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垂袖与出袖形制的演变看东西方服饰文化交流

从垂袖与出袖形制的演变看东西方服饰文化交流
作者：***
来源：《丝绸》2024年第04期
Exchange of costume culture between East and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of pendent sleeves and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北京 100029）
摘要：服装出袖形制在古代欧亚跨时代跨地域流行与传播，其源头可追溯到具有垂袖形制特征的古波斯服装“康提斯”（Kandys），文章以整体观的视角探讨垂袖康提斯与出袖形制的演变。

研究表明：1）出袖形制继承了康提斯垂袖符号，同时袖制采用开缝结构，是中世纪西方服装结构的变革，体现了伊斯兰、萨珊波斯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多元文化的交融； 2）垂袖与出袖形制长时段的流行与传播，凸显出形制所蕴含的“流行性”“仪式性”和“荣耀性”等多重文化特征；3）垂袖与出袖形制持续的演变是由一系列跨时代跨地域文明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局势史”和“事件史”共同构成，长时段、局势和事件共同推动了服装形制的演变及服饰文化的东西双向动态交流与传播。

关键词：出袖；垂袖；服装；元代；康提斯；长时段
中图分类号：TS941.12；K892.2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17003（2024）04012809
DOI：10.3969j.issn.1001-7003.2024.04.015
收稿日期：20230714;
修回日期：20240313
基金项目：北京服装学院“服装学”新兴交叉学科平台建设项目
（11000024T00000307387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首都服饰文化与服装产业研究基地支持项目（JD2019-02）
作者简介：李娟娟（1979），女，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服饰史及服饰文化相关的研究。

“出袖”是指服装的两袖袖腋下开缝并不缝合，即服装结构中的“破缝”，开缝的位置在正肩腋下至肩肘部位，手臂可从缝间穿出，虚出的两袖悬垂于肩后或反悬系于背后。

此形制从公元中世纪至19世纪在欧亚广袤区域流行，见于出土实物及图像人物服装形象，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这一袖制形象的历史延续性引起学者关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学者是德国考古学家艾尔夫丽德·克瑙尔（Elfriede R. Knauer，1926—2010年），克瑙尔观察到这一形制跨时代跨地域的历史延续性，指出其与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波斯服装“康提斯”（Kandys）垂袖披风之间有关联［1］。

康提斯垂袖披风是指服装披在肩上，从视觉上看，两袖并不穿着，而是悬垂于肩后，与服装出袖形制相比较，在穿着外观上具有共同的特征，均是两袖悬垂于肩后，但两者在服装袖制结构上却有着区别。

克瑙尔将出袖结构与西方古典时期的希腊服装腋下开缝及埃及科普特（Coptic）纺织品中出现的人物服装腋下开缝形象建立联系［2］。

研究古罗马军事服装的学者则认为中世纪拜占庭出袖形制的源头为古波斯服装康提斯［3］。

但已有的研究并未将视野扩展到此服装形制向东方的传播，也未将蒙元这一历史时期出袖“海青衣”形制形象纳入其视域范围，对垂袖康提斯及出袖形制持续的“生命力”所体现的服饰文化及其交流与传播的特点仍未有宏观的梳理。

由此，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厘清康提斯垂袖披风及出袖形制服装的图像形象及实物，并辅以文献，试以整体观研究视角探讨垂袖与出袖形制源流，分析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服装形制所蕴含的服饰文化交流与传播特点。

1 出袖形制形象
“出袖”一词见于南宋诗人郑思肖（1241—1318年）的《心史·大义略叙》，其中说到：“鞑主剃三搭辫发，顶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为至礼，其衣于前臂肩间开缝，却于缝间出内两手衣裳袖，然后虚出海青两袖，反双悬纽背缝间，俨如四臂。

谀虏者妄谓郎主为‘天蓬后身’。

衣曰‘海青者’，海东青，本鸟鸣，取其鸟飞迅速之意，曰‘海青使臣’之意亦然。

”［4］郑氏所说
的出袖即服装肩间或肩肘下部开缝的形制，此说的“鞑主”“虏者”及“郎主”为南宋人对鞑靼蒙古人不同的称呼，“衣曰‘海青者’”即为后世所称元代的“海青衣”，为蒙古人的一种服装形制。

南宋陈元靓撰《事林广记》记“海青”为“鞑衫”一种。

宋元之际通俗读物《碎金》则记载“出袖”为男服的一种袖制。

服装出袖形制形象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御衣局使刘贯道所作的《元世祖出猎图》，如图1所示。

据画末所附题记可知，此画创作完成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即元世祖忽必烈在位之时，忽必烈周围四人均身着出袖形制的海青衣。

海青衣实物见于中国丝绸博物馆藏“元代菱地飞鸟纹绫海青衣”，如图2所示。

此袍服右衽交領、窄袖宽摆，肩肘腋下开缝，前后衣片可见中缝，后背有一纽扣，当手臂从腋下开缝伸出后，虚出的双袖可反转，用纽扣固定悬于背间，与郑氏所述相符［5］。

自14世纪以来，服装出袖形制也频繁见于西亚及欧洲人物图像及实物服装样式。

图3为波斯史诗《列王记》（Shahnameh）插图“亚历山大与预言树”，亚历山大大帝身着象征王权身份和地位的荣耀服，服装为出袖形制，破缝的部位在肩肘下部，西亚波斯细密画中多次出现服装出袖形制形象。

图4为托普卡比萨雷博物馆（Topkapi Palace Museum）馆藏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三世的卡夫坦正面，开缝位置在正肩下部与前胸之间的位置，手臂可从缝间伸出，狭窄的两袖袖长及地并无实用价值，此博物馆馆藏多件此类出袖形制的苏丹服装［6］。

欧洲的王室贵族同样身着出袖形制的服装样式，图5为波兰塔尔诺地区博物馆（Tarnow District Museum）馆藏卢森尼亚贵族罗曼·费多罗维奇·桑古斯科的肖像画，桑古斯科内穿“祖潘”（Zupan），外穿红色天鹅绒质地、具有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传统服装形制特征的“孔塔奇”（Kontusz）外套。

孔塔奇两袖开缝的位置与图4形制相似，手臂从开缝伸出，装饰性的两袖及地并无实用意义，为象征贵族身份地位的“符号”［7］。

形象同样出现在西班牙勃艮第黄金时代，受奥斯曼帝国王室服装的影响，出袖形制成为西班牙宫廷时尚，如图6、图7所示为西班牙王后和公主的画像，其服装袖制均采用出袖的结构样式，于肘间开缝，垂袖为装饰物。

此出袖形制同样见于俄国“波雅尔”（Boyar）贵族服装样式。

综上，从地中海沿岸、西亚到东方及草原民族，此形制跨时代跨地域流行与传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2 出袖形制溯源
从视觉上看，服装出袖形制与波斯康提斯垂袖形制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垂于肩后的两袖。

身着康提斯，两袖并不穿着而是悬垂于肩后，形似披风披挂在肩上，对康提斯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匈牙利裔加拿大考古学家维罗妮卡·格维尔斯（Veronika Gervers，1939—1979年），格维尔斯在其文章《一件欧洲牧民的披风》（A nomadic mantle in Europe）中追溯匈牙利民族服装“祖尔”（Szür）（图8，美国匈牙利博物馆馆藏）的源流，认为祖尔垂袖外套源于古波斯服装康提斯。

出土实物及图像人物服装样式显示，康提斯垂袖形制同样在古代欧亚广袤区域跨时代跨地域流行与传播。

2.1 康提斯名称与由来
康提斯“Kandys”词汇可能源于伊朗语，首先出现在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5354年）著作中对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Persian）服装的描述，色诺
芬在其著作《远征记》（Anabasis）第一部书第五章第八条记载，小居鲁士（Cyrus younger）的随行人员中，波斯的贵族穿着紫色的披风康提斯，在其另一著作《居鲁士的教育》第一卷（Cyropaedia，Volumes I）第一章中描述了波斯王居鲁士（Cyrus）的衣着，居鲁士穿着米底人的服装，一件紫色的丘尼克和一件披风康提斯。

此书第二卷中，色诺芬多次描写波斯人对米底人披风的推崇，采用米底人服装，在第六章中他描述了居鲁士的服装：“他骑在马上……戴着提拉亚冠帽（Tiara），身穿一件紫色的丘尼克……紅色染料染成的裤子，披风康提斯全为紫色。

”“骑士们穿着康提斯服装，仅当受国王检阅的时候，他们将手臂放进袖子里。

”康提斯袖口缝合，将手臂放进袖子里，作用是保护国王免受伤害，同样的场景在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中也有描述。

康提斯最初是米底人（Medes）的服装，由米底人将康提斯形制带到伊朗高原，为波斯人所推崇，成为波斯人服装。

其特征是一件毛制的披风，在脖颈处用带子固定，两只袖子悬垂在肩部，常以皮毛缘饰。

其形制形象可追溯到位于伊朗法尔斯省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波斯波利斯阿帕丹东阶石刻上的米底人服装（公元前550—前330年），如图9所示为米底贵族形象及米底人向波斯人进献服装的场景。

由图9（a）可见，从左至右第一位米底贵族身穿康提斯垂袖披风，披风的面料极可能是毛制，袖子下垂，袖口似缝合，他的左手似摆弄着领口的带子。

图9（b）是米底人进献的一套服装，第一件为康提斯垂袖披风，袖口似缝合，第二件为丘尼克，第三件为裤装，一套服装可能用于仪式重要场合。

其形制图像可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如图10（a）为位于伊朗西阿塞拜疆省苏督兹山谷的哈桑卢丘遗址出土金杯侧面人物。

在苏督兹山谷居住着公元前10世纪—前7世纪伊朗古老的民族曼努亚人（Mannaeans），此图像为具有亚述（Assyrian）艺术元素的金杯杯侧宗教场景之一。

由图10（b）可见，此人身穿披风肩部悬垂的袖子，此遗址出土一铜器侧面站立的人物服装同样可见康提斯垂袖形象。

2.2 康提斯文化内涵
公元前558年，居鲁士二世（Cyrus II）成为波斯之王，此时近东有四个强国，即米底、吕底亚、巴比伦和埃及。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征服米底王国，并改用米底王的称号：“大王，王中之王，大地之王。

”至此波斯（公元前550—前330年）进入了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8］。

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前，波斯康提斯作为王者、贵族、宗教祭司和圣人服装在波斯帝国系统及丝绸之路传播，凸显形制所蕴含的“仪式性” 和“荣耀性”文化特征。

在古代波斯，服装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功能，康提斯服装是荣耀服，身着康提斯代表着一种荣耀，体现穿戴者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康提斯也为举行宗教的仪式服，这是米底人和波斯人共同的遗产，波斯不仅采用了米底人的服装，而且波斯人的宗教仪式也由米底的宗教人士主持，而两族的宗教人士都是穆护（也称“麻葛”）［9］。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祭司穆护穿着康提斯举行祭祀仪式，显示出祭司拥有至上的荣耀。

康提斯也用作外交场合，若被赐
予康提斯，受赐者享受着荣耀的礼遇，受波斯王室的保护，被赐者接受服装，表示对于授赐者政权的从属关系。

这样一种借由服装体现出的政治文化对欧亚广袤区域有着深远的影响［10］。

图11左侧列图像显示，康提斯垂袖形象出现在王者、祭司、水神阿娜希塔（Anahita）所穿服装及君权神授仪式场景，这一作为仪式服和荣耀服的服装垂袖文化符号在波斯帝国体系传承。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崛起，穆斯林王子改用含有波斯或阿拉伯文字的“提拉兹”（Tiraz）纹样作为荣耀身份的象征，兴起了公元7—13世纪提拉兹纹样的流行浪潮［11］。

但是康提斯两袖悬垂于肩后的形象依然延续着，逐渐成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艺术表达形式在丝绸之路传播，在历史图像中极具辨识度，并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为不同民族和身份的人们所使用。

2.3 康提斯的传播
人口迁徙和商贸活动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作为文化载体的服装也是一种语言，能直观地反映出穿戴者的政治信仰、身份地位、生活方式及审美心理，在古代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及人口的移动，波斯服饰文化持续地沿着不同路径进行传播，康提斯从而被赋予多重文化特征。

2.3.1 经由丝绸之路传播
从外观来看，具有辨识度的服饰元素往往容易为不同的民族所接受和适应。

康提斯即是如此，独具“个性”的两条悬垂的袖子在丝路流行，其所具有的“荣耀性”和“仪式性”文化内涵符合当时代人们借由服装形制表达其对政治、宗教文化及身份的诉求。

康提斯向东的传播，古代西域是其传播主要的通道，丝绸之路同时是商贸之路，而粟特人是其传播的媒介之一。

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使者，以经商著称，从公元3—10世纪，大批粟特人经由西域进入中国，粟特人从人种上来说，属于伊朗系统，粟特首领入华后，在中原担任萨保职官［12］，如图11右侧列图像所示，安伽墓、史君墓及康业墓墓主人均是入华粟特人，其墓棺壁画显示，安伽墓和史君墓女主人身着有着垂袖特征的披袍。

中原墓葬壁画人物身着垂袖披袍的形象并不多见，在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出现则有其特殊的表达涵义，垂袖披袍形象的出现是异域文化的象征，这一表现形式易被研究者忽视，尽管粟特人石棺画上女主人内穿汉式服装，但外穿的垂袖披袍形象却带有波斯文化的特征，存续着对民族的记忆。

以撒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康国是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较其他粟特墓葬相比，可见康业墓石棺壁画墓主人康业身着康提斯披袍，更加反映出入华粟特人康业借由服装表达其民族记忆及文化信仰。

由上，形制则被赋予“民族性”文化特征。

综上，从地中海沿岸、西亚到东方及草原民族，此形制跨时代跨地域流行与传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2 出袖形制溯源
从视觉上看，服装出袖形制与波斯康提斯垂袖形制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垂于肩后的两袖。

身着康提斯，两袖并不穿着而是悬垂于肩后，形似披风披挂在肩上，对康提斯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匈牙利裔加拿大考古学家维罗妮卡·格维尔斯（Veronika Gervers，1939—1979年），格维尔斯在其文章《一件欧洲牧民的披风》（A nomadic mantle in Europe）中追溯匈牙利民族服装“祖尔”（Szür）（图8，美国匈牙利博物馆馆藏）的源流，认为祖尔垂袖外套源于古波斯服装康提斯。

出土实物及图像人物服装样式显示，康提斯垂袖形制同样在古代欧亚广袤区域跨时代跨地域流行与传播。

2.1 康提斯名称与由来
康提斯“Kandys”词汇可能源于伊朗语，首先出现在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5354年）著作中对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Persian）服装的描述，色诺
芬在其著作《远征记》（Anabasis）第一部书第五章第八条记载，小居鲁士（Cyrus younger）的随行人员中，波斯的贵族穿着紫色的披风康提斯，在其另一著作《居鲁士的教育》第一卷（Cyropaedia，Volumes I）第一章中描述了波斯王居鲁士（Cyrus）的衣着，居鲁士穿着米底人的服装，一件紫色的丘尼克和一件披风康提斯。

此书第二卷中，色诺芬多次描写波斯人对米底人披风的推崇，采用米底人服装，在第六章中他描述了居鲁士的服装：“他骑在马上……戴着提拉亚冠帽（Tiara），身穿一件紫色的丘尼克……红色染料染成的裤子，披风康提斯全为紫色。

”“骑士们穿着康提斯服装，仅当受国王检阅的时候，他们将手臂放进袖子里。

”康提斯袖口缝合，将手臂放进袖子里，作用是保护国王免受伤害，同样的场景在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中也有描述。

康提斯最初是米底人（Medes）的服装，由米底人将康提斯形制带到伊朗高原，为波斯人所推崇，成为波斯人服装。

其特征是一件毛制的披风，在脖颈处用带子固定，两只袖子悬垂在肩部，常以皮毛缘饰。

其形制形象可追溯到位于伊朗法尔斯省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波斯波利斯阿帕丹東阶石刻上的米底人服装（公元前550—前330年），如图9所示为米底贵族形象及米底人向波斯人进献服装的场景。

由图9（a）可见，从左至右第一位米底贵族身穿康提斯垂袖披风，披风的面料极可能是毛制，袖子下垂，袖口似缝合，他的左手似摆弄着领口的带子。

图9（b）是米底人进献的一套服装，第一件为康提斯垂袖披风，袖口似缝合，第二件为丘尼克，第三件为裤装，一套服装可能用于仪式重要场合。

其形制图像可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如图10（a）为位于伊朗西阿塞拜疆省苏督兹山谷的哈桑卢丘遗址出土金杯侧面人物。

在苏督兹山谷居住着公元前10世纪—前7世纪伊朗古老的民族曼努亚人（Mannaeans），此图像为具有亚述（Assyrian）艺术元素的金杯杯侧宗教场景之一。

由图10（b）可见，此人身穿披风肩部悬垂的袖子，此遗址出土一铜器侧面站立的人物服装同样可见康提斯垂袖形象。

2.2 康提斯文化内涵
公元前558年，居鲁士二世（Cyrus II）成为波斯之王，此时近东有四个强国，即米底、吕底亚、巴比伦和埃及。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征服米底王国，并改用米底王的称号：“大王，王中之王，大地之王。

”至此波斯（公元前550—前330年）进入了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8］。

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前，波斯康提斯作为王者、贵族、宗教祭司和圣人服装在波斯帝国系统及丝绸之路传播，凸显形制所蕴含的“仪式性” 和“荣耀性”文化特征。

在古代波斯，服装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功能，康提斯服装是荣耀服，身着康提斯代表着一种荣耀，体现穿戴者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康提斯也为举行宗教的仪式服，这是米底人和波斯人共同的遗产，波斯不仅采用了米底人的服装，而且波斯人的宗教仪式也由米底的宗教人士主持，而两族的宗教人士都是穆护（也称“麻葛”）［9］。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祭司穆护穿着康提斯举行祭祀仪式，显示出祭司拥有至上的荣耀。

康提斯也用作外交场合，若被赐予康提斯，受赐者享受着荣耀的礼遇，受波斯王室的保护，被赐者接受服装，表示对于授赐者政权的从属关系。

这样一种借由服装体现出的政治文化对欧亚广袤区域有着深远的影响［10］。

图11左侧列图像显示，康提斯垂袖形象出现在王者、祭司、水神阿娜希塔（Anahita）所穿服装及君权神授仪式场景，这一作为仪式服和荣耀服的服装垂袖文化符号在波斯帝国体系传承。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崛起，穆斯林王子改用含有波斯或阿拉伯文字的“提拉兹”（Tiraz）纹样作为荣耀身份的象征，兴起了公元7—13世纪提拉兹纹样的流行浪潮［11］。

但是康提斯两袖悬垂于肩后的形象依然延续着，逐渐成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艺术表达形式在丝绸之路传播，在历史图像中极具辨识度，并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为不同民族和身份的人们所使用。

2.3 康提斯的传播
人口迁徙和商贸活动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作为文化载体的服装也是一种语言，能直观地反映出穿戴者的政治信仰、身份地位、生活方式及审美心理，在古代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及人口的移动，波斯服饰文化持续地沿着不同路径进行传播，康提斯从而被赋予多重文化特征。

2.3.1 经由丝绸之路传播
从外观来看，具有辨识度的服饰元素往往容易为不同的民族所接受和适应。

康提斯即是如此，独具“个性”的两条悬垂的袖子在丝路流行，其所具有的“荣耀性”和“仪式性”文化内涵符合当时代人们借由服装形制表达其对政治、宗教文化及身份的诉求。

康提斯向东的传播，古代西域是其传播主要的通道，丝绸之路同时是商贸之路，而粟特人是其传播的媒介之一。

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使者，以经商著称，从公元3—10世纪，大批粟特人经由西域进入中国，粟特人从人种上来说，属于伊朗系统，粟特首领入华后，在中原担任萨保职官［12］，如图11右侧列图像所示，安伽墓、史君墓及康业墓墓主人均是入华粟特人，其墓棺壁画显示，安伽墓和史君墓女主人身着有着垂袖特征的披袍。

中原墓葬壁画人物身着垂袖披袍的形象并不多见，在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出现则有其特殊的表达涵义，垂袖披袍形象的出现是异域文化的象
征，这一表现形式易被研究者忽视，尽管粟特人石棺画上女主人内穿汉式服装，但外穿的垂袖披袍形象却带有波斯文化的特征，存续着对民族的记忆。

以撒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康国是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较其他粟特墓葬相比，可见康业墓石棺壁画墓主人康业身着康提斯披袍，更加反映出入华粟特人康业借由服装表达其民族记忆及文化信仰。

由上，形制则被赋予“民族性”文化特征。

综上，从地中海沿岸、西亚到东方及草原民族，此形制跨时代跨地域流行与传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2 出袖形制溯源
从视觉上看，服装出袖形制与波斯康提斯垂袖形制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垂于肩后的两袖。

身着康提斯，两袖并不穿着而是悬垂于肩后，形似披风披挂在肩上，对康提斯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匈牙利裔加拿大考古学家维罗妮卡·格维尔斯（Veronika Gervers，1939—1979年），格维尔斯在其文章《一件欧洲牧民的披风》（A nomadic mantle in Europe）中追溯匈牙利民族服装“祖尔”（Szür）（图8，美国匈牙利博物馆馆藏）的源流，认为祖尔垂袖外套源于古波斯服装康提斯。

出土实物及图像人物服装样式显示，康提斯垂袖形制同样在古代欧亚广袤区域跨时代跨地域流行与传播。

2.1 康提斯名称与由来
康提斯“Kandys”词汇可能源于伊朗语，首先出现在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5354年）著作中对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Persian）服装的描述，色诺
芬在其著作《远征记》（Anabasis）第一部书第五章第八条记载，小居鲁士（Cyrus younger）的随行人员中，波斯的贵族穿着紫色的披风康提斯，在其另一著作《居鲁士的教育》第一卷（Cyropaedia，Volumes I）第一章中描述了波斯王居鲁士（Cyrus）的衣着，居鲁士穿着米底人的服装，一件紫色的丘尼克和一件披风康提斯。

此书第二卷中，色诺芬多次描写波斯人对米底人披风的推崇，采用米底人服装，在第六章中他描述了居鲁士的服装：“他骑在马上……戴着提拉亚冠帽（Tiara），身穿一件紫色的丘尼克……红色染料染成的裤子，披风康提斯全为紫色。

”“骑士们穿着康提斯服装，仅当受国王检阅的时候，他们将手臂放进袖子里。

”康提斯袖口缝合，将手臂放进袖子里，作用是保护国王免受伤害，同样的场景在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中也有描述。

康提斯最初是米底人（Medes）的服装，由米底人将康提斯形制带到伊朗高原，为波斯人所推崇，成为波斯人服装。

其特征是一件毛制的披风，在脖颈处用带子固定，两只袖子悬垂在肩部，常以皮毛缘饰。

其形制形象可追溯到位于伊朗法尔斯省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波斯波利斯阿帕丹东阶石刻上的米底人服装（公元前550—前330年），如图9所示为米底贵族形象及米底人向波斯人进献服装的场景。

由图9（a）可见，从左至右第一位米底贵族身穿康提斯垂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