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折不弯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宁折不弯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
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
曾有人讲过的。

”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下面是本人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所长的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

”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
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陈寅恪当年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带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

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
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陈寅恪坚决拒绝了所长
一职。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他当然明白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倔强秉性所在。

1954年1月郭沫若再次写信邀请陈寅恪，可是在陈
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毅然予以拒绝。

祖父右铭公于1895年秋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此时全家已由武昌迁回长沙，在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拍摄的6岁的陈寅恪(右一)和兄弟姐妹们合影
拒改一词书竟没能出版
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不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

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著作。

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在意，特别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个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做任何改动，哪怕是一个标点。

1956年，陈寅恪搜集自己往年的论文，编就《金明
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学生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

相关编辑阅读后，认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损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

但陈寅恪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

双方都不肯让步，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

被学生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愤别讲坛
1958年，文化界开展了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
指责陈寅恪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

中山大学历史系更是召开针对陈寅恪的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大会，接着有学生
发表文章，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观点，说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陈寅恪没想到自己在讲坛上耕耘了32年，却被看不
懂他的论著和论文的学生扣上“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

更有甚者竟然不顾事实，在大字报中说他在教学中“贻误青年”。

陈寅恪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对此大为愤慨，同时也为“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被粗暴践踏而痛心疾首，他让夫人抄下大字报的内容、作者名字，作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并毅然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是退休，搬出学校到外面住。

陈寅恪的强烈抗议，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

后来校长许崇清、副校长陈序经等人多次登门拜访，表示对他的尊重，并再三挽留;相关人员也在党内受到批评，做了检查，并登门
向他道歉，他才勉强收回退休的要求和同意不搬出学校，但仍坚持“不再上课”。

1959年，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专业研究生，请陈寅恪做导师，他感到学术不自由而加以拒绝，夫人以及助手黄萱多次劝他复课，也被拒绝。

自此，陈寅恪离开了自己深爱的讲坛。

陈寅恪故居，位于广州市新港西路中山大学校区内东北区309号2楼。

此楼楼高两层，为美国麻金墨夫人为纪念其丈夫于1911年所捐健，故名“麻金墨屋”，原是岭南大学附
属中学校长葛佩之住宅，其后王季思、杨国荣、容庚、商承祚等知名教授也曾在此居住过。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寅恪教授一直居于此楼的二楼。

康生吃了闭门羹
陈寅恪脾气倔，倔得近乎“狂妄”。

系里组织拜年，
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

即使是像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名流政要，也需先征得其同意方可，而且不管来头多大，他不想见的坚决不见，毫无商量的余地，其中最惨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康生。

1962年康生南下广州来到中山大学，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陈寅恪以生病为由，称不便接待。

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甚至还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娱。

吃了闭门羹的康生心中自然不快，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所著《论再生缘》时，康生简单几句话就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

陈寅恪因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不屈的交代：动乱岁月实话实说
坚持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从1966年冬开始，多次被迫进行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

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则充分显示了其心态与风骨。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陈寅恪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支撑着早已平静等待死亡的病残之躯，度过这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的日子。

1969年10月7日，备受折磨的陈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凄然逝世。

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寅恪早已深有觉察，他曾赋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自恃，但他的倔，并非恃才、矫情，而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是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的表达。

国学大师陈寅恪。