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小说及文学理论

魏晋南北朝小说

小说含义的演变与桓、班的界定志怪小说与《搜神记》志人小说与《世说新语》

小说名称由来

小说一词，出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以“小说”与“大达”对举，“小说”显然指的是那些无关宏旨的“琐屑之言”，“小说”是一个词组并非专指文体，与后世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含义不尽相同，但从中所表露出的对小说价值所持的保留态度，影响到后世小说的缓慢发展。

桓谭与班固对小说的界定

桓谭：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文选》江淹《李都尉陵从军》诗注引桓谭所称“小说”，继承了庄子说法，他把“合残丛不语，近取譬论”的短书视为小说，言下之意，将“小说”视为子部类中的一个门类。

班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汉书·艺文志》班固将“小说”视为稗官所收集的“街谈巷语”或“道听途说”视为小说，并且认为它们可补正史之不足，视其为正史的附庸。班固在收录诸子百家后著录有小说家十五家，但其书均已不存。

桓谭与班固对小说的界定，影响了后世史家与目录家，或将小说归类为子部，或归入史部，纪昀《四库全书》尚且固守此种观念。直至晚清“小说界革命”，在学人观念里，小说才与诗歌、散文、戏剧并为四大文体之一。

小说创作，与小说观念的进步并不同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萌芽阶段，唐宋是其成熟定型时期，明清则是其高度繁荣时期。

志怪小说与《搜神记》

所谓“志怪”，就是记录怪异，诸如绝域殊方的山川物产、神仙方术、鬼怪妖魅、佛法灵异等。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现实，灾祸和死亡的威胁，使宗教迷信思想和社会上侈谈鬼神、称道灵异风气得以流行,加上战国以来就有的怪异之风被当作真事流传的传统，造成了志怪小说的兴盛。留存至今的志怪小说有30多种，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最为著名。

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晋元帝时召为著作佐郎，曾任始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有史才，曾著《晋纪》，又性好阴阳之术。史载他搜求异闻撰《搜神记》的主旨，乃在于以“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晋书•干宝传》），“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内容丰富，其中一些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荒淫，表现了人民对暴虐政治的反抗，如《三王墓》、《韩凭妻》、《东海孝妇》等。《搜神记》中还保存了许多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如《董永》《嫦娥奔月》等。这些神话和传说不论题材还是艺术手法对后来的小说、戏曲都有明显的影响。

《搜神记》尚处于小说萌芽阶段，因而记事简约，文字朴素，结构比较简单，还缺乏细致的描写和艺术的虚构。但也有不少优秀篇章，短小精悍，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志人小说与《世说新语》

所谓“志人”，就是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汉末以来盛行的士大夫的清谈和品评人物之风，在玄学大兴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畅行,从而为志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王刘道临之子，出

继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好文学。《世说新语》或为刘义庆及其门下共同编纂而成。主要是记述人物的言行事迹。原书八卷，依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一千多则。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末年经三国至两晋时期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对统治阶级的情况也有所涉及。各篇通过许多人物的遗闻轶事和生动言谈，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士族阶层的生活状况、人生态度、文化习尚乃至他们的审美趣味。

《世说新语》语言准确、简洁，有较强表现力。对古代散文、小说、戏曲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

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

萧统《昭明文选》

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为曹丕学术专著，作于任太子时。全书已不传，今存《论文》和《自叙》二篇。《典论·论文》为我国现存最早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也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含如下内容：

关于文学的作用。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文学的价值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提出“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曹丕最早触及了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关系的理论命题，指出文章不同风格源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文体论。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划分虽较粗疏，但大体划定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范围。而特别标举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强调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既是曹丕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

关于文学批评。阐明文人中只有少数通才能兼擅各种文体特点并进行创作，文人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对“建安七子”文学成就给予较中肯的评价。

陆机《文赋》

《文赋》着重阐述创作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间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较重要观点有：认为构思是创作中核心问题。作家构思,必须聚精会神,精益求精。构思中要有想象,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善于捕捉客观世界形象诉诸文字。把文章分为十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较之《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论点，更明确、具体，强调中情与美并重，反映出魏晋以后诗赋写作的新趋势，也表明晋代作家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已达新的水准。

提倡文艺创新，希望作家的创作有新的思想和境界:“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遣词造句要讲求完美,但应以意为主,即“理扶质以主干,文垂条而结繁”,只有用思想做主干,文采才能繁茂。

两晋文学批评论著还有挚虞《文章流别论》、葛洪《抱朴子·外篇》等。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465？-520？），字彦和。笃志好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约成书于南齐末年。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最后一篇为全书的自序，说明创作目的与全文部署意图。按《序志》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二十五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