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同社会”思想

论“大同社会”思想的

发展历程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我作为一个地道的山西人，对于“大同”二字并不陌生，山西省大同市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历史底蕴的古城，它离我的祖籍并不远，我也曾去过那里亲身体验它的传统文化。大同市的核心是被古城墙环绕着的古城区，古城门上的四个大字既展示着古城的名字，更是历史传承的思想，那就是“天下大同”。

辽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于今大同城建西京，十七年（公元1048年）置大同县附郭。意取“世界大同”。自此，大同县名沿用未改。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为大同府治。抗日战争时期分设东、西大同县。1949年5月解放后，大同城区建为大同市，属察哈尔省。1952年11月重归山西省。1993年7月雁北行署撤销，与大同市合并，并将雁北行署下辖的部分县划归大同市。

大同思想意取《易经》，是和成圣的最高人格相适应，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是世界大同。这个大同世界不是纯理念化的，而是具体化了的，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话的意思是：大道的流行，是以天下为世人所共有。选举贤能之人共同治理，和睦相处，彼此合作，所以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施慈于自己的儿女，更能推延仁爱，使所有老人都得以安享天年，壮年人都能贡献才力，儿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能得到丰厚的供养。男的各尽其职务，女的各有其家庭。货物资源都厌恶丢弃到地上浪费掉，但也不可放到自己家里私用。既嫌恶有能力不肯使出来，但也不一定为自己出力才算效劳。因此，人人都能诚实相待，和睦相处，故不会有阴谋诡计发生，也没有劫夺偷窃杀人越货的事情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美好的世界就算是

真正的大同世界了。

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这是天道精神的体现，这是一种美好的积极地构想。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尽管大同思想为中国思想，但西方的乌托邦，以及现代的共产主义这些思想也与大同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2500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则设计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谓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但这种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同样是对未来的理想蓝图，但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老子》的思想基本上是消极的、软弱的，不得意的知识分子，失势的权贵往往从中寻求精神寄托。

东汉末年五斗道首领张鲁在汉中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南宋初钟相起义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

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

直到近代，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与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纲领。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大约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

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这个建议，经洪秀全批准施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糟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著《大同书》，提出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实现“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大同之世”。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他说：“夫方今各国平等对立，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国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又说“日本若君权坠而改共和，则国势亦危……”又暗示中国只能实行君主主宪制，这是一种改良主义心中的“大同社会”。《大同书》充分展示了康有为的社会理想。

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五大种族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中华民族不仅是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执著理想、为理想献身的民族。几乎历次农民起义都把贵贱平等、上下同一当作自己的旗帜，并为大同理想的实现进行了不掘不挠的斗争。在传世的孙中山题词中，最多的是“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从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实践而言，实际上也可以浓缩为对“天下为公”这四个字的毕生追求。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指导思想，意思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只有实现天下为公，彻底铲除私天下带来的社会弊端，才能使社会充满光明，百姓得到幸福。后成为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也指天下公平。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的《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

在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其中的执政者，仍然需要弘扬“天下为公”的精神。“天下为公”是孕育民族魂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