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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

《古代文论选读》单元辅导(二)

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文论选读

[两汉文论选读辅导]

1、两汉文论的总特点

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正式步入封建时代。两汉王朝(前206~220)登上政治舞台之后,逐渐形成了全国大一统的强盛的封建大帝国。

这样的政权,自然需要选择和建立一套与之想适应的思想文化系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包括他们的文艺思想开始得势,逐渐被启用,并改造成为官方的统治学说、指导思想,当然也就成为用来指导文艺、文学的方针政策。可以说,我国两千年的正统文学思想,就是在两汉时期正式确立的。

这种正统的文学思想,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坚决要求文学必须为其政教服务,将文艺紧紧地纳入政治轨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保守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儒家文论家都明确地肯定文艺有讽谏批评上政的作用,主X要用文艺来干预和改进现实的政治,当然这种批评要有一定的分寸;他们也都肯定文艺的抒情本质,当然主X对所抒之情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这种正统文学思想和文艺政策的代表作,就是作者很难确定的《毛诗序》。除此之外,著名的《史记》作者司马迁所提出的“发愤著书”思想,虽然也应该归属于儒家文论的大X围之内,但是他强调写作愤世嫉俗而不是粉饰太平的作品,较少保守性;东汉王充在《论衡》中强调“尚真”,“嫉虚妄”,则是针对走向神学化的儒学不良倾向而发,也代表着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积极进步方面。

2、两汉文论内容要点

①、《毛诗序》

“情志”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

毛诗序》这一关于诗歌本质的理论,大家在学习时要把它放到古代文论史上去把握,例如联系先秦时期的“诗言志”说,以及后世的“诗缘情”说等等,请看教材和参考教材。

“六义”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关于这“六义”具体内涵的解释,请看教材和参考教材,也可以参看自己能找到的其他材料,因为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②、司马迁文论选读

“发愤著书”说:这是本课这一讲的重点,他的原文见于《报任安书》要熟记:“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上面这段话,在司马迁另一篇文章《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几乎完全相同地出现过,说明作者非常看重这个“发愤著书”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后提出来的。关于它的理论内涵,请看教材和参考教材。

要掌握的重点,一是这段话中“发愤”的“愤”字的确切含义;二是司马迁在这里所列举的八个例子全都符合史实吗?为什么?三是要把这个“发愤著书”理论放到文学理论史上去理解它的重要意义和它的来龙去脉。阅读教材之外,也可以而且应该看一些其他的相关材料。

③、王充《论衡》选读。

王充的《论衡》,不作为学习重点,一般性地了解了解就可以了。其主要观点如下:

“嫉虚妄”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嫉虚妄’”。——《论衡·佚文》“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论衡·超奇》

“为世用”说: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

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

《对作》

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佚

文》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读辅导]

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X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

一、魏晋南北朝文论的总特点

儒学逐渐衰落,玄学应运而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是由道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例如,这一时期的许多文论家都极力推崇自然清新之美,都倾心于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都注重研究文学的审美特征等等,这很明显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庄道家的文艺观。

首先,文学创作主题的变化。

汉代由于受经学的影响,文学成为宣传儒家礼教的工具,文学创作的主题大都以政治教化和美刺讽谏为中心。到汉末魏初,逐渐转变为以写个人悲欢遭际为主了,着重抒发个人

喜怒哀乐之情,描写个人的曲折经历,以及对动乱现实的深沉感慨。从表现社会政治主题到刻画个人内心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其次,文学思想的变化。

创作上的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思想上就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在理论上认识到文学创作是在抒情中言志的特点,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X 围。而魏晋南北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

再次,对创作个性的强调。

与上述文学创作主题与文学思想变化相适应,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中,特别重视要体现作家特殊的创作个性。从文学创作看,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歌缠绵悱恻,曹植的诗歌慷概多气。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经学时代,人们的个性往往是受到压抑的。文学要为封建礼教服务,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只能表现“天理”而不能描写“人欲”。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个性的高度重视,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

第四,重视对文学创作本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

鲁迅先生说当时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

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过,就这一时期所留下来的一些主要文论著作看,也都不排斥儒家的文学思想,他们往往是在论说文学的外部规律时,认同儒家文论的路数;而在阐释文学的内部规律时,则主要是承袭道家文论的衣钵。诸如西晋陆机的《文赋》、南朝X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大都是这样。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总特点基本上是儒道结合,外儒内道,而以道为主。

当然,这一时期的文论家们很有水平,他们并不是、也不屑于简单地抄袭或沿用前代儒、道两家的文论资料,而是在前人基础上作出了许多深刻的精辟的阐发,从而形成了自家的理论特色,甚至构建起了自己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他们对文学的许多问题都作了非常深入的思考,例如关于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关于文学的审美特征问题,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问题,作品的艺术风格问题,文学的体裁种类问题等等。他们在阐述自己的文学理论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理论概念、X畴和命题,诸如“文气”说、“缘情绮靡”说、“神思”、“意象”、“体性”、“风骨”、“通变”“定势”、“隐秀”、“物色”、“知音”、“直寻”、“滋味”、“声律”等等。

二、曹丕的《典论·论文》

曹丕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另一篇就是《典论·论文》。《典论》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后来《典论》一书失传,这一篇幸被选入《昭明文选》得以保存。这是一篇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著作,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先秦两汉的一些文论都不是专门的文论文章),它是第一篇,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

《典论·论文》中正式提出或者触及了不少新鲜的重要的文论课题,主要有:

1、文章“不朽”说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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