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治理模式提升的策略选择

后危机时代中国治理模式提升的策略选择黄秋菊，景维民2011-02-24摘要：以强政府为核心的中国治理模式成为支撑中国三十年转型奇迹的制度基石。

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中国治理模式在面临市场化和全球化负面冲击时的治理有效性。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和国内环境的变化为中国治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

文章认为，提升中国治理模式，延续中国转型奇迹，有赖于三个方面的策略选择：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巩固与优化政府能力；构建社会规制型市场经济，提高本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实施积极的社会经济政策，培育和谐的社会结构。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中国治理模式，社会规制型，利益整合型中国的转型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叙事，而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影响并协同演进的复杂制度变迁过程。

30年的转型使中国的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中国已经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中走出，初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惠共生的现代治理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动地推动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变革进程，并持续不断地对自身的目标、角色、制度和能力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保持了对社会经济变迁的有效掌控与调节。

2007年以来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则提供了一个检验中国治理模式有效性的试验场。

面对危机，实践再一次验证了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和不足。

对中国而言，后危机时代为其治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

把握机遇，实现自我超越，将会使中国治理模式提升到一个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平稳、持续发展的崭新境界。

一、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检验2007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2008、2009年迅速扩散，并进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

尽管各国采取了各种金融援助计划、经济刺激方案来应对挑战，但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还是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从而导致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为-2.2%，其中高收入国家为-3.3%，发展中国家为1.2%。

中国是个极少数的正面例外，虽然同样面临严重冲击，但在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后，仍保持了8.7%的增长速度。

中国应对危机挑战所展现出的佳绩验证了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一）强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强政府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强政府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而无当，硬而无效的“全能型政府”，后者看似强大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能力薄弱的问题。

强政府的内核在于政府具备充足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从而能够在矛盾尖锐复杂的转型期有效掌控社会秩序，应对内外挑战，组织与动员社会资源，实现推动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在中国转型进程中，强政府的能力构建主要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1）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了国家制度的整合度与协调性，避免了激进变革导致的政府组织涣散、行政机能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无序；（2）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既维系了中央政府的必要权威，确保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也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3）持续不断的政府体制改革优化了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更新了官僚系统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能，也使政府的行为更加理性化、制度化；（4）政府在学习、试验、危机中进行适应性调整，以不断更新治理理念，积累制度知识，提高自身驾驭市场和治理社会的能力。

强政府的能力演化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结果（张慧君、景维民，2010）。

在前期的转型中，强政府对改革进程和社会秩序的有效掌控，使中国避免了前苏东国家在激进转型中出现的“制度崩溃”，确保了新旧体制的平稳转换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国的强政府也同样展现出较为有效的应对危机的能力。

早在2007年次贷危机虽已爆发但尚未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就敏锐地意识到，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条件下，需要强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和预警，着力提升国家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金融体系抗击风险的能力。

这种判断不仅源于对国内外时局的全面考量，而且也充分汲取了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和教训。

由于具备了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因此，当危机在2008年下半年迅速扩散并蔓延至实体经济之时，政府能够果断决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并相应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

首先，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两年内新增4万亿元投资），结构性减税（约5500亿元），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及工业品下乡等综合性措施来带动投资和消费，以扩大内需。

其次，通过连续五次降低利率，增加银行流动性，增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等措施来稳定国内金融体系。

再次，推动产业振兴和科技创新。

选择十个重点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振兴，支持新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核心电子器件、核能开发利用、高档数控机床等16个领域推动技术创新步伐。

最后，通过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扶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来确保民生。

面对危机，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出台如此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刺激方案，以缓解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增长，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具备极强的决策能力、实施能力、动员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这种强大的政府能力与一些前苏东转型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后者的政府囿于意识形态教条和内外政治压力犹豫踯躅、裹足不前，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最终只能吞下社会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苦果。

（二）混合型经济的制度优势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色彩。

萨缪尔森在新版《经济学》中把混合经济概括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国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混合经济，即市场决定大多数物品的价格和产量，而政府运用税收，支出和货币管理计划以调控总体经济。

”这种混合型经济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公有制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而是涉及更加广泛的层面，如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外需与内需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郑永年，2009）。

中国混合型经济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如下方面：（1）虽然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很高，但非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特别是由于没有采取大规模私有化，在公用事业、重工业、金融部门中，国有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2）虽然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的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但要素市场的开放程度仍比其他国家低，如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3）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仍处于初级阶段，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债券、股票和银行市场；（4）政府与私人部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仍然主导着市场的运行，并实施广泛的调节和干预；（5）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过，以主流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混合型经济显然不是一种最优的经济体制。

无论在微观领域、中观领域，还是在宏观领域，都存在过度的政府介入，这势必抑制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产生诸如寻租、腐败等分利性活动，由此带来资源浪费和社会成本。

然而，恰恰是这种西方视野中不彻底的市场化、国际化的独特经济体制，却在危机来临时表现出更强的风险抗击能力。

这与俄罗斯、中东欧等国家的全面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脆弱性同样形成鲜明的对比①。

首先，政府对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的必要管制，将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有效避免了本国金融体系的动荡甚至崩溃。

其次，政府不仅可以使用一般的财政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来刺激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国有部门这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来实施促进投资、扩大内需。

最后，在30年转型进程中，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已经使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和合理化，特别是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这就使得中国沿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阶梯迅速爬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空前提高，从而避免了产业结构单一化所导致的对国际经济环境的严重依附性。

（三）弹性社会的稳定器作用伴随着转型的深入推进，传统体制下简单、封闭、僵化的“总体性社会”逐步解体，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也在形成之中。

这种变化虽然顺应了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也蕴藏着潜在的社会风险。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社会风险进一步加大，从而有可能使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

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主要有两种传导机制：一是失业率的大幅增长、实际收入水平的急剧下降导致严重的社会不满；二是信心崩溃所产生的连锁反映，使长期萧条和动荡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刘世定，2009）。

这两种传导机制相互强化所引爆的社会危机，在一些前苏东转型国家遭遇危机的过程中已得到明显体现。

特别是民众对政府未能有效应对危机表示严重不满，导致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甚至引发社会骚乱。

而社会秩序的动荡进一步制约了政府的决策，削弱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虽然也遭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但社会秩序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态势，从而为经济的复苏创造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这表明中国社会具有相当强的缓解、吸纳和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弹性和适应能力。

这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质，而且与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具有密切关联。

首先，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得到不断推进，但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

当农村人口占据多数时，社会在应对外部经济冲击时的弹性较大，因为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最大的是城市部门。

尽管在失业人群中农民工占据了多数，但他们依然可以返回自己的乡土，从事农业生产或经营其它小型的工业、服务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危机给社会造成的冲击。

其次，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社会自身具备了缓解与克服危机的条件。

特别是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改善，使他们获得了抗击风险的必要资源、机会和能力。

同时，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民众的理性化程度也得到很大提高，人们能够相对平和地理解经济的周期性或偶然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从而更加冷静、沉着地加以应对（孙立平，2009）。

最后，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处理危机和矛盾的经验更加丰富，技巧更为娴熟。

政府不仅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确保增长和民生，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来引导民众的危机心理，重建信心。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治理模式面临的新挑战前30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而全球经济危机同样是历史赋予“中国治理模式”重新审视自我，实现发展与提升的重要契机。

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客观、准确地把握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那么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转型与发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中国治理模式也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纵观世界历史，危机的爆发总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本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

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打破了由美国完全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