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茶商故事的民族文化交流内涵分析

万里茶道茶商故事的民族文化交流内涵分析作者：马会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02期
摘要：以旅蒙商为代表的茶商故事在内蒙古地区流传广泛，故事中蕴含着茶商推动茶道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内涵。

创业故事中的旅蒙商在开拓茶叶商路时将晋商精神深化强化;传奇故事中的旅蒙晋商扎根内蒙古，由汉人转变为塞上汉人，从参与内蒙古的发展转变为内蒙古建设的主人翁;草原城市建城故事中的旅蒙商参与草原城市的建设，推动内蒙古民族互篏式交往;婚恋故事中的旅蒙商远道迎娶他族女子并定居于内蒙古，促进了民族交融。

万里茶道曾经发挥的促进文明互鉴及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在茶商故事中延续至今。

关键词：茶商故事;旅蒙商;民族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7;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4）02-0061-04
对万里茶道的研究兴起于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之后，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贸易及历史考证方面。

学界提倡对“万里茶道”的研究应推动学科融合、突出问题导向、丰富研究方法[1]，因此，有必要对沿线的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俗文化给予重视。

但目前学界对此研究所涉较少，关于万里茶道上的茶商故事的研究则更少，而且大多将其作为其他研究的辅助资料。

整理和研究茶商故事，探讨其在万里茶道历史中推动茶道民族文化交流的并不多见。

繁荣了两个多世纪的万里茶道既是一条商道，也是一条文化线路。

内蒙古遍布着万里茶道的节点城市，这里流传的茶商故事潜移默化地传承着跨区域跨民族的文化交流印迹。

“旅蒙商”是茶道上往返于蒙古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以晋商为主的内地商人。

内蒙古各地流传的关于“旅蒙商”的民间传说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展现了茶商在万里茶道上的艰辛创业历程，体现了茶商在沟通中外贸易往来、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学者赵世瑜认为小历史是那些个人化的、地方性的局部历史，民间传说故事等属于小历史，而小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连续而非断裂[2]。

本文关注万里茶道上的茶商故事，聚焦于留迹在内蒙古的“旅蒙商”故事，将其置于民俗学、民间文学视角下，展现其在万里茶道上书写的那段连续的民族文化交流史。

旅蒙商故事题材内容丰富，艺术形象充满传奇色彩，具有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突出功能。

旅蒙商故事展现了旅蒙商在行商之路上沟通以蒙汉为主的沿线各民族往来和沟通境内外往来的艰辛探索，以及在茶道贸易往來过程中不断寻求共通性所做出的努力。

旅蒙商克服各种困难，架起了茶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桥。

一、从晋商到旅蒙晋商：创业故事中的商业精神重塑
晋人从春秋战国开始逐渐形成以商为本、以商为荣的价值观，晋商精神常被概括为“诚信重义”[3]，万里茶道上的旅蒙晋商在这一商业精神的熔炼与最终定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旅蒙晋商在万里茶道的远地贸易中将晋商惯有的诚信重义深化强化，这种商业精神凝聚了茶道上的中国商人，也促进着茶道各族人民的交流交往。

拼搏敬业在旅蒙商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通往蒙俄之地的艰险苦楚令常人难以想象。

晋人从商不畏艰险多有记载，“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

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

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

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讯者，亦往往有之”[4]。

旅蒙商的传奇故事中对此有生动呈现。

大盛魁创业史上流传着的“扁担、箱子、石头、宝盒”的故事和“大年初一喝稀粥”的传说[5]，讲三位创始人从肩挑小贩做起，他们坚守不屈，哪怕沦落至过年只能喝小米稀粥的境地，仍敬业守业，最终成就了大盛魁的商业奇迹。

晋商受传统文化影响，爱国济民的忠诚使命感是晋商的价值追求之一。

旅蒙商“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万里茶道的商业史上流传着中俄茶叶大战的故事[6]。

战役初期俄商因拥有水陆联运而具有明显优势，但中国茶商彰显了百打不死的精神。

他们历经英国茶商的蚕食、俄商在汉口的欺行霸市、空前的三年旱灾等磨难，不断在夹缝中寻找机会，在漫长的中俄茶商大战中几经起伏，获得了对手的尊重。

在这场战役中，旅蒙商、茶农、茶叶经纪人团结起来，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流传在中国西部的革命故事讲述了旅蒙晋商的后人李济川的民族大义精神。

李济川组建了一支由晋商组成的义军，与活跃在张库大道的蒙古义军并肩作战[7]。

故事中的旅蒙商团结汉蒙各族有志之士组成义军，在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期，以义制利，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

还有晋商常万达慷慨解囊助公益、乔致庸赈灾等故事都广为流传。

可见，晋商故事将这种爱国济民的大公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并流传于茶道沿线。

值得关注的是，在旅蒙晋商的影响下，有些蒙古族牧民也在贸易往来中变换着身份，他们有的把自己的牧场租给旅蒙商人，有的做了地商，有的则离开牧场走进城市，加入商号，甚至成为股东或经理人。

旅蒙商这一群体变得更加多元，不仅有汉族商人，还有回族、满族、蒙古族商人，他们共同参与茶道贸易，推动各民族往来。

晋商的诚信重义很大一部分是受关帝信仰的影响，随着旅蒙商将关公文化带入北方游牧地区，关帝故事随之大量留存在了茶道沿线，关帝形象被蒙古族接受并认同。

关帝形象集中出现在山西会馆关公殿的壁画上和戏曲表演中。

多伦县的山西会馆是由旅蒙晋商筹资兴建，是留给多伦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山西会馆的“打更人”张某说：“每年庙会都有晋剧团来表演，到时候有不少从山西来的，是他们（旅蒙商）的下代的下代的下代，当时他们用勒勒车、驼队把南方的瓷器、茶叶、丝绸运来，再运往蒙古、俄罗斯。

”张某自称是山西人的后代，生长在多伦，从小听惯了古时山西人做皮毛茶叶买卖的故事，也见惯了关公故事画像，他会自豪地给游客介绍东殿壁画上的关公“护送皇嫂”“夜读春秋”等故事，介绍关公是“亘古第一人”“诚信第一
人”。

关帝形象随着关帝故事在茶道上流传，成为茶道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文化符号。

蒙古族对关帝接受度极高，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格萨尔庙的匾额上有满蒙汉三种文字标示出的关公字样[8]，可见凝聚在旅蒙商商业精神中的关公勇忠信义在草原地区广为传播，客观上推动了民族文化交流。

二、從汉人到塞上汉人：民族文化交流典范的传奇人物故事
旅蒙商在与牧民的长期贸易往来中，主动参与到草原日常生活中，接纳草原民众的生活习俗和规则礼仪，推动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草原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那些书写了传奇一生的旅蒙商人，是推动民族文化交流的典范，在长期的行商路上，旅蒙商人凝结出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这是一种面食与奶食完美融合的气质，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塞上汉人。

民族文化交流的种子嵌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生根发芽。

他们在语言上创造了“蒙古方言”，这是一种蒙古语和山西语相结合的方言，“蒙古商人、回族商人和汉族商人，在归化市场上和草原上是分不出来的。

因为大家差不多都讲蒙语，也都讲汉语，混成了一个队伍”[9]。

他们在饮食上形成了白红黄绿黑（即奶食、肉食、黄米面、蔬菜、烟酒茶）交融的饮食习惯。

归化城的阎万山老人是一位14岁进草原做生意的山西人，50多岁返回归化城，行商30余年，他的身边常聚集着从茶道上下来的驼夫和商人，他的小土屋里挂着俄罗斯挂毯，而蒙语则成了他最擅长的语言，每当表达困难或激动之时，他会选择用蒙语表达，饮食上也早已习惯了奶茶、羊肉。

他本身也成了当地人口头传诵的传奇商人。

如今的呼和浩特仍居住着诸多像阎万山一样的塞上汉人，他们的后代则把这种面食与奶食相融的饮食习惯完全继承，而今早已成为塞上的主人翁。

归化城有名的旅蒙商户大多经过数辈人的深耕，最终在归化城落地生根。

归化城中被誉为驼城巨商的元盛德掌柜段泰的发家史堪称传奇，他14岁进草原，60多岁退休选择定居呼和浩特。

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在与蒙民交流交往中度过的，他的生活习惯早已打上草原牧民的烙印。

他不仅吃羊肉喝奶茶，思维方式也变了，完全不是山西农村的汉人小伙子了。

旅蒙商与行商路上的牧民友好往来，常常会建立亲密的关系，归化城大驼户王家后人王世友常常讲起在驼背上度过的幼年时光。

故事里有一位叫五女子的蒙古族女子，她是王世友奶奶的干闺女，每当驼队到达牧场时，王世友的母亲就会把从家里带来的茶叶和一些零碎东西给五女子，而五女子则会每天用奶茶、奶豆腐、酸奶饼款待他们[10]。

定远营（今阿拉善）旅蒙商号祥泰隆在山西平遥的董姓人手中兴盛起来，他们真心诚意对待蒙古族牧民，像亲人一样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祥泰隆与牧民建立起深厚的个人交往感情，得到了当地牧民的认可，董家人就此扎根于定远营，成为塞上汉人。

塞上汉人主动吸纳草原文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带到商路沿线，在节日习俗方面，一度出现了各民族共有的节日。

在科布多流传着过去“过皇会”（给光绪帝祝寿）的故事。

过皇会是当地各族人民狂欢的节日，附近的人们聚集到科布多，搭起上千顶帐篷，蒙古族牧民骑马射箭，汉族老乡搭台唱戏，蒙古牧民和汉族老乡聚在一起，整整红火热闹四五天才散去。

在盛大
的节日里，各民族相聚在一起狂欢。

彼时的旅蒙商长期留居异乡，渐渐地与当地各民族建立起相互接纳的乡缘地情，他们既是商人，又是文化使者，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典范。

三、从无到有：草原城市建城传说中的民族互嵌交往
内蒙古及清代所称外藩蒙古的很多城市都是伴随着旅蒙商人的脚步建立起来的。

如今各地留存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地名随处可见，“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等俗语见证着旅蒙商推动草原城市建设的历史。

草原城市的建设流传着诸多富有趣味的传说，其中与旅蒙商有关的版本并不少见。

包头建城传说有颇富传奇色彩的龙城说、蛤蟆城说，也有以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据的马升建包头的故事。

但关于包头市的由来最深入民心的莫过于复盛公与包头城的故事。

乾隆年间走西口而来的乔贵发在北梁一带建了豆腐坊，一步步由豆腐坊、油坊再到票号，乔家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包头城随之繁荣。

流传至今的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足以看出复盛公对包头建城的重要开拓作用。

如果说走西口促进了口里口外各民族文化的碰撞、借鉴与融合，那么历经200余年的乔家商业传奇故事，则诉说着一个融晋陕农耕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于一体的草原城市的生成历史。

归化城是呼和浩特的旧城，归化城建城传说有两个代表性的故事：三娘子建城故事和“先有小板申，后有归化城”的故事。

两个故事都体现了历史上不同民族努力寻求交往交流，他们在草原上通过商贸往来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寻求共通性，搭建交流平台。

呼市有名的驼村——五路村正是如此，五路村最早是山西来的李姓祖先和蒙民一起搭成伙计关系垦荒而来，再往后山西人来这里用茶布烟糖和蒙民交换牲畜，开启旅蒙商贸，五路村随之变成了商业繁荣之地。

类似集宁、张家口、多伦等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它们的繁荣与发展无不与旅蒙商相关。

多伦诺尔最初只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牧场，据传康熙征北得胜后，在多伦召见内蒙古四十八家王公贵族加以封赏，王公贵族趁机要求朝廷派商人来多伦进行商业贸易，于是就有了旅蒙商八大家奉旨而来的故事[11]，这就是传说中的八大家建城的故事。

与此相似的还有呼伦贝尔的八大家建城传说。

草原城市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各民族互篏式交往的场域，作为移民城市的草原城市所具有的多元包容性推动着城市互篏式民族交往。

旅蒙商人为便于贸易，主动接纳吸收牧民的饮食习俗等文化。

同时，有些牧民也在贸易往来中变换着身份，他们有的把自己的牧场租给旅蒙商人，有的做了地商，有的则离开牧场走进城市，加入商号，甚至成为股东或经理人[12]。

如今的呼和浩特、包头等内蒙古的城市早已成为现代化多民族聚居城市，相关的建城传说故事为后人留下了那段持续至今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历史。

四、从禁婚到通婚：婚恋故事中的民族交融
清代曾有旅蒙商不许与蒙古百姓相嫁娶的禁令，而且旅蒙商号号规也规定商人不得在蒙古地区置业、娶蒙古族妻子。

但族际间通婚之事时有发生，由此生发的爱情婚姻故事也加以流传，并被赋予传奇色彩。

旅蒙商人的足迹踏遍塞外东西两侧，他们中有的迎娶蒙古族、俄罗斯女子，有的向西行至新疆带回来新疆女子。

传说大盛魁创始人王相卿在乌里雅苏台时，因救治了病重的蒙古王公的女儿而被招为婿，从此打开了当地市场，带领大盛魁一步步走向极盛。

归化城曹家的驼夫于万金在新疆与漂亮的维吾尔姑娘结亲，数年后夫妇二人返乡，但他们的返乡之旅充满艰险，多次遭劫，带着剩下的一口破锅和一个风箱回到归化并长居于此生儿育女。

牛允宽是来自山西汾阳的一位传奇旅蒙商，他徒步出国经商，几乎走遍俄罗斯各地，成就了一番皮毛贸易大业，他迎娶了俄罗斯少女梁丽雅，并育有二子，晚年回国在天津继续经营皮毛业[13]。

二、从汉人到塞上汉人：民族文化交流典范的传奇人物故事
旅蒙商在与牧民的长期贸易往来中，主动参与到草原日常生活中，接纳草原民众的生活习俗和规则礼仪，推动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草原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那些书写了传奇一生的旅蒙商人，是推动民族文化交流的典范，在长期的行商路上，旅蒙商人凝结出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这是一种面食与奶食完美融合的气质，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塞上汉人。

民族文化交流的种子嵌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生根发芽。

他們在语言上创造了“蒙古方言”，这是一种蒙古语和山西语相结合的方言，“蒙古商人、回族商人和汉族商人，在归化市场上和草原上是分不出来的。

因为大家差不多都讲蒙语，也都讲汉语，混成了一个队伍”[9]。

他们在饮食上形成了白红黄绿黑（即奶食、肉食、黄米面、蔬菜、烟酒茶）交融的饮食习惯。

归化城的阎万山老人是一位14岁进草原做生意的山西人，50多岁返回归化城，行商30余年，他的身边常聚集着从茶道上下来的驼夫和商人，他的小土屋里挂着俄罗斯挂毯，而蒙语则成了他最擅长的语言，每当表达困难或激动之时，他会选择用蒙语表达，饮食上也早已习惯了奶茶、羊肉。

他本身也成了当地人口头传诵的传奇商人。

如今的呼和浩特仍居住着诸多像阎万山一样的塞上汉人，他们的后代则把这种面食与奶食相融的饮食习惯完全继承，而今早已成为塞上的主人翁。

归化城有名的旅蒙商户大多经过数辈人的深耕，最终在归化城落地生根。

归化城中被誉为驼城巨商的元盛德掌柜段泰的发家史堪称传奇，他14岁进草原，60多岁退休选择定居呼和浩特。

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在与蒙民交流交往中度过的，他的生活习惯早已打上草原牧民的烙印。

他不仅吃羊肉喝奶茶，思维方式也变了，完全不是山西农村的汉人小伙子了。

旅蒙商与行商路上的牧民友好往来，常常会建立亲密的关系，归化城大驼户王家后人王世友常常讲起在驼背上度过的幼年时光。

故事里有一位叫五女子的蒙古族女子，她是王世友奶奶的干闺女，每当驼队到达牧场时，王世友的母亲就会把从家里带来的茶叶和一些零碎东西给五女子，而五女子则会每天用奶茶、奶豆腐、酸奶饼款待他们[10]。

定远营（今阿拉善）旅蒙商号祥泰隆在山西平遥的董姓人手中兴盛起来，他们真心诚意对待蒙古族牧民，像亲人一样招待
远道而来的客人。

祥泰隆与牧民建立起深厚的个人交往感情，得到了当地牧民的认可，董家人就此扎根于定远营，成为塞上汉人。

塞上汉人主动吸纳草原文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带到商路沿线，在节日习俗方面，一度出现了各民族共有的节日。

在科布多流传着过去“过皇会”（给光绪帝祝寿）的故事。

过皇会是当地各族人民狂欢的节日，附近的人们聚集到科布多，搭起上千顶帐篷，蒙古族牧民骑马射箭，汉族老乡搭台唱戏，蒙古牧民和汉族老乡聚在一起，整整红火热闹四五天才散去。

在盛大的节日里，各民族相聚在一起狂欢。

彼时的旅蒙商长期留居异乡，渐渐地与当地各民族建立起相互接纳的乡缘地情，他们既是商人，又是文化使者，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典范。

三、从无到有：草原城市建城传说中的民族互嵌交往
内蒙古及清代所称外藩蒙古的很多城市都是伴随着旅蒙商人的脚步建立起来的。

如今各地留存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地名随处可见，“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等俗语见证着旅蒙商推动草原城市建设的历史。

草原城市的建设流传着诸多富有趣味的传说，其中与旅蒙商有关的版本并不少见。

包头建城传说有颇富传奇色彩的龙城说、蛤蟆城说，也有以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据的马升建包头的故事。

但关于包头市的由来最深入民心的莫过于复盛公与包头城的故事。

乾隆年间走西口而来的乔贵发在北梁一带建了豆腐坊，一步步由豆腐坊、油坊再到票号，乔家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包头城随之繁荣。

流传至今的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足以看出复盛公对包头建城的重要开拓作用。

如果说走西口促进了口里口外各民族文化的碰撞、借鉴与融合，那么历经200余年的乔家商业传奇故事，则诉说着一个融晋陕农耕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于一体的草原城市的生成历史。

归化城是呼和浩特的旧城，归化城建城传说有两个代表性的故事：三娘子建城故事和“先有小板申，后有归化城”的故事。

两个故事都体现了历史上不同民族努力寻求交往交流，他们在草原上通过商贸往来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寻求共通性，搭建交流平台。

呼市有名的驼村——五路村正是如此，五路村最早是山西来的李姓祖先和蒙民一起搭成伙计关系垦荒而来，再往后山西人来这里用茶布烟糖和蒙民交换牲畜，开启旅蒙商贸，五路村随之变成了商业繁荣之地。

类似集宁、张家口、多伦等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它们的繁荣与发展无不与旅蒙商相关。

多伦诺尔最初只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牧场，据传康熙征北得胜后，在多伦召见内蒙古四十八家王公贵族加以封赏，王公贵族趁机要求朝廷派商人来多伦进行商业贸易，于是就有了旅蒙商八大家奉旨而来的故事[11]，这就是传说中的八大家建城的故事。

与此相似的还有呼伦贝尔的八大家建城传说。

草原城市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各民族互篏式交往的场域，作为移民城市的草原城市所具有的多元包容性推动着城市互篏式民族交往。

旅蒙商人为便于贸易，主动接纳吸收牧民的饮食习俗
等文化。

同时，有些牧民也在贸易往来中变换着身份，他们有的把自己的牧场租给旅蒙商人，有的做了地商，有的则离开牧场走进城市，加入商号，甚至成为股东或经理人[12]。

如今的呼和浩特、包头等内蒙古的城市早已成为现代化多民族聚居城市，相关的建城传说故事为后人留下了那段持续至今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历史。

四、从禁婚到通婚：婚恋故事中的民族交融
清代曾有旅蒙商不许与蒙古百姓相嫁娶的禁令，而且旅蒙商号号规也规定商人不得在蒙古地区置业、娶蒙古族妻子。

但族际间通婚之事时有发生，由此生发的爱情婚姻故事也加以流传，并被赋予传奇色彩。

旅蒙商人的足迹踏遍塞外东西两侧，他们中有的迎娶蒙古族、俄罗斯女子，有的向西行至新疆带回来新疆女子。

传说大盛魁创始人王相卿在乌里雅苏台时，因救治了病重的蒙古王公的女儿而被招为婿，从此打开了当地市场，带领大盛魁一步步走向极盛。

归化城曹家的驼夫于万金在新疆与漂亮的维吾尔姑娘结亲，数年后夫妇二人返乡，但他们的返乡之旅充满艰险，多次遭劫，带着剩下的一口破锅和一个风箱回到归化并长居于此生儿育女。

牛允宽是来自山西汾阳的一位传奇旅蒙商，他徒步出国经商，几乎走遍俄罗斯各地，成就了一番皮毛贸易大业，他迎娶了俄罗斯少女梁丽雅，并育有二子，晚年回国在天津继续经营皮毛业[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