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这两种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确有很大不同。

（3）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所有制转变的特征事实，将样本企业按所有制结构细分为国有、集体所有、私营、外商所有及合资企业，分别进行两种溢出效应的检验，考察企业所有制结构这一异质性问题如何影响其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

相对于前人将除国有之外的企业统归于非国有企业，并跟国有企业进行比较，我们的研究更能看到中国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和其他类型企业的差距所在，尤其能比较中国的国有、私营这两类企业如何从FDI的两种溢出效应中受益。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供了溢出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给出理论上的逻辑说明；第四部分构建了一个计量经济模型，并对数据和变量进行描述；第五部分报告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有关FDI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是复杂多样的。

一些研究得出正向而显著的结论，另一些研究却认为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显著为负。

造成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很多，在数据选取上，存在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选取上的差异、微观数据和行业加总数据的差异。

在FDI参与度指标建构上，不同的指标可能度量了溢出效应的不同方面。

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乃至不同类型企业的检验往往也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早期用行业数据所做的研究，验证了FDI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Caves,1974;Globerman,1979; Kokko,1994）。

对企业横截面数据的检验大多也得出了正向的溢出（Chuang and Lin,1999;王志鹏、李子奈，2003）。

然而，利用横截面数据进行估计时，无法区分这种正向的影响究竟是外资促进了本地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是由于外资本身进入了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或行业所致。

加总的行业数据又会造成许多企业异质性信息的遗失。

因此，近些年来的研究特别强调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在重新估计FDI技术溢出效应中的重要性。

目前国际上用企业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所做的研究，大多表明FDI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显著为负（Aitken and Harrison,1999;Konings,2001）。

然而，这当中的很多研究，往往只是选取某一个估计指标来衡量外资参与度，却用来解释FDI整个的技术溢出效应。

不同的外资参与度指标可能体现了不同的溢出途径（Liu,2000;Wei and Liu,2006）。

比如，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所占行业内总就业数的比重，反映了外资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和传染效应给国内企业带来的技术溢出。

用销售额表示的参与度，可以从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和示范效应来反映技术外溢。

现有的一些研究也考虑到不同FDI参与度指标的选取可能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差异（Sinani and Meyer, 2004）。

亓朋、许和连和艾洪山（2008）利用国家统计局1998～2001年企业面板数据，用外资企业职工人数和销售产值所占比重这两类指标分别表示外资参与份额，来区分两种溢出效应。

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二位数分类行业内，外资通过人员培训和流动渠道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正向的溢出，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效应却给国内企业带来了负向的影响。

平新乔（2008）采用第一次经济普查的行业和地区截面数据，分别用外资就业人数和资本总额占行业内份额为比重来衡量外资参与，都得出了正向的溢出效应，但在行业内，外资通过就业传导的溢出作用要大于通过资本形成而传递的溢出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使得人们意识到FDI 并不自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一些学者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对技术溢出的条件分析上。

从现有文献看，这类研究主要从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外资企业特征、本国行业或企业的特征等方面展开。

虽然企业所有制结构变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已经进行了20年左右，但就本国企业所有制特征影响技术吸收方面开展的研究却不多。

事实上，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影响着企业对技术模仿和创新的积极性，政府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政策支持不同，还会造成企业自身的特征差异，因此，企业所有制也可以作为吸收能力的间接证据。

有关FDI 溢出效应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前期研究，包括Buckley等（2002）、Hu和Jefferson（2002）对中国集体和国有企业的检验。

最近的一项研究运用了国家统计局1998～2005年大样本企业面板数据，将所有样本企业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就水平溢出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非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为负，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Du、Harrison and Jefferson,2008）。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有关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实证策略的选择（包括变量、模型和估算方法）对检验结果的可信度至关重要。

再者，FDI的技术溢出的渠道和影响因素有很多，有必要对这些渠道和使用的样本进行细分。

另外，就对中国而言，应关注于它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特征，并探讨由此可能对外资技术溢出带来的影响。

本文借助于较为精致的实证方案，从中国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力图对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有更好的把握。

三、FD I对中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一）外资对中国两种溢出效应的初步判断理论上说，技术溢出的分析分为两方面，一是技术的供给方，即从跨国公司或外商投资的特征、行为选择、来源国等角度展开；二是从需求的角度，即从东道国的制度、经济环境、企业的吸收能力等方面加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央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了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我国特殊的中央—地方分权制，又使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展开地区竞争。

从中央到地方赋予外资的这种超国民待遇，大大降低了外资的进入门槛，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必然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技术溢出理论所说的外资由于具备先进技术而带给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就大打折扣了。

此外，外资在中国大都聚集在特定的区域（如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就如Kokko所说的“飞地经济”，自然也很难向国内企业产生示范效应。

从我国的经济制度环境来看，改革和转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行业垄断依然存在，国有企业不仅在自然垄断行业，而且在某些制造业行业仍处于垄断地位。

二是行政划分带来的地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外资进入中国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所能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也很难发挥。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人员流动或人员培训效应却有所不同。

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十分注重员工培训，公司内部有一套完备的员工培训和职业发展计划。

跨国公司雇用的本土技术管理人员不仅能和总部的技术专家一起工作，一些优秀员工还被派遣到海外总部进行专门的培训。

这些经过学习和培训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在转到国内企业工作或自己创办企业后，往往给中国本地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外资的人员培训效应还部分地通过产业间的联系起作用。

如果跨国公司中间产品供应商的技术标准或产品质量得到了改善，跨国公司自身也将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