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和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王安忆和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作者：颜柯洁
来源：《文学教育》 2013年第22期
颜柯洁
内容摘要：本文对王安忆、施叔青作品进行精细研读，试图通过二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
行分析比较，分析她们二人文学艺术的异同，从而分析张爱玲对王安忆、施叔青的影响，王安忆、施叔青对张爱玲艺术的传承与超越。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施叔青女性形象
一.谋爱、庸常、实惠、柔韧的“多面”女人们
王安忆作为受张爱玲影响较大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创作在张爱玲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
了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她十分推崇俄国流亡作家纳波科夫“好小说就是好神话”的观点，在小
说创作中，王安忆把人物和环境放在神话式的原始混沌状态之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虚构和想象，再对人物和环境作抽象化处理，其内在的文化意蕴被突显出来。

虽然其笔下描写女性人物
多是“庸常之辈”，但她对这些女性人物精神世界的追问和思考却颇为深刻，从而使得这些庸
常生活中的女性形象成为颇具女性意识的生命意象，表现出了对当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极大关注。

1.王安忆小说中诸多女性形象都是“庸常型”的。

这类形象都不具备典型色彩，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也有作者虚构的形象，她们地位卑微、生活在琐碎中，被日常琐事弄得焦头烂额。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她是上海弄堂女儿抽象
化了的符号，在获奖之前也是平淡无奇的。

作者将其作为上海弄堂中平凡普通女性的典型代表
来描写的。

《妹头》中的妹头则是更典型的上海普通女孩，是一个真正的小市民，十足的自相
矛盾、爱慕虚荣。

她还关注生活的各种具体琐事、留心于小小的利益实惠。

这样的庸常之众在
王安忆笔下是不胜枚举、比比皆是的。

2.王安忆小说中还有一类女性形象是“外干中强”型的。

平常普通、弱不禁风的外表下蕴藏着顽强的生命力，她们是一群身上闪耀光芒的小女子。

《桃之夭夭》里的郁晓秋就是这类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

郁晓秋私生子的身份使她一出生就饱
受生命的痛苦和生活的磨难，然而郁晓秋却没有被压垮，她以宠辱不惊的、平和的心态坚韧地
活下来了。

姐姐难产去世，代替亡姊用爱心照顾起了过早衰老的姐夫和孩子，并在朝夕相处中
和姐夫产生了夫妻真情。

郁晓秋正是凭借着蓬勃顽强的生命力跨过了人生的沟沟坎坎，踏出了
一条幸福的坦途。

在郁晓秋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大度、坚韧、善良、宽容。

3.王安忆小说中追逐利益的“实惠型”女性形象。

此类形象也在其作品中占了一席之地，“实惠型”女性追逐利益体现了她们对生活的积极
态度，她们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尽力获得最大的利益，想使日子过得舒适富足，这和张爱玲笔下
的人物在虚无和动乱中享乐有很大的不同。

王安忆在《寻找苏青》里说：“苏青是不能靠‘爱’来安慰，而是需要更实在的东西”，“要找苏青，其实不难找，那马路上走着的一群一伙的女子，都是苏青”。

王安忆笔下的女子们便是一个个苏青式的讲实惠能算计的小市民。

4.王安忆还塑造了一批“追求性爱却不得幸福型”的女性形象。

她是较早涉足性问题的作家。

《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孩，当她对夫妻两性生活失去兴趣、对丈夫不再感兴趣时，燃烧着火样欲望的身体按捺不住了，开始了与“他”的婚外偷情，
在她的价值观里“为一个男人活着并非她的初衷”，最终却落得“飞蛾扑火”式惨烈的下场。

罗纲、刘象愚在《文化研究读本》就指出“从欲望化叙述向心灵化叙述的转变，应该是新都市
文学的深化之路。

”可以肯定的是王安忆看待性的角度和方式是众多出生于七十年代的作家值
得借鉴的。

二.有条件独立却不愿独立、寂寞难耐的女人们
施叔青的小说一向以展现“女人眼中的女性世界”而著称，是从女性眼光和角度观察女性
的世界。

她笔下的都市女性虽然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依然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男性的庇护，“有条件独立却不愿或没有勇气独立”。

作者通过描写两性
间的感情纠葛来对女性隐秘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索，体现了其对现代社会的清醒认识。

1.施叔青笔下第一类女性形象是“退居家庭以丈夫为核心的寂寞、失败之女”。

《完美的丈夫》中的李愫看似是找到了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婚姻实则她却并不幸福，婚
后的她完全失去了自主权，连最起码的穿衣、吃饭的样子等小事情她都不能做主！为了家庭，
她退居“二线”，然而十五年的无私奉献并没有换来丈夫的尊重和理解，得到的是轻视和背叛。

2.施叔青笔下第二类女性形象是“离不开男人”的欲望扩张的寂寞女人。

以《后街》中的朱勤、《愫细怨》中的愫细、《常满姨的一天》中的常满姨为代表。

《常
满姨的一天》中的常满姨是施叔青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下层妇女形象，她塑造的这个形象苦苦地
挣扎在物质与精神之间，这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怜的女性。

不幸的婚姻、丈夫的虐待逼迫她逃
离家庭，出去帮佣，后随主人来到美国，身处异乡的寂寞、语言的障碍、人种的隔膜都加剧了
她的孤单寂寞，长期压抑的性欲得不到满足，在一场色情电影的感官刺激下，她抛开了所有伦
理道德的束缚勾引自己的晚辈———台湾来的年轻留学生阿辉，最终得到的是自取其辱的下场。

3.施叔青笔下还有一类女性形象是“以出卖色相为职业的女子”。

她们出身卑微，但不甘贫困，没有知识、没有很好的职业背景，使得她们只能靠出卖色相、以男人的身体为阶梯往上爬，到头来一场空，跟头摔得很惨。

《一夜游》中的雷贝嘉，
《情探》中的殷玫、《香港三部曲》中的黄得云等都属于这类人。

黄得云十三岁被拐卖为娼妓，起初是为了寻求依靠委身于史密斯，可怜的是史密斯只把她当做发泄的工具。

被抛弃后，为给
自己与史密斯的私生子找个名份，不得已献身屈亚炳，被屈亚炳抛弃后，她拒绝重回娼门，通
过当女佣独自承担抚养儿子的重担，后来通过自身努力和机遇发家致富。

在黄得云身上我们能
看到人的多个侧面。

施叔青曾说过：“我觉得人不管生在哪一个阶层都有可悲和不满之处，我
不以为我笔下的有些人物就完全无一可取。

”在黄得云身上我们能深切地体味到作者对她后来
勇敢的表现作出的肯定和赞扬。

三.女“性”生存论比较
1. 张爱玲的为“ 谋生” 而“ 谋爱” 和为王安忆的“ 谋爱”而“谋生”的比较。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生活在物质匾乏的背景环境之中，是在为“谋生”而“谋爱”，典
型代表就是《倾城之恋》中的以婚恋为职业的白流苏。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指出“世
界上有的是平凡，我不抱怨作者多写了一对平凡的人。

王安忆则是为“谋爱”而“谋生”，她
把文笔直接切入女性的情感世界。

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没有物质的匮乏问题，作者侧重探讨她们
的情感需要，当然也描写刻画了她们精明世故，小市民追逐物质利益的另一面；她们柔弱的外
衣下暗藏的是顽强坚韧的毅力、耐力，勇于和生命中的不幸、磨难相抗争。

2.张爱玲刻画的女性形象的“想独立却不能独立”和施叔青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有条件独立却不愿或没有勇气独立”。

张爱玲刻画的女性形象是“ 想独立却不能独立”，缺乏经济、物质独立的基础，缺乏自谋出路的技能和手段，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也不容许她们独立；而施叔青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有条件独立却不愿或没有勇气独立”，她在“香港的故事”系列中塑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愫细等，她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了生存、自食其力的本领，但是受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影响，使得她们还是习惯于依赖男性、寻求男性的庇护。

张爱玲和施叔青刻画的这些“以男人为天”的女人们，虽然自身情况基础不同，但她们的结局却是相同的，都生活在不幸之中，可谓是“ 殊途同归”。

3.王安忆和施叔青都涉笔女性“性”描写。

王安忆认为“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

不写性就不能写到人的核心。

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无法回避。

”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解放，然而这类女性最终都是得不到幸福的。

和施叔青笔下的女性相比，王安忆刻画的女性形象大胆追求性爱，她们单纯地认为“性”是追求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她们”将性爱活动升华到超凡脱俗、非功利性的境界。

施叔青描写的这类靠出卖色相达到某种目的的女性形象和王安忆笔下的大胆追求性爱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在施叔青笔下，性和爱是孤立开来的，性是“她们” 为达目的的敲门砖和铺路石，施叔青的“她们”试图靠出卖色相往上爬，把爱情当儿戏。

因此施叔青的“她们”的悲剧命运很难得到读者的怜悯和同情，更多的是“怒其不争”的悲愤。

参考文献：
1. 曹惠民主编：《台港澳文学教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
2.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江苏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